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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於1776年的美國，從一開始就具備資本冒險精神，這受益於荷蘭“鬱金香泡沫”背後的可貴的商業氣質和商業文化——荷蘭人和歐洲人將他們的商業精神帶到了紐約：一個最初名叫新阿姆斯特丹的城市，這個名字再清楚不過地喻示，在新大陸的各個殖民地中，紐約最好地繼承了荷蘭人的商業精神，包括他們的投機文化。
戈登在《偉大的博弈》一書中如此直言不諱地寫道：
“至今仍滲透在紐約大街小巷每一個角落的商業精神或許是推動紐約成長為世界大都市和金融中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英國和英國人的精神和思想更是深深地影響了美國——受惠於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一個組建於1707年的聯合王國，再加上《大憲章》的力量，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化國家，建立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當時的法國和德國還尚停留於封建家族企業。
在美國建國的同一年，蘇格蘭人的亞當·斯密，一位道德哲學教授，深深植根於他對當時英國社會經濟狀況的觀察，出版了他的鉅著《國富論》——這是人類歷史上一部開創性的系統的經濟學研究著作。
更準確的說，與那個時代的許多思想家一樣，作為道德哲學教授的亞當·斯密對於經濟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事實上，經濟學在其形成初期本就是道德哲學的一個分支。1776年，亞當·斯密結束了在歐洲大陸的三年遊歷，回到蘇格蘭開始潛心寫作論述國家財富起源的鉅著《國富論》。《國富論》一出版便備受推崇，也令亞當·斯密名聲大噪。在這本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的著作中，亞當·斯密系統地闡發了自己的經濟學思想，他反對當時流行的重商主義觀點，主張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反對政府的經濟干預。
正如戈登說，“作為一個新生國家，美國沒有那些古老社會里難以消除的特權對生產力的束縛”，“亞當·斯密的偉大著作也為政府不干預經濟的理念提供了哲學基礎，從而使得美國的經濟和美國主要的資本市場（華爾街）的發展受益於政客們最小程度的干預”。而1787年的美國製憲大會，使得美國有機會成為一個巨大的共同市場。
不僅僅如此。美國和美國人還懂得如何在重複性博弈中獲取多方的利益，而非零和博弈，就如同當初的英國和英國人做的那樣——許小年教授在題為《為什麼英格蘭會成為第一個現代化國家？》一文中就指出：“工業革命的產權靠憲政民主制度來保護，這個世界上不存在仁慈的君主，只有在多元力量形成平衡之後，建立起遊戲規則，靠這些制度來保護產權。所以，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化國家。”而紐約和華爾街金融帝國的歷史本身，就是波瀾壯闊的博弈史。
儘管18世紀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良莠不齊、泥沙俱下的時代。但在這個時期，有限責任制度——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石得以奠定，美國各州通過了普通公司法，帶動了新一輪的經濟增長。
這一切得益於那個時期“美國共識”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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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中不僅有賴於那些勇敢吃螃蟹的實幹者們，而且也有賴於思想家們的碰撞和探討。正如18世紀英國的那些偉大的思想家們一樣，當他們面對資本冒險精神和商業精神與文化開始興起的時候。
從“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到“蘇格蘭常識學派”，從大衛·休謨到詹姆斯·穆勒父子，他們的思想成果不僅播及英格蘭及歐洲大陸，並深刻影響了大洋彼岸尋求獨立的美國。蘇格蘭文化之勃興，正值英國的“日不落時代”，源自蘇格蘭的智慧也匯入英國文化之主流，隨之走向世界。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人類歷史的洪流中，對於“常識”的宣揚和思想哲學的堅守，猶如一盞明燈一樣，照耀著人類的前行。準確的說，更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啟蒙”，這種“啟蒙”遠非表面上的現象所定義的，而是努力探究現象背後的思想邏輯以及由現象所引發的人類思考。越是狂熱的時候，越需要常識。這有利於“秩序”和“文明”的推進。這是英美國家的思想家們給人類的貢獻。
一個永不磨滅的歷史光輝是這樣的：1740年至1800年期間，蘇格蘭的啟蒙思想家們主要集中在愛丁堡、格拉斯哥和阿伯丁的大學裡，他們組織了各式各樣的社團、學會、俱樂部，如擇優學會、文學學會、政治經濟俱樂部等，彼此之間交流緊密，思想激辯不斷。
以弗朗西斯·哈奇森、大衛·休謨、亞當·斯密、托馬斯·裡德和亞當·弗格森為代表的蘇格蘭思想家群體，為現代社會思想的奠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這讓蘇格蘭發生了巨大文明進步，同時影響了整個英國、美國和整個世界。
此後的19世紀、20世紀…思想家們的力量在人類每一次的工業革命和技術進步的時候，不僅從沒有缺席，而且還大放異彩。他們的思想，在人類的世界秩序構建中，起到了難以估量的偉大作用。而這正是人類的偉大貢獻。
18世紀60年代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首先使用蒸汽機，人們從此可以通過藉助機器的力量，指數級的提高了人在單位時間內的效率，而財富就因為工業革命帶來的新技術紅利，重新分配在首先使用蒸汽機的國家，英國從一個島國逐漸成為統領全球的日不落帝國，成為世界的霸主。
之後的第二次工業革命，讓美國站到世界舞臺的新中央。到了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革命加速了世界經濟一體化。
互聯網技術，帶來的是信息的無邊界化，降低信息的不對稱性。同時也加速了中美之間的競合速度。始於西方的全球化，實際上出現了失衡。
於是，整個世界處於新舊秩序的交替之間：舊秩序的根基正在發生著搖晃，而新秩序的建構處於不斷的量變之中。“穩定的世界體系正變得岌岌可危。”《第七感》的著者雷默如此憂心忡忡。在他看來，“二戰”以後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正在受到衝擊。
雷默在他的《第七感》一書中這樣寫道：
幾百年前，啟蒙運動和科學革命的力量動搖了舊秩序的根據。自由、解放思想、科學、民主和資本主義這些強大的理念層層遞進，相互促進。它們像潮汐一樣，衝擊著王國體制和歐洲的信仰，在革命、創新、毀滅與創造的過程中終結了一個時代，並開始書寫人類歷史的新篇章。這些力量造就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現代社會：火車串聯起新的市場，科學將生命延長了兩倍，民主解放了政治。在這無法抵抗的壓力面前，鴻溝產生了，世界一分為二。一邊是現代經濟學家稱之為“收斂俱樂部”的國家和民族。他們熟練運用時代工具並將其改良，使國家工業化、民主化、科學且富有。他們將國王和封建君主的時代、鍊金術士和大祭司的時代拋諸身後。而世界的另一邊則是“趨異俱樂部”。這些國家錯過了本質轉變之機，陷入困境。陳舊的觀念、無用的權力習慣、無法逃避的歷史——種種桎梏使他們無法完成突變達到更高級別的新平衡。對於中國、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和非洲而言，真正完成現代化的飛躍是相當困難的。時至今日，他們仍在艱難前行，意欲趕上。
中世紀以後的數百年間，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給我們的世界帶來了重大變革。今天，我們處於又一次變革的初始階段，這次變革有可能比上一次更要影響深遠。
……隨之而來的便是革新性的融合——這完美地詮釋了今天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場變革的精髓……不斷拓展且密佈的網絡可以被影射，當所有網絡彙集到一起時，就形成了“網絡力量”。…網絡力量的詞義更廣，它代表著一種潛在的全面掌控，是人類歷史上的新生事物，將幾十億相互連接的人和幾百億相互連接的傳感器、機器包含其中......級聯效應、急速蔓延效應和交互作用在網絡上隨處可見，在種種效應的碰撞中產生了意想不到的革新，如遺傳學與數據庫的結合、恐怖主義和移動訊息傳輸的交織。
雷默說，研究網絡的科學家將這種改變成為“爆炸滲流”，即系統邁向連接的臨界點時，其本質發生的瞬間轉變，就像前一刻是還可以喝的水，下一刻就結成了冰。
“未來，我們在安全、金融、政治領域面臨的正是這種相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正在進入的時代將不同於即將逝去的時代，正如啟蒙運動時代不同於中世紀一樣。” 雷默如此直言道。
疫情之下的世界，其實就處於相變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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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務實的，並且為此不遺餘力。就像“二戰”結束前後的“美國人如正午的陽光，光輝燦爛，而英國人則夕陽西下，後面拖著長長的背影”。美國借用佈雷頓森林體系，讓英國人體面地讓出首席。
按照《圖書金融史》的作者李弘的說法是，從伊麗莎白一世女王到威靈頓公爵，英國人當年可是威風凜凜，把老牌帝國打翻在海洋，奪取了天下霸權。可美國人，這個“二戰”中與自己同一個戰壕的戰友，僅僅用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華爾街，甚至一張美元，就輕而易舉地得到霸權。當時的凱恩斯心裡其實很明白，英國哪裡還有實力與美國討價還價。強權易位這件事，已是冰凍三角非一日之寒。
這個世界上，本就沒有所謂的仁慈國家。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美國也是如此。在過去的數十年曆史中，美國在與世界的合作與對抗中，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打出各種牌。
第一次是“冷戰時期”。馬歇爾計劃是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期、五十年代初期實行的，大量的美元進入歐洲，以支持歐洲的復興。這個計劃不僅讓歐洲在廢墟上站了起來，而且也為美國打造了40年的冷戰格局。如果說這些大筆的美元能永遠留在美國門外，西方世界自然皆大歡喜。但隨手發生了美國外貿逆差增加的事實，歐洲人不想要美金了，先是幾個月的時間就吃掉了美國黃金儲備的5%，然後一年後又一大口吃掉了美國黃金儲備的10%。這還得了？美國急了，開始推出了一系列保護主義政策，用各種辦法封堵歐洲，包括沒收老百姓手裡的黃金。有金融學家觀點早就稱之為“這恐怕比今天公眾所能接受的任何貨幣管制都不講理。”
即使美國如此，也沒有辦法繼續按照佈雷頓森林體系來履行承諾了。於是，佈雷頓森林體系有名無實了，美元不再與黃金掛鉤。因為，由於美國經濟惡化，美元貶值，無法維持1盎司黃金=20美元的官價，而美元貶值，很多國家就用美元去美國換黃金，導致美國的黃金儲備減少，而美元發行以黃金儲備為基礎，少了黃金儲備，美元就少，所以，美國只能是放棄美元與黃金掛鉤，而佈雷頓森林體系自然解體。
當時一位耶魯大學的國際貿易專家，把美國蠻橫無理的貶值視為對人民的犯罪、對友邦的犯罪，竟主張以刑事罪起訴美國。
很顯然，歐洲被玩了。但聰明的歐洲人，一方面看著貶值的美元，一方面根據自身的實際利益與美國討價還價。儘管美國不講承諾，但畢竟是世界“老大”，同時當時整個世界正處於東西方陣營的較量之中。
第二次則是上世紀80年代。1985年美英法德與日本簽署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廣場協議》，之後日元被動大幅升值，日本國內股市房市吹起了泡沫，海外資產相比之下全都成了便宜貨。按照資深金融專業人士李弘的說法是，“購買美國”的資本流入，幫助這個世界第一強國平衡了貿易項下的逆差，彌補了財政赤字，也為日本的熱錢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大賺的機遇。這應該是二戰後日本人最揚眉吐氣的日子。但很快日本的好日子不再，陷入了失落的10年。於是，日本有些人抱怨說，自己是上了美國的當，民粹的美國人絕不會讓資產被日本人買走。
類似的例子還有南美的阿根廷。上世紀八九年代，美國通過資本流入第三世界國家，而產生了華盛頓共識。阿根廷每年都能從國際市場得到幾十億美元的外資。但1998年資本突發退潮，這個國家也隨之吃夠了四年衰退的苦頭。
第三次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次危機，一個共識就是肇始於美國的過度消費與信貸擴展所引發的。而用中國人的錢去彌補美國的赤字，也成了全球化時代的資本異動。但美國卻對中國大加指責。實際上是，2003—2006年美國房地產市場呈現出畸形的繁榮，金融衍生產品大量產生，金融泡沫愈演愈烈，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資金鍊斷裂，銀行不斷破產，國際債務飆升，導致2008年美國以及全世界陷入自1929—1933年經濟大危機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世界經濟衰退，失業率高漲，社會動盪。而中國在08年金融危機時，出手“闊綽”，號稱四萬億，不僅“救了”全球市場，而且也為自己留下了“後遺症”。
根據劉尚希在其《大國財政》中的說法，08年金融危機差一點讓世界各國退回到“孤島”的時代。為了加強國際聯合應對這場空前嚴重的“金融海嘯”，美國政府還將原有的“二十國財政部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組織”（即二十國集團）的活動級別升格為“金融峰會”，積極推動在華盛頓、倫敦和匹茲堡舉行了三次“二十國集團金融峰會”，這些峰會的成果儘管有限，其實施效果更往往大打折扣，但對於穩定各國應對危機的信心、協調各國應對舉措，避免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面臨危機時各國以鄰為壑、競相轉嫁危機的悲劇，促使各國經濟企穩回升的作用仍值得充分肯定。
美國人的“務實精神”是一以貫之的。同時，美國人的“反抗”精神也是超級強悍的——這一點，水哥此前專門寫了一篇書評文章：《我反抗》，具體請見鏈接：《我反抗》。
或許，這亦是美國力量的真實源泉，同時也是創新湧動的本源。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科斯所說，思想要素的市場才是真正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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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發展到今天，因應2020伊始的新冠肺炎疫情而引發的世界時局的搖晃和不確定，美國顯然再次“出手”了。這一次，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要“兇猛”，甚至開始形成了新的“鐵幕”，國際形勢變化萬千，稍有差池，將萬劫不復。當然，這一次原因更加的複雜和多變。
美元貨幣大規模放水，流動性“氾濫”，現在潮水已經湧來。據說，美國投放貨幣可能會超過6萬億美元。按照某些專家的觀點稱，美元會成為一種“冥幣”，會用這種沒有信用和實物支撐的“冥幣”，收購世界的商品、資源、股權，增加和投放的鉅額美元的流動性，會成大發各國國難財的“收割機”。而防衝擊、防掠奪，則是中國當前面臨的一項非常嚴峻的任務。
全球化的浪潮遠不像人們說的那樣，讓投融資的兩方“共贏”——“你死我活”的場面，正在逼近，世界的時局將何去何從？
這一次，新的“美國共識”——一致“對付”中國，是否也已經形成了？而世界能否“去中國化”？！（可點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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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100本必讀好書筆記
本文作者：韋三水
圖片來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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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肅閱讀，讀懂中國Make A China Again
一個可能不討好人的公號這裡只與常識和讀知有關
韋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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