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生活所迫，1913年周恩來隨著伯父來到天津，考入南開學校，1917年畢業後，赴日本留學，到1919年再次回到天津。
而他和鄧穎超相識是在五四運動中，那年的周恩來21歲，而鄧穎超只有15歲，在五四運動的高潮中，他們倆有緣相見，彼此都有很好的印象，而在這場運動中，就是他們這批學生組織了“覺悟社”，因此兩人見面和接觸的次數也非常多，但是由於他倆都要做帶頭人，在整場運動中都沒有談戀愛，更談不上結婚，總的來說就是沒時間。
從1920年到1924年期間，周恩來赴法國勤工儉學，鄧穎超在北京和天津兩地從事教師工作，雖然身處異國他鄉，但這也阻擋不了倆人的談情說愛，他們一直保持著書信聯繫。
使倆人走到一起，不僅僅只是愛情，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倆有著共同的信仰。
在通信中，他們開始互相的增進了解，增進感情，重要的是倆人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那就是為共產主義奮鬥。
後來，鄧穎超回憶到這一段時間“通信”的接觸和了解，她說一開始並不太多在意周恩來信裡的語意，一直到周恩來把他對鄧穎超的要求明確的提出來，把友誼發展到相愛，這時她才開始在意，經過考慮，他們開始做了約定。
在1923年，倆人之間的關係和愛情已經不是一般的同志關係，或者說不是一般的朋友關係，而是真正的相愛關係，不過倆人在約定以後的通信中，主要還是以革命活動、彼此的學習和今後的事業為主要內容，在信中，根本找不出關於愛情方面的字眼。
1924年，周恩來奉黨的指示調回國後，一直在廣州忙工作，根本沒能抽時間到天津與鄧穎超相見，還好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周恩來遇見了中共北京區委委員高君宇，告知了他和鄧穎超的戀愛情況，並託高君宇給鄧穎超帶去書信。
後來高君宇從上海返回北京的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車，到鄧穎超任教的學校裡看望她，完成周恩來委託他的事情，也就是這一次高君宇給鄧穎超送信，他成了周恩來和鄧穎超之間的熱誠的“紅娘”。
之後鄧穎超南下廣州，途徑上海，在上海停留數日，在這期間，她應邀參加了上海各界婦女聯合會召開的第十次代表會議，並發表演說，她這次的演說為當時婦女運動指明瞭方向，極大地鼓舞了當地婦女運動的高漲。
1925年8月7日，鄧穎超抵達廣州，當時的廣州正處於革命的高潮，周恩來在總部指揮反對香港英國當局的省港大罷工，因此不能親自去接鄧穎超，於是派陳賡拿了一張鄧穎超幾年前的照片去碼頭接她，有意思的是陳賡並沒有接到鄧穎超，只得回去向周恩來道歉。
其實那時候的通訊實在不方便，鄧穎超根本不知道周恩來的安排，也就是不知道周恩來派了陳賡去接她，在她下船時，在人群中等了很久周恩來，但一直沒有出現，她只能照著之前周恩來給她的通訊地址，獨自去找他的住處。
1925年8月8日，分別了近五年的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廣州中共廣東區委所在地結婚，那時的他們沒有鋪張的婚禮，也沒有豐盛的宴席，從此，他們共同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相濡以沫、相愛始終。
我為什麼說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婚後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呢！
他們在婚後的生活是和諧的，也是幸福的，周恩來工作十分忙碌，鄧穎超對他的衣食起居倍加的關心，但也因為兩人分別要參加各種革命活動，因此兩地分居也是常事，在婚後不久，周恩來就重返前線，準備第二次東征，而鄧穎超也投入了廣州的婦女運動之中，因此倆人說話和見面的機會很少，或者說那段時間沒有機會見面。
從參加革命到新中國成立之後，周恩來基本是屬於國家，屬於民族和人民的，極少是屬於個人的，在整個戰爭年代，倆人的夫妻生活非常少，因為倆人都毫無保留的將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的工作更加忙，可以說是毫無規律可言，吃飯和睡覺的時間也更少，相反鄧穎超基本是正常作息時間，那時候常常是鄧穎超已經睡醒了一次，周恩來卻還在辦公室忙著，當第二天鄧穎超起床洗漱，周恩來才回臥室吃安眠藥睡覺。
這樣的生活反反覆覆，或者說是年復一年，也因為是這樣，他們很少在一起吃飯，很少睡在一起，鄧穎超要是想跟周恩來說一下話，那隻能是利用周恩來洗漱的那點時間進行，也就是在衛生間，因此衛生間成了倆人的談話間，在這極短的洗漱時間中，周恩來儘量滿足和配合與鄧穎超的談話。
周恩來把一生都奉獻給了國家與人民，在他的一生中，沒有一分、一秒的時間是多餘的，他每天的睡覺時間也就四個小時左右，除了起床後的洗漱那點時間，根本沒有時間與鄧穎超在一起，互相都渴望有足夠的時間陪伴對方，但是責任重大是一道阻礙。
以至於周恩來在臨終前，對鄧穎超說自己肚裡有太多的話要說，而鄧穎超也說自己肚裡有太多的話要說，這是多麼感人肺腑的一幕。
總而言之，倆人之間太少的交流與陪伴，是他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他們不是不交流、不陪伴，而是因為肩上的責任，導致夫妻倆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看似倆人總是獨來獨往，其實都是深愛著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