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我們重點講講仁字。
通俗地說，仁是要求人們以仁為人，相親相愛。
它反映了人對自身的覺醒，對人的類本質的理解，具有濃厚的人本主義色彩和濃厚的人道精神。
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可以看作是仁觀念的萌芽。
春秋以後，仁字其及觀念陸續出現。孔子繼承前人的思想，對仁作了全面深入的闡述，進而建立了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所以孔子的學說，可稱為“仁學”。
儒家追求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與其對家庭血緣親情的關注分不開的。在儒家看來，人一生下來首先遇到的是家庭中的父母兄弟關係，處於親人的愛撫和關照之中。因此，事親愛親是人之常情。在儒家看來，仁指愛人，但其核心是愛親。孔子弟子有若即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長作為仁的根本、基礎，他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在儒家看來，基於人的天然情感的孝悌是仁德的根本或基礎，仁的參天大樹就是從孝悌之本生長起來的，人之待父孝，待兄悌，以此為譬而推之，也就能夠做到對他人的愛了。也就是說，一個人只有首先愛自己的親人，才會去愛他人。
仁者愛人的最深厚的根源即是家庭血緣親情之愛，離開了親情之愛，仁者愛人就成為了無根之萍、無本之木。
親情之愛孕育了對他人的愛心，愛心就是愛親之心的外展與擴充。如果做不到愛親而大談愛人則愛人便空洞無物，沒有了根基。只有建立在愛親基礎之上的愛人才是最為真實和自然的。
儒家要求以仁愛之心對待一切人，建立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的人際關係，甚至由愛人推衍出仁民愛物，將仁進一步抽象為天地生生之德，視為宇宙萬物生存、發展的基礎。
儒家不僅愛親，而且更關注人我之際與天人之際。可以說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者內心深處矢志不渝的追求和永遠不變的情懷。在儒家看來，推仁之心，則達於四海；不能推之則不足以保父母妻子；能行仁道，必得其民；能得其民，即得天下。
在儒家看來，若想做到仁民，首先要做到正己，只有首先完善自己的道德身行，才能做到成善而行仁。
孔子強調：“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也就是說，成仁之本在己不在人，在於主體自身是否能洞徹、把握自己固有的仁心。孔子還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意思是，只要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就一定可以實現仁。在儒家看來，道德修養沒有能力的大小之分，只有願不願意、努不努力的區別，求仁即可得仁。
為仁由己就是搞好自己的道德修養。
孔子提出的具體措施就是“克己復禮”。
克己就是約束自己，復乃覆之意，即按復、履行，復禮就是按照禮的要求嚴格要求自己。
孟子還說過：“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又說：“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自反而仁矣，自反而禮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由上可見，儒家在處理人己關係時，首先關注的是個人道德修養的提升，認為修己方能行仁，內聖才能開出外王。
正因如此，儒家極為重視人格的提升和道德的修養，成仁成聖是儒家始終不懈追求的人生境界。
要愛人首先要正己，那麼正己之後又如何能夠達成仁。也就是說，如何能夠將仁愛之舉變為現實呢？
儒家認為，具體之方式就是“能近取譬”，孔子講：“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論語·雍也》）。所謂能近取譬以己對待自己親近之人的心情來對待別心。具體而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即所謂忠恕之道，也就是自己不想要的東西，不能強加於人，自己想要立位，須使別人也能立位，自己希望顯達，須使別人也能顯達。也就是說，就是推己而及人，即以行為主體為原點，以行為主體自身的利益需要去推斷他人的利益和需要，進而以此為行為取捨的標準。凡屬自己所需要、追求的，同時也要努力去滿足別人；凡屬自己厭惡的，就一定不能施於別人。在儒家看來，在人我交往的過程中，如果能夠做到將心比心，多為別人設身處地地著想，少替自己打算，那麼這個社會就會洋溢博大的愛，形成和諧，健康的人際關係。
儒家的仁學思想是其整個倫理道德學說的核心所在，這種仁學思想，自其開創以來，便具有著強烈的政治意識。“
儒家的仁愛思想落實到政治，就是他“為政以德”的施政主張。可以說，為政以德是儒家仁學思想的集中體現。
所謂“為政以德”就是主張以道德做為治國的根本手段，以道德作為政治的根本綱領，如孔子所言：“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也就是說，人君以道德治國，管理民眾，猶如北極星居於天空之中心，百官萬民猶如群星拱衛北辰一樣，環繞其周圍。如此，便會收到社會秩序井然有序、治理民眾事半功倍的效果。
道德對於治國為何有如此之大的功效呢？
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孟子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而荀子更是通過對道德之威與嚴刑苛法的狂妄之威作了比較而得出“道德之威成乎安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之乎滅亡”的結論。
在儒家看來，法律征服的是人身，而道德征服的卻是人心，而只有征服了人心，才能得到百姓衷心擁戴，進而平治天下。
德治在儒家指的是國治之本，那麼如何實行德治呢？
在儒家看來，實行德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眼。首先：為政者應率身垂範，以身作則。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只要為政者能以身作則，下面就會起而仿效；如果在位時君主皆能尚德，老百姓也會躬行其道。其次：統治者應貴民、重民。
戰國中期，民的價值力量日益呈現，已為部分進步思想家和統治者所注重，而得民心者得民，得民者得天下。
《易傳》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也就是說，人的存在是任何社會存在的自然前提，民眾是社會的主體。對此，孟子則提出了著名的民貴君輕論，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
這並不說庶民比君主高貴，而是強調民為邦本，邦為君本。
荀子也提出：“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並且還把君與民的關係概括為舟與水的關係，他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者。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就是說，統治者政權的鞏固或崩潰，完全取決於民眾的擁戴或反對。要想坐穩江山社稷，一定要取得民心的擁護。如何才能取得民心的擁護呢？
那隻能是以仁愛之心待民、重民、貴民。此外，若想使重民、貴民落到實處，這就要求為政者應惠民利民。孔子就主張施惠於民眾。孟子則提出施民之所欲，利民之所利，“制民之產”。當然，儒家講惠民利民，並非講為政者要以為民謀福利作為其行為的最高目的或唯一宗旨，而是以惠民利民去獲得人心，鞏固政權。其著眼點仍是為政者的根本利益。不過，以當時歷史情境而論，以“民為邦本”理論所折射出的民本傾向對中國歷史的積極影響也是不可否認的。
儒家雖強調德治，但並不否認法律的作用，並不主張以道德取代法律，而是提倡德法並舉，寬猛相濟，二者皆不可偏廢，即孔子說的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其手足。德與法都是規範人們行為、建立和維護社會良好秩序的有效手段，不過德法並用並不代表德法在治國方面處於平等地位，而是德主刑輔。
在儒家看來，法律只能矯偏救失，解決已然問題，而道德卻能防患於未然。因此，道德是立法的根本精神，法律必須體現道德的價值導向。
先秦儒家的德治主張，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所強調的道德為主、法律為輔的治國方式極大地增強了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為社會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創造了一個寬鬆和諧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它帶有一定的政治空想主義色彩，在政治實踐中不僅容易演變為人治的工具，而且容易造成中國封建社會所特有的超穩定結構，嚴重缺乏發展動力和活力。
作為一種以道德治國的政治哲學，儒家的為政以德思想蘊含著重要的智慧，值得借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