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詐，指以使人發生錯誤認識為目的的故意行為。當代生活中，欺詐仍作為一種經濟病、社會病被屢屢提及，欺詐犯罪也給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了嚴重損失、帶來不容忽視的危害，例如：2008 年揭露了震動中外的三鹿奶粉事件，其惡劣影響至今未能消除；僅 2016 年 8 月下旬，準大學生徐玉玉受騙入學學費後猝死、大二學生宋振寧遭遇電信詐騙後猝死、清華大學教師陷於欺詐損失鉅額財產，三起案件相繼曝出，均引起了全社會廣泛關注與熱烈討論。
宋代作為一個大轉型時期，在中國歷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和意義，其諸多展現變革的特性為史家所樂道。就欺詐史而言，欺詐現象較為廣泛地出現在史料記載中，社會經濟領域中的相關記載十分豐富，涉及各個行業牽連各類領域。
主要的欺詐類型
欺詐，因惡性不同具備了各異的性質，有的欺詐行為因沒有法益侵害性並不被譴責，甚至作為智慧之舉為人所稱道，有的惡性較小成立民事欺詐，另一些惡性較大被當做犯罪處理。宋代史料中於各類欺詐類型大都均可聞見，並因其歷史特性帶有一定特徵。
- 商業欺詐
宋代商品經濟較為發達，在市場交易中，欺詐現象並不鮮見，“敝惡之物，飾為新奇；假偽之物，飾為真實。如絹帛之用膠糊，米麥之增溼潤，肉食之灌以水，藥材之易以他物”，詐偽百端都有著明顯的經濟動因“巧其言詞，止於求售”，這些欺詐情形多與商品質量相關且時時頻現，是“小人朝夕行之，略不之為怪”。
缺斤短兩是市場交易中最為常見的欺詐，常用的手段是使秤尺或容器失去本該有的公允，以短狹者量出，以長廣者量入。市戶董七“好舞秤權”， 在稱上做手腳“用十四兩作斤故即而掠取”，董七“
次子曰五三將仕，不以父兄為戒，尤稔惡黷貨，見利輒取。淳熙元年，有一客立約，糴米五年斛，價已定，又欲鬥增二十錢，客不可，遂沒其定議之值”，其“常所用鬥，大小各不同，凡十有三等”則是利用了容器的大小不一行欺騙之事。缺斤短兩類度量衡欺詐固然有礙交易公平，但似乎只要“莫太虧瞞”，短缺得不至於“天理不容”，常常也能被人無奈接受。 - 權勢詐騙
一些經濟類詐騙案件雖有詐術型欺詐行為貫穿其中，甚至在某一階段欺詐的確是行為人採取的主要手法，然而，結合社會背景綜合考慮，“倚勢作威，違法生事”、“凡是豪民，作奸犯科，州縣不敢誰何者”、 “可以脫罪，可以行奸，又非特視監司如無，抑亦視臺部為可玩侮矣”，權勢型“欺壓”在其中扮演了較為重要的角色，較濃的政治色彩讓這些案例有著類似“豪奪”的因素存在。
欺詐行為的影響
總的來看，宋代社會經濟領域內的欺詐行為首先表現出鮮明的消極性，對交易安全乃至經濟秩序、生活秩序帶來了諸多破壞性影響。
作為財產型犯罪的詐騙，對個人生活有著較大影響且並不限於經濟領域。受害者輕則散失錢財、事業受阻，如李將仕本“入粟得官，赴調臨安”受騙後“所齎既罄”，只得“亟亟垂翅西歸”；重則精神恍惚、家破人亡，如宣教郎吳約本“家故饒財”，仕途順遂的他正值吏部磨勘，卻被人以美色為誘墮入一場精心設計的局騙，先是“願納百萬”後來“增至三倍，仍並鞍馬服玩盡賂之”並被迫“自狀其過”，受騙後的吳約“怨恨欲死，囊中枵然，幾無餬口之費。迨改秩，再任連州陽山縣歸，所喪既多，心志罔罔，而且貽里社姻友譏議，常如醉夢中，遂感疾沉綿，未赴官而卒”，終究在精神物質的雙重打擊和周遭的嘲諷中抑鬱而死。
商品質量類型的欺詐，雖然從多數個案來看惡性較小，但對個體百姓生活的衝擊亦不可小覷，蓋“細民日用之急，一文一鏹，得之甚難”，並且，作為較常見的欺詐行為，一旦普遍蔓延開來，對市場本身的衝擊力最大，例如江西瑞州府有一山茶堪稱絕品，“士大夫頗以相餉”，品牌享譽極高，但“寺僧園戶競取他山茶，冒其名以眩好事者”；又如高麗人羨購中國文具“使過常州市筆”，接待之人卻“待其解舟，即急售之，半無毛頭”。
無疑，這些短視的欺詐牟利行為，首先損害了自己的品牌聲譽，同時也給國內外的消費者帶來困擾，並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家形象。
總結
欺詐是社會經濟領域中較為負面的現象，在宋代人的記述裡，社會中欺詐事件層見不迭，涉及各類商品交易、文契合同、租賦收取、債務清償、司法訴訟、身份偽冒等諸多層面，許多案例很大程度上具備複雜、多樣的特徵，它們雖然處於社會經濟領域但往往同其它社會層面相糾葛，表現形式豐富且內涵深沉，從單獨的欺詐事件中體現出了其與整個社會弊病的交互關係。
另一方面，針對欺詐類行為，宋代各階層，包括民間、政府、宗教團體等，都有著相應的認知和應對之法，其反應與應對形成了包涵他們自身社會特性的防治措施，這些認知與防治均在不同程度上發揮著作用，但很難說達致了對欺詐行為的成功遏制。
欺詐，就具體事例而言雖具偶發性，但整體來看同時也是社會弊端的間接映射。表面主要受經濟動因影響的負面行為，深層次為社會氛圍、制度環境所無形孕育，傳統“經濟發展——道德墮落——出現弊害”的解釋模式將主要論述點專注於商品經濟引發社會問題上，失之簡單且無法完整解讀欺詐現象的相關機理。
理之在焉，於宋如此，於今亦然。對欺詐的應對，絕不單止於行為防治，而更是一個社會優化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