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覆在熙寧變法中的政治態度
李復，字履中，長安人。人稱潏水先生，負奇氣，喜言兵，於書無不讀。宋元豐二年（1079） 進士。五年（1082），攝夏陽令。元祐、紹聖年間歷知潞、亳、夔等州。元符二年（1099）， 以朝散郎管勾熙河路經略安撫司機宜文字。崇寧初，遷直秘閣、熙河轉運使。三年（1104）知 鄭、陳二州。四年（1105），改知冀州，秋，除河東轉運副使。靖康之難死於兵難。撰有《潏 水集》四十卷，已佚。清四庫館臣據《永樂大典》輯為十六卷，內詩八卷。事見《潏水集》附 錄 宋錢端禮撰《書潏水集後》及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四，《宋元學案》卷三一 有 傳。
北宋熙寧年間，宋神宗為了改變積弱積貧的狀況，開始了旨在富國強兵的變法，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神宗去世結束，故亦稱熙寧變法變法。又因為是王安石主持並提出的，人稱王安石法。熙寧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因為是一場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所以對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衝擊。變法因不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最後以失敗告終，加快了北宋滅亡。從神宗到王安石，以至朝野官員，都受到變法的影響，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
熙寧變法初衷是富國強兵，出發點是美好的，變法的過程中，一批貪官汙吏，利用手中權力，剝削百姓，中飽私囊，雖然國家收入增加，國庫充盈，卻損害了基層人民利益，增加了農民負擔，使農民破產。社會各階層由於所處立場不同，對變法都有自己的態度。一些官員紛紛對神宗提出不同意見，公開反對變法。而神宗和王安石則堅持己見，於是形成了變法派和反對派兩個對立的兩個陣營。處在北宋晚期的李復，儘管並非正當其時，但也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
一．李復的交遊圈中，變法的反對派佔據大多數
變法自熙寧二年開始，至元豐八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李復是元豐二年進士，當時變法兩大陣營已經明確，李復初攝陝西馮翊夏陽縣令，後任耀州教授，遠離權力中心，所以不必對變法做出明確的表態。但從他的交遊圈子看，他的友人中多數對變法持反對態度。
他的老師張載字子厚，關學弟子呂大臨字與叔、呂大防字微衝。李復好友，歐陽修第三子歐陽棐字叔弼、文彥博第六子文及甫字周翰、範純仁字堯夫、錢勰字穆父、呂陶字元鈞、張商英字天覺、朱光庭字公掞、等都是反對變法的，連同晚年摯友李昭玘字成季、張舜民字芸叟等都列入元祐黨人名單，刻石立碑，以示永世不得翻身，子弟後人不得入仕。而他尊敬的師長，崇拜的楷模如司馬光、文彥博、蘇軾、蘇轍，沈括等會也都成為元祐黨人，長期守衛宋朝西北邊境，屢建奇功的章楶字質夫、趙卨也都成了元祐黨人。但是李復並沒有因為他們失勢而遠離，卻一樣互相往來，交流思想，詩酒唱和，這表明他對熙寧變法是持反對意見的。
晚年李復隱居在長安杜曲，遠離廟堂，表面上看，遠離喧囂的塵世，但是像他這樣長期和底層人民生活在一起，又有良知的官員，真的不關心發生在身邊的事嗎？答案的否定的，且看他的一首詩《出門》：
靜僻懶慢久，煩喧厭入耳。過客吐新談，意況殊不美。
火炎幾車薪，難救一杯水。但坐問鄰醅，餘事莫掛齒。…………
昏鴉接翅歸，不聞鳳鳥音。秋風黃葉落，感嘆傷我心。
不願聽到那些不好的消息，但國家情況並不如意。形勢一如熊熊燃燒的大火，一些小小的措施，已經改變不了衰落的大勢了，希望聽到好消息，卻聽見了陣陣烏鴉的鳴叫。
李覆在《潏水集·卷七 》《送衛奕致仕歸詩序》中，因送別退休的文水縣令衛奕而引發的議論，其中“邇者政令日新，督責日峻。鹽於盬嚴，索十年之宿。逋伐木于山盡，括十年之舊數。移粟出八程之遠，助軍有七倍之輸。民久難堪，令何寧處？退惟孱瑣，恐玷刑誅。”對下級官員在實施新法的過程中，艱難處境，批評朝廷“政令日新，督責日峻”，使底層官員就像縣令也“退惟孱瑣，恐玷刑誅”。這是李復詩文中少有的直白地發洩對新法的不滿。
二．李復認為免疫法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范仲淹第四子範純粹，字德孺，元祐六年，入為戶部侍郎。時任河東轉運使屬吏的李復，給範純粹上書，談自己對熙寧變法的意見。“某昨承問役法，今具管見，布聽近降指揮役事，令安撫司與漕憲同議，但不無觀望，故未知利害之情實。向日田役稅出，亦畧循唐楊炎兩稅之法，今之役錢，乃向之差役舊稅沿納，錢內有鹽鞋麻布牛皮等錢十餘色。昨因方田盡隠，其名並只稱稱雜錢。今麴引別行出，賣牛死納官，昔時計口受鹽，春中俵散至夏，隨稅納錢。近日穆衍奏請更不俵鹽，乾令納錢，又啟此無名之源，非惟無名，而又隨稅支移折變，抑又甚矣，民丁巳充保甲，更要差役，一戶兩丁，盡應官事，恐亦難行。若論丁口人數，則有保甲正丁餘丁簿照會，若家業等第，自行免役，後來非如向日的實，今若重別檢校升降，必須大擾，終不能盡。又一縣之間三等已上戶有差役不及兩番者，州郡衙前，不以管下縣之戶口多寡，等第髙下分差，因此遂及下戶，下戶與上戶均承重役，安能久行？似此非一監司怙勢，抑令州縣奉行偏見，是致紛紛，久未能定。縁一路於天下，一州一縣事體各有不同，廟堂之上，不能周見，茍遽欲改更，決有窒礙。莫須熟講，非立談可判也。畧此不及詳細。幸恕察。《潏水集·卷三》《上戶部範侍郎書》。這些意見和沈括按察兩浙後，反映給吳充的意見，完全相同，也是免疫法的致命缺陷。確實需要作出調整，但從神宗開始，他們堅決反對作任何微調，使變法走進了一個死衚衕。
在《潏水集·卷七》《送衛奕致仕歸詩序》中，反映新法實施以來，農民被盤剝壓榨，生活貧苦不堪的情景：“惟茲晉邑，地瘠民貧，邇者政令日新，督責日峻。鹽於盬嚴，索十年之宿。逋伐木于山盡，括十年之舊數。移粟出八程之遠，助軍有七倍之輸。民久難堪，令何寧處？退惟孱瑣，恐玷刑誅。”‘令何寧處，恐玷刑誅。’不是誇張，《宋史》載，將軍種“諤欲歸罪漕臣，誅稷以自解……”轉運使也差點被殺，何況一個縣令！成百上千的百姓，更是因運送糧食不力被殺被殘。
三．對熙寧變法執行者的厭惡於蔑視
李覆在作於崇寧元年《潏水集·卷十四》《省中寓直，次劉巨濟職方韻，兼示祠部張臺卿》一詩中寫道：“衰迂豈合參新論，俊少何堪接野翁。”又在《答李成季賀授直秘閣》的詩中，有“曲學豈知新說美，蒼顏難伴後生閒。”的詩句。我們知道蘇軾在《湖州謝上表》中有“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的語句，直白的說，我不適應不了時代的變化，難以和王安石為變法而提拔的年輕改革官員（蘇軾歸屬老派）一起共事。李定為首的御史們，說蘇軾蔑視神宗，攻擊朝廷有謀反的嫌疑，就把蘇軾抓起來審問。這樣，“新進”一詞成為當時詩文的禁忌。而李覆在詩中明明白白地寫出‘新論，俊少’‘新說，後生’，也就表明他對熙寧變法的立場，是明確自己站在反對派一方。
四．李復詩文中反映變法以來，農村凋敝，農業衰敗，農民生活極其困難
在《潏水集·卷二》《回吳常平謝到任啟》中，特別點明對常平倉政策實行，提出尖銳的批評：“竊惟常平，立法之初，實出周恤哀民之意。髙貲有術，務厚息以侵漁。重沒沒端，致破產而困弊。務權柄歸於公，上俾斂散付之有司，審其變通，為之改作。後多觀望，無異兼併。皆謀疎
進，而疎成惟欲多散而多利，強為抑配，暴肆催驅。孰躬美政之原第，習近身之計。”用現代話說，就是政策的初衷，為了幫助農民解困濟貧，但執行的官員卻想多放貸，多收利潤，作為自己的政績，謀求職位晉升。最後造成農民破產。這是李復以漕司官員身份，從專業和角度，對常平倉的批評，是十分中肯，其內容也是真實可信的。另外，像《雜詩·十九》：
浚泉少汲水，汲多泉水汙。力穡莫揠苖，揠苖苖必枯。
心清事自簡，氣和體必舒。古人有至言，治民如烹魚。
建議官員關心民瘼，體諒農民生活的艱難。像《雜詩·二十》：
先王急民事，分吏察壠畝。田荒宅無毛，置法責粟布。
壤壤一歲勤，暴暴三年聚。農政久不條，幾家有禾黍。
反映了實施新法農政失敗，農業凋零，農村破落的嚴重情況。呼籲體恤民情，讓農民休養生息的詩歌還有《潏水集，卷十二》《野蠶》的“翁呼驅兒無殘桑，葉長蠶成長有絲。”的語句，類似這樣的詩句，在《譎水集》中，也是多有所見。
《潏水集·卷十一》《兵饋行》是一首反映北宋於西夏戰爭期間，農民為軍人輸送糧食的情景。共計642字。從“刻日要渡黃河津”可知，這是在河東，即現在的山西民夫為在鄜延一帶，即今天的陝北作戰的軍人輸送糧食。從“一路一十五萬人”一句，可知這是發生在元豐四年的‘五路伐夏’戰爭。這場戰爭，以北宋兵敗而告終。
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元豐四年十一月“戊子（初六），高遵裕始自以環慶兵攻靈州城，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採木為之，皆細小樸拙不可用。”“辛丑（十九），是日環慶、涇原兵去靈州。初，高遵裕攻圍靈州，十有八日不能下，糧道且絕。賊決七級渠以灌我師，水至，遵裕斷炮為梁以濟，劉昌祚殿，手劍坐水上，待師畢濟，然後行。賊騎追襲，轉戰累日，至韋州，士爭入寨，無復隊伍，賊乘之，我師潰死者甚眾。”《卷三百二十》
元豐四年十一月，“種諤初被詔當以兵會靈州，而諤枉道不進，既發夏州，即饋餉乏絕。諤駐兵麻家平，士卒飢困，皆無人色。諤欲歸罪漕臣，誅稷以自解，或私告稷，稷請身督漕運，乃免。民夫苦摺運，多散走，稷不能禁，使士卒斬其足筋，宛轉山谷間，數日乃死，至數千人。稷初被詔，得斬知州以下乏軍興者，上下以嚴令相驅迫，選人懾官，部夫上道即專戮，惟百姓多被殺雲。（此據種諤及李稷傳並諤墓誌。朱本籤貼雲：「稷所斬九十六人，前史官以為數千人，多張人數，以害先朝政事。」刪改雲：「民苦摺運，多散走，稷不能禁，遣屬吏斬三百餘人，躬自監斬九十餘人。」新本複用墨本，今從之。墨本又云：「稷舉張亞之督運司，亞之斬民夫。」按亞之乃稷所辟舉，隨稷而已，今不別出亞之姓名。）”
“初，河東發民夫十一萬，中正減糧數，止用六萬餘人，餘皆待命於保德軍。既而朝旨令餘夫運；糧自麟州出，踵中正軍後，凡四萬人，遣晉州將官訾虎將兵八千護送之。虎等奏兵少夫多，不足護送，乞益兵出塞，及不知中正何所之。有詔召夫還，更令自隰州趣延州餉中正軍。於是卨奏役非其時，遂罷之。（罷取保安糧，據墓誌載十一月九日，此據記聞。卨奏冬氣已深，冰凍草枯，饋運難通。乃罷之。奏語頗同。卨謂王中正為種諤所欺，乞罷取保安糧。今但存其事，又恐前後只是一事。河東第五副將訾虎等奏：「準都轉運司牒令裹送糧草前去，即日亦不知王中正紮寨去處。臣等帶領人兵五千一百四十一人，裹送人夫三萬有餘，其夫糧連夜至，二十四日酉時後離寨，尚未及一二里，臣等才候夫糧引拽通行，本將兵馬收後進發。」御批：「宜再下王克臣，仰火急催促依前降指揮，更不得前去。」元豐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下，此據御集，當與記文參考其時日別修。恐十二月初，趙卨已不在河東漕司矣，十一月九日卨已責相州，縱敕命到遲，不應一月後猶未受也。）”
“十一月己丑，鄜延路經略使沈括言：“本路運糧，延州諸縣丁夫發盡，已差及婦女，雖累戒官吏毋得括責婦女，而運糧須辦，則勢不得不極民力，恐無以為繼。聞出界後死亡逃散人夫頭口不可勝計，至全軍潰散，委棄糧仗，不免資寇。今邊糧已費力，又益河東兵，愈闕糧食。以臣愚見，河東、鄜延行營恐須分遣將兵，搜討伏留賊兵，候道通，節次量留人馬，依峻置頓屯守，南北照望糧道。”以上均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九》
讀完上面史籍所載，再看李復詩中反映的問題，就知道戰爭對於農民是多麼殘酷。“徵人白骨浸河水，水聲嗚咽傷人耳。來時一十五萬人，彫沒經時存者幾。”這悽悲的呼號。而“運糧懼恐乏軍興，再符差點催饋軍。比戶追索丁口絕，縣官不敢言無人。盡將婦妻作男子，數少更及羸老身。”更是真實反映了當時催索民夫的驚恐，和州縣底層官員的無奈。從而發出“不知何人畫此計，徒困生靈甚非策。”悲愴的質問。
按照熙寧變法中，募役法規定：原本百姓按戶等輪流到州縣當差役的方法，改為由州、縣官府出錢僱人應役。募役費用由當地主戶按戶等分擔，稱“免役錢”，原本免役的官戶僧道戶等，也繳納同樣的錢，稱“助役錢”。但是當農民將役錢交完以後，戰爭爆發，依然徵調民夫，而且更加嚴酷。所以這首詩就成為北宋詩歌中現實主義的典範。
五．歌頌漢唐對馬政建設取得的成績，批評宋朝的馬政和保馬法的的錯誤
《潏水集·卷六》《原州後圃廳壁題記》記載唐朝在原州設立都監牧使治所以及唐朝馬政和軍馬飼養情況，盛讚唐朝軍馬事業的發達，“始自貞觀，逮於麟徳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匹，於是設四十八監，置八使以董之。界隴西、金城、天水、平涼四郡之地，在今秦州通遠之北，會州之南，蘭州之東，原州之西，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猶為隘狹。更分八監於河曲豐壙之野。”同時提出自己的意見：“
予以為當今，宜追復其法，因寓此，以昔所聞者書之。”他又在《潏水集·卷十二》《按視沙苑》詩中，描寫沙苑監牧的狀況，給我們留下了這歷史的一瞬：“南瀕清渭北洛水，寒沙東西橫百里。”又提及“（唐）開元籍馬七十萬，監苑舊政宜討論。”“廄人見怪棄於野，騰入渭水方知神。”隱晦的批評摒棄牧監國家養馬的錯誤作法。失去的才是最好的。《宋史·卷一百九十八》《馬政》載：“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太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其事於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死者責償，恐非民願。"安石以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五月，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
於是朝臣不斷地討論馬政，最後，“定牧不如遊牧，遊牧不如買馬”的主張佔據上風，牧監餘田租賦購茶鹽，茶鹽換馬匹，國家養馬的牧監逐漸萎縮，戰馬數量質量每況愈下，而農民又因飼養軍馬而頻頻破產，養馬無論質量數量，都無法滿足軍馬對戰爭的須求。李復作為沙苑牧監的主管，對熙寧變法中的保馬法提出質疑，呼籲重新審視國家層面的牧監製度。
六．王安石為了堅定地推行新法，提出“三不足”，李復持有不同意見
《王安石列傳》：“安石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眾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宋史·列傳第八十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九載：“熙寧三年，三月己未，上諭王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王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謂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專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嘗有此?已別作策問矣。』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每事惟恐傷民，此亦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小大，惟言之從，豈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於理義，則人言何足恤?故《傳》稱：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鄭莊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亂，乃詩人所刺，則以人言為不足恤，未過也。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
李覆在《潏水集·卷六》的《震雷記》中，記錄了發生在元符二年（1099庚辰）九月二十一日夜，在今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發生的一次雷暴現象：深秋時節，打了一夜雷，計一百三十多次，以致牆壁搖動，屋瓦墜落，降雪二尺多深。李復認為這是上天預警，“必將大有誅殺”，於是建議主帥，防止新收復的青唐叛亂，布兵遣將，“令守邈川，互相應援，以防不測。”結果成功的平息了一次叛亂。“若少遷延必敗大事。官軍八萬餘人，無骨可歸。嗚呼，天之去人髙且遠矣，詔告如此近。世有謂天變出於偶爾，無足懼者，甚非君子畏天之意。”最後這一句話，“天變出於偶爾，無足懼者，甚非君子畏天之意。”是需要有勇氣才敢說出來。
為什麼李復這麼堅決明顯的發對變法，卻沒有丟官，沒有入元祐黨人碑呢？首先，李復一直遠離朝廷，對別人利益沒有威脅。再者，李復儘管反對變法，但在詩文中，沒有一處提及變法，提及王安石。像司馬光，蘇軾等人都是直接上皇帝書，指名道姓批評王安石呂惠卿等人，逐條批駁熙寧新法。李復的做法，既是一種策略，也是生存之道。還有，變法浪潮洶湧澎湃，但事情總得有人去作，如果將所有反對的人都被革職罷官，社會必定混亂，那將是不可收拾的局面。再者，章惇關注西部守防事務，與李復接觸較多，互相交往也比較深，對李復也有保護作用。李復傾向於反對變法，所以一直得不到升遷，最後，閒廢十年，也與他的政治態度有關。
任同斌 2020.10.04於北京北苑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