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初中历史相反的“公车上书”
1895年，北京。
这一年，大清国首都北京热闹极了。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朝野上下一片哗然，签订之前，在朝官员上书反对，正式签订后，在京学子（公车们）坐不住了，是时候发挥一下青春的热情了，也开始联名上书，到5月8日，学子联名上书已达31份。来自全各地的学子们，联名者有1555人次，比较著名的就是梁启超为代表的的广东学子80人联名上书。
初中教材一般写到这里，还应该出现一个名字，康有为。教材中一般官方的写法：康有为率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领导者......云云。
我们这里的“公车上书”没有康有为，因为真实的历史中，真的没有康有为什么事。关于真实的“公车上书”这段历史，史学界曾提出多种异议。有说就是一场学子集会，清廷根本没有搭理，又说是官员联名上书，学子并没有怎么闹腾。也就是说，有没有“公车上书”这回事还是个问题？
我们要说的是，公车上书的“领袖”康有为当时到底是怎么来的？
首先我们现在说的“公车上书”故事，基本引用自《公车上书记》，恰巧，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康有为，他想怎么写就这么写。
但是翻开当年大清督察院的工作日志，那天并没有出现千人聚众示威上书的盛况。所以前面说的“公车上书”的真实性存疑。但是不难看出，康有为在说谎，按照自己意愿编写了公车上书的历史。究其原因，其实看看后来康有为在海外逃亡的经历，他编造历史的原因就很简单了：吸引投资。
康有为去海外是逃亡去了，不是旅游，最缺的就是钱。康有为决定在海外继续扛着改革的大旗，以“改革”立项目，吸引海外侨胞投资，自然个人形象也需要定向树立，这就宣扬自己的改革光辉事迹：我，康有为，领导了公车上书，厉害吧。从后来康有为的经历看，他吹出来的光辉形象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不然海外的仁人志士不会给他的“改革事业”投资。吹牛一时爽，吹破火葬场，仅仅吹牛说谎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改革者”领袖的合法地位。这个证据带来的后果很严重，当然康有为是不会考虑这些事情的，这样的证据很快就来。
光绪帝密诏被改的面目全非
终于，闹剧一般的变法，走到了头，自从光绪帝被软禁，变法其实就算彻底失败了，在慈溪宣布正式抓捕变法人的前几天，光绪帝让军机章京杨锐秘密带出一份密诏，告诉他的小伙伴康有为等人，慈禧太后对变法这件事有些不满意，还威胁再这样火急火燎的变法就换个人当皇帝，我们现在应该缓缓，康有为你也去上海避避风头。
遗憾，康有为见到光绪的密诏，可能是觉得文笔不够优美，他自作主张给光绪密诏精心润色之后，才对其他人发布光绪帝密旨的最终版本。大致如下：。。。朕屡次极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可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这样看来，光绪皇帝很急呀，也很危险，巴不得康有为马上带人起义闯宫救自己。
如果光绪帝的原版密诏从此再也不见天日，我们永远不会听见他的真实心声。直到十年后，慈溪光绪都去世了，杨锐的儿子将光绪密诏原件拿了出来。狠狠的打了康有为的脸。
在真相浮出水面之前，康有为可痛快了，拿着光绪的密诏，扛着改革领袖的大旗，走到哪里都是一堆同情他的拥护者。海外逃亡貌似也没什么困难。改版的光绪密诏，对于康有为是流浪的护身符，对于其他兄弟就是要命的催命符。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关进了笼子里，康有为飞走了，留下来的兄弟们，最终用生命名垂青史。
谭嗣同绝命诗被改事件
谭嗣同有句很知名的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几乎成了谭嗣同的名言警句，但是谭嗣同要喊冤了：我真没写。
这个冤不难辨，我们来看看谭嗣同写的原版《狱中题壁诗》：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向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谭嗣同的绝命诗是谁改的？也不是别人，就是康有为的朋友兼学生梁启超。虽然看起来好像还是改版的更豪气冲天有气势，但是严重违背了英雄谭嗣同的原意，掩盖了先烈“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有意思的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牛气哄哄的诗句也不是梁启超原创，果然比老师康有为“高明”，直接张冠李戴。这句诗出自晚晴知名墙头草苗沛霖的《秋宵独坐》：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在误穷经。
总说历史是个任人装扮的小姑娘，历史这个丫头，总被创造，被误会，被模糊，好在这个丫头很有脾气，怎么装扮都行，就是不能伪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