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虔:年輕人如何才能去國際組織工作?

作者:唐虔

1993 年開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巴黎)工作,先後擔任教育部門職業技術教育處處長,中等教育、科學教育與職業教育司司長,行政辦公廳主任,基礎教育司代司長,副助理總幹事。2010 年起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助理總幹事,成為該組織負責教育領域工作的最高官員(職級相當於聯合國助理秘書長)。其間曾兼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戰略規劃局代局長和人力資源管理局代局長。2017 年曾作為中國政府提名的候選人參與競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十一任總幹事。2018 年退休。

唐虔:年輕人如何才能去國際組織工作?

多年來在國際組織中的中國官員人數一直偏少。近年來由於國家的努力,有了很大進步,獲得了幾個國際組織總幹事的職位。但是其他級別的官員人數依然偏少。會員國人員低於“地理分配名額”下限的就被認為“代表性不足”,在這個範圍內的被認為“代表性適中”,高於上限的就是“代表性過高”。其中各國所繳納的會費是決定這個名額多少的最大因素,也就是說,會費繳得越多,名額也就越多。

教科文組織會員國繳納會費的分攤比例完全依照聯合國的公式。中國在1971年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繳納的會費比例變化很大,20世紀70年代是5.5%,進入21世紀後逐年上升,2016—2018年達到7.92%,2019—2021年更是達到15%。由於美國的退出,中國已經成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大的會費國。中國的“地理分配名額”也因會費的影響變化很大,1993年我加入教科文組織時是6~9人。後來逐步增加,到2018年已經增加到23~39人。不過多年以來中國在教科文組織中一直是“代表性不足”國家,官員人數遠少於名額的下限。

中國政府早就認識到在教科文組織中增加中國官員的必要性,中國領導人和高級官員在會見歷任總幹事時都會提出這個問題。當博科娃總幹事2010年5月首次訪華時,中方就向她提出,希望今後以多種形式派人,特別是年輕人,到教科文組織去工作或者短期工作、實習。

在我擔任教育部門的行政辦公廳主任時曾經與教科文組織人事局局長一起到中國做了一次工作訪問。在中國教育部的安排下,我們在北京、西安等城市的一些大學舉辦了講座,介紹教科文組織和如何申請到國際組織去工作。中國政府幾任教育部長對增加中國在教科文組織的官員人數都很關注。從賙濟部長、袁貴仁部長一直到陳寶生部長,每當我見到他們時,都會談到這個話題,也會徵求我的意見。我向幾位部長都建議過,這件事不能急功近利,要有長遠考慮,走不同途徑,謀長期效果。我最早的建議是:(1)鼓勵所有有志加入國際組織的人申請空缺職位,包括在國外學習或工作的留學生,不必侷限於官方推薦這一途經。(2)國家出資,送人到國際組織工作,以獲得經驗。

國家出資派去國際組織的人又分兩種:一種是派出的中級或高級專業人員,叫“借調人員”,無償為教科文組織工作,以兩年為期。在熟悉了教科文組織的工作後,如果內部有職位出缺他們可以就近申請。即使當時沒有空缺,將來有機會還可以申請,畢竟這段經歷是加分的。另一種是選派一些年輕人,國內出資派他們到教科文組織做“實習生”。這些人雖然不見得能承擔重要工作,但也是一種經驗積累,時間以一至兩年為宜。派“借調人員”的形式韓國用了多年,他們的教育部每年都有一兩個官員在教科文組織的教育部門工作,多年下來,韓國教育部有了與教科文組織有淵源的一群人,對韓國與教科文組織的合作很有利,我戲稱他們是“教科文組織黑手黨”。

在我擔任教育助理總幹事之後,中國教科文組織全委會與我協商,決定第一批派5名“借調人員”到教育部門工作兩年。2011年初我帶教育部門的首席人事官到北京,加上教科文組織駐北京代表處的官員組成面試小組,對國內推薦的17名候選人進行了面試,最終選出4名。半年後他們來到教科文組織的教育部門和下屬的研究所,開始了為期兩年的工作。後來國內又陸續派來一些“借調人員”,我主管教育部門,所以安排起來也比較容易。中國的借調人員很受歡迎,同時他們自己也取得了工作經驗,也算是雙贏。

中國自2014年開始向教科文組織派遣實習生,在談判階段我向總部人事局局長解釋了中國派遣實習生的意義,她很支持。從那時起,國內每年向教科文組織派出20名實習生,一半以上安排在教育部門,作為對我的支持。為了豐富他們的經驗,我把他們分散安排在總部單位、下屬的研究所或總部外的地區教育局工作。這些實習生在國內選拔階段就比較嚴格,來到教科文組織後大多數表現很好,很受各單位歡迎。有些人在實習期滿後還得到了臨時合同。當這些實習生到達時,我會請他們來我的辦公室與他們見個面,給他們一些鼓勵與建議,提些期望。我相信他們以後一定會有所作為,長此以往,不愁我們找不到合適人才進入國際組織。

我當助理總幹事那些年國內也幾次推薦候選人競爭教育部門高級職位,效果卻不理想,只進來一個D1級和一個P5級官員。可能有些人會問,你是助理總幹事,錄用中國人到你手下應該是件很容易的事吧,其實不然。教科文組織有它自己的一套人員聘用程序,有遴選委員會,有員工工會的監督,有人事局的審查,並不是一個人能說了算的。教育部門有近20個D級崗位,這些崗位招聘我當然是遴選委員會主席。但是委員會還有五名委員,是教育部門、其他業務部門和總部綜合局的D級官員,再加上人事局的一位官員。有時總幹事辦公室還會派人作為觀察員加入委員會實施監督。對每一個候選人的結論都要大家討論,取得共識。結論報告每個委員都必須同意並簽字,然後上報人事局,再送交總幹事做出最後決定。如果來自中國的競爭者相對不強是很難過關的。

這些年進人不多還有一個客觀原因,就是美國從2011年開始停繳會費,教育部門的職位數減少了20%。這樣每年出缺招聘的職位就有限。來自中國的申請人大部分在總部人事局做初選時就被刷下去了,教育部門根本就見不到檔案。我向人事局局長問過中國人難過初選關原因,她說,一是語言,普遍除了英語沒有第二外語的基礎。二是工作經歷單一,過往的專業工作經驗常與職位要求不符。三是除了國外留學經歷,鮮少看到其他國際經驗。另外中國申請人通常在過往資歷上會吃虧。在西方國家甚至一些小國,二三十歲就能當部長,而在中國,40多歲能當副部長的鳳毛麟角。有一年在國際民航組織擔任總幹事的柳芳來我辦公室,她也對我說起,國內希望多進人,但是送來的人條件欠缺,她也沒辦法。

早年間中國申請人條件不全面,通常專業人員外語不夠好,外語好的人沒有一門專業。這些年來情況已經有很大改觀。不過雖然中國的合適人才多了,但是國內經濟發展很快,高端人才的機會很多,工資待遇也能夠與國際水平接軌,國際組織的吸引力不再像以前那樣大。這恐怕也是中國人進入國際組織不多的一個新的原因。

近年來,國內有關部門常常會選拔一些優秀人才,提供培訓,為他們競爭國際組織職位創造條件。其實這種選苗子“定向培養”的辦法或許可以解決一時之需,但從長遠來看,還是要期待國內通過改良教育與人才使用機制的“土壤”,培養出專業素質、管理能力與外語水平俱佳的人才群體,到那時我們將不會再為找不到合適人才進入國際組織而憂心。

常常有年輕人問我,如何才能“闖入”國際組織並佔有一席之地。我總是會告訴他們,首先,你要具有基本條件:有一門專業和從事這門專業的工作經驗;英語(或法語)要很好,最好還能會另外一門外語,哪怕不是很好也沒關係;有一定的國際工作經驗,職位越高,所要求的經驗也越多。其次,從專業角度講,教科文組織這樣的聯合國機構的官員主要的工作並不是做研究,更多的是進行教育項目的管理與實施,所以管理經驗很重要。我們招人對學歷的要求是至少有碩士學位,但是本科和研究生階段的專業並不侷限在教育學,任何社會科學或者自然科學都可以考慮,因為我們把學士和碩士的學歷看作是對學生的基本思維訓練。

國際組織招人不像國內那樣嚴格要求專業對口。不過工作經驗(至少三年)卻一定要與所招職位對應。以我自己為例,當年我競爭的職位是職業技術教育的項目專家,我的大學本科是體育專業,碩士是運動生理專業,博士是生物學,雖然與職業教育甚至教育學都不沾邊,但是我受過嚴格的科學思維訓練。我的工作經驗是在中國教育部的職業技術教育司從事職業教育的宏觀管理,所以符合專業要求;而我有當過外交官的經歷,這是國際組織需要的;我在中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當過處長和副局長,這是管理經驗;我在加拿大留過學,自然語言能力合乎標準;這樣看來我的“綜合競爭力”就非常強了。知道這些基本要求,有志者就可以針對自身條件設法補短板。

除了遇有機會就積極申請外,我總是建議想進入國際組織的人做“長期抗戰”的準備。因為這還有一個機會與運氣的問題,看適合你的條件的工作崗位是否出缺。機會好的人可能很快就趕上有合適的職位出缺,可以馬上申請。機會不好可能很長時間都沒有合適的職位招聘,除了等待沒有別的辦法。所以我經常告訴他們,一邊工作積累經驗,一邊注意招聘情況,要有打持久戰的準備。我也曾勸他們,不要在一棵樹上吊死,不必只盯著教科文組織,其他聯合國機構也有各類職位可供選擇。申請了職位之後也有個運氣問題,有時一個職位有幾個很強的候選人,這時競爭就激烈了,鹿死誰手不好說。但是運氣好的話,別的候選人都不強,你就有可能“乘虛而入”。當然,積累足夠的經驗,補上所有短板成為最強者還是正途。

另外在國際組織中需要不同領域的人才,像在教科文組織,除了教育,還有科學、文化、傳播等專業領域。中央服務部門還需要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法律、審計等各方面的人才。這些對於有專業背景的人來說都是機會。

至於那些已經有幸進入教科文組織做實習生或者進入教育部門成為我的部下的來自中國的年輕人,我會給他們一些指點,有機會時給他們壓一些擔子,目的是讓他們多做事情,有表現機會,以利於他們的長遠發展。我總是告誡他們,無論你的級別高低,在完成好交給你的任務的同時,一定還要儘量要求自己去從大局和比你的級別更高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向自己的上級提出建議。“不謀全局,焉能謀一域”,當然這句話距離年輕、職位尚低的人遠了一點,但是道理是一樣的。千萬不要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的習慣,只會悶頭做事,不發表任何意見。在中國,人們可能會覺得你老成可靠,可是在國際組織中大家會覺得你就是個幹活的好勞力。以“國際思維方式”參與“國際競爭”才是正路。

在國際組織工作,國際視野與全球格局不應當只是高級官員需要具備的,每一個官員,無論級別高低,都應該努力從這個角度去看待自己的眼前工作。我看到許多人平時忙忙碌碌,但是很少考慮宏觀上的事情,覺得那不關自己的事。所以我經常對我治下的官員尤其是年輕官員講,儘管你們還不是決策者,儘管你們每天做的工作大都是些具體的事務,但是你們一定要考慮你們手中的工作如何能夠與實施教科文組織的全球戰略聯繫起來,如何能夠讓我們的會員國從你們的具體工作中受益。如果想在國際組織中晉升,就要有意識地去開闊視野,樹立全球的觀念。

隨著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越來越活躍,隨著中國社會經濟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的普及,我相信中國會有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具備在國際組織工作的條件,經過競爭到國際組織中任職。前景總是光明的!

(摘自《我在國際組織的25年》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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