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頤，敘永縣馬嶺鄉人。1907年加入同盟會，積極參加“推翻清朝，建立民國”的革命活動。解放後，歷任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他醉心於黑格爾哲學的研究，出版英文專著《黑格爾氏倫理探究》，歐美哲學界曾譽其為“東方黑格爾”。
辛亥革命後，張頤任重慶蜀軍政府機要秘書兼任炸彈隊隊長。1912年，成渝兩軍政府合併，又被任為民政長官公署機要秘書。在此期間，張頤深感自己的性格不長於搞政治，決心辭職作教育及學術研究工作。1913年春，他考取公費出國留學，赴美國密執安州立大學學習，師從著名教授塞勒斯和羅維德。他醉心於黑格爾哲學的研究，並以此作為終身努力的目標。畢業後，他即進入密執安大學研究院深造，研究範圍比較廣闊，尤側重於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斯賓諾沙、康德、黑格爾諸家學說的探討。當時，張頤提出十大哲學觀點，已脫穎於黑格爾之見解，而有新的發揮。他在密執安大學，由本科到研究院，獲得博士學位。因成績優異，名列前茅，受校長及系主任多次表揚，評其對黑格爾的研究為歐美人士不及，成就令人驚訝。
張頤於1919年夏轉學入英國牛津大學研究院深造，對黑格爾哲學實行方面繼續進行深入探討。1923年張頤用英文著《黑格爾氏倫理探究》一書，以之作為畢業論文，送交牛津大學審閱。經審定論文，公開口試。張頤成績優異，榮獲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該書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頗受譽張頤為“東方黑格爾”重視，譽張頤為“東方黑格爾”。1925年該書出版時，史密斯教授為之作序，序中說：“特別有趣的是張教授討論了黑格爾關於家庭和國家的觀點。在這裡，他以他的批評超過了黑格爾，消除了一般西方思想和制度所根據的偏見。他在這方面的思想是中庸之道，應當引起注意。”
1924年，國立成都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吳玉章邀張頤回川擔任該校教務長。張頤欣然應允，於1924年4月24日抵滬，時川局有變，吳玉章辭職，乃轉應北京大學聘。他在北京大學教書兩年，講授西洋哲學史、康德之純理批導、教育哲學和黑格爾哲學等課程。後因北洋軍閥各派系盤踞北京，擾攘日熾，北京已非自由講學之地，張頤乃於1925年9月赴廈門大學任教。魯迅先生和許多著名教授也先後赴廈門大學任教。北伐戰爭勝利後，北京時局稍稍好轉，1929年張頤返回北京大學，任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在此期間，先後發表《餘與張君勵先生討論黑格爾哲學之經過》、《黑格爾與宗教》、《從哲學週刊徵文聯想到聖路易哲學運動》等論文，引起了國內學者對黑格爾哲學的重視，將黑格爾哲學系統地傳入中國實自他開始。賀麟教授在《康德、黑格爾哲學東漸記》文中說：“自從1924年，張頤先生回國主持北京大學哲學系時，西方古典哲學才開始真正進入中國近代大學的哲學系。”
1935年，張頤由北京大學休假赴歐美考察一年，瞭解哲學的傾向與發展情況。1936年考察返國時，他的好友任鴻雋任四川大學校長，邀他返川襄助，他以桑梓情深，欣然應允，遂任該校文學院院長。1937年6月10日，教育部長王世傑簽署了同意任鴻雋辭職的訓令，並委派張頤代理四川大學校長。張頤秉承任鴻雋的辦學方針，推動自動學習和自由研究，學術空氣比較自由，教學科研也得到應有重視，得到多數教師歡迎。張頤提出：為切實提高學校學術地位，擬請國民政府提高經費預算，並且進一步設立研究院，以加強學術研究。在聘請教師方面，與任鴻雋一樣，不以一己之私情為聘任的標準，重在老師的學術修養，因此能廣納名師，以至四川大學一時名流學者薈萃。蒙文通、林如稷、朱光潛等人就是這時期到校的，他還請外國專家來校作學術報告，並親自擔任翻譯。
抗戰勝利後，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邀請張頤回校任教，張頤遂於1946年重返北京大學，心情異常興奮，教學不辭辛勞，以致高血壓病復發，不能繼續工作，乃於1948年底回成都養病。
新中國成立後，張頤以其教育界耆宿，得到黨和政府的照顧，被聘為四川省文史館研究員。1955年任四川省政協委員。1957年5月，張頤應北大校長馬寅初邀請返校，指導研究生寫論文，有時作學術報告。以後，張頤歷任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
1969年6月23日，張頤病逝北京，享年83歲。遺骨經周恩來親自批准，安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