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將近三個月，造成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衝擊史無前例。法國國家統計局週四剛剛公佈了今年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數字，三月份僅僅兩週的經濟停擺就使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下滑了5，8%，工業投資，居民消費等所有的數字都跌出紅色警戒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跌幅，可以想像，經濟基本處於停擺狀態的第二季度的經濟增長數字無疑將更加令人擔憂。德國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也同樣下滑了6，3%。那麼，誰將為這場危機買單？對許多經濟學者來說，處於社會底層的工薪階層從頭至尾始終是危機最大的受害者。新冠危機如同一個巨大的放大鏡，使法國社會的貧富懸殊彰顯無遺，與此同時，新冠危機也充分說明了援助貧困階層是擺脫傳播風險走出危機的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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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有關貧富差距現象的研究專家托馬斯 皮凱蒂毫無疑問是上述主張的積極捍衛者，皮凱蒂週三在接受與法廣同屬一個法國國際媒體集團的法國二十四小時電視臺採訪時感嘆說，對這場危機最深厚的感觸就是它把社會的貧富懸殊現象推向了前臺。
確實，法國媒體以及法國的民調機構近期發表了多份危機期間的社會調查，調查顯示，生活在社會底層，家居條件最差的家庭受危機的衝擊最嚴重，比如說，五六個人生活在六十個平方米的套間的家庭被感染病毒的人數大大超過居住在有花園陽臺的高收入家庭。這就是為什麼巴黎近郊的貧困省份例如塞納聖德尼的感染病人的比例要遠遠超出別的省份。同樣，一位在急救病房工作的醫生向本臺表示，重症病人中身體肥胖者佔多數，肥胖者的健康狀況自然普遍低於正常人，但是，肥胖者也往往屬於低收入階層。另外，當你一家五口，拖老帶少被封足在幾十個平方米中，年少愛動的孩子自然難以遵守禁令。這也是為什麼因不遵守禁令而被警察罰款的也往往是生活在貧困街區的家庭成員。
法國《世界報》在禁足令剛啟動時也試圖連載一位貢古爾文學獎得主女作家Leila Slimani的封足日記，人們把她叫做法國的方方，但是，如果說方方日記因政治原因而受到中國政府的封鎖的話，法國的方方日記卻因受到輿論的攻擊而自動封鎖了，《世界報》最終放棄了連載計劃，原因是作者在擁有花園樓層的奢侈寬敞的鄉間居所感嘆度日如年的描述對許多法國人來說無疑是無病呻吟，讓那些困守在幾十個平方米中的法國人情何以堪！
除了家庭居住環境上的差異之外，高低收入階層在工作條件上的差異也暴露無疑，封足期間冒著被感染的風險繼續乘坐公共交通上班工作的人往往都屬於低收入階層，他們是超市的售貨員，運輸貨物的司機，打掃衛生的清潔工以及醫院的醫生護士，醫療工作人員中除了醫生的收入較高之外，護士以及其他的護理工都為底薪階層。雖然政府承諾對這一階段繼續工作的人發放獎金，但是，相對於他們說承受的巨大風險來說，區區的經濟補償又豈能彌補。而能夠在家裡遠程工作的人往往都是收入較高的階層，他們的人數佔職工總數的30 %左右，另外，超過40 %的工作保障底的臨時工或者合同工則處於失業或者部分失業的狀況，法國政府在限足令實施的第一時間就對失去工作的人發放生活補助，但是，他們中有許多人並不能夠獲得補償，而且，在解封之後，他們是否能夠恢復之前的工作崗位？這是一個巨大的疑問。
法國多位經濟學者因此建議政府利用危機實施由皮凱蒂等人三年前提出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使每個人都擁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樣，皮凱蒂週三在訪談中還認為非洲國家以及印度等人口大國應該利用這場危機給居民發放最低生活補助，以避免他們中最貧困的人不至於為了生存而冒著生命危險出門打工。如果他們繼續不斷交叉感染，那麼，病毒將會無窮無盡地傳播，整個國家，乃至全世界都因此而無法擺脫病毒的威脅。因此，皮凱蒂特別強調指出，危機尤其使我們意識到援助社會中最困難的社群，援助貧困國家，免除非洲國家的債務就是援助我們自己。事實上，從某種程度上，新冠病毒正在催生一個全球命運共同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