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證據法制度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分別是神示證據制度、法定證據制度和自由心證。
其他證據制度我不說了，我僅說說法定證據制度。
所謂法定證據制度，是指法律事前規定證據制度的種類和證明力，只要達到法律規定的要求，就認定犯罪，而不管其他，因此，法定證據制度也稱之為“形式證據制度”。
法定證據制度是歐洲中世紀時期的證據制度。
比如：客觀而又可信的證據是目擊犯罪現場的兩名證人，如果這兩名證人都說犯罪嫌疑人構成犯罪，就可以認定犯罪嫌疑人構成犯罪。法官不能根據其他情景證據來認定犯罪，並否定這兩名證人證言的證據效力。
比如，在下列情況下，也構成犯罪，比如說：這兩名證人是父子兩人；這兩名證人和犯罪嫌疑人是仇人，等等，這些都不影響法官判決被告有罪。
換言之，只要形式上有兩名證人正是被告有罪，法官就應當判決被告有罪，哪怕法官認為這兩名證人胡說八道，也應當認定被告有罪。
或者是，即便沒有兩名證人，僅僅有一名證人證人證實犯罪，但是，有其他痕跡物證，證實是被告所為，即便法官確信被告構成犯罪，但是也不能認定被告有罪。
由此可見，法定證據制度是一種機械的證據制度，他完全排除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和主觀能動性。因此，這種證據制度被稱為一種形式證據制度。
教科書上說，法定證據制度的特點是：
第一，證明分類的法定性。法律預先規定了各種證據的證明力和判斷證據的規則，法官的職能就是根據法律的預先設定，機械地計算證據數量的多少和證據證明力的大小，並據此認定案件事實，這就限制了法官在判斷證據及其證明力的專橫武斷。
第二，證據證明力的法定性。法律不僅預先規定各種證據的證明力，而且對證明力的規定也是根據形式來確定，而不是根據證據的實際情況來確定。一是被告人的自白被認為是最有價值和最完善的證據，對案件的判決和被告人的命運起著決定性作用;二是對書證的效力也作出了形式化的規定，如是原本還是副本，是公文還是私文等;三是對證人證言也有許多形式化的規則，如兩個典型的證人證言就構成完全的證據，如果幾個可靠證人的證言相互矛盾則按多數證人的證言來認定案情。
第三，證據證明力的等級化。法定證據制度中對證據證明力的規定，明顯受到封建等級特權的影響，這一點主要反映在對證言證明力的規定上。如1875年的《俄羅斯帝國法規全書》記載:當幾個地位或性別不同的證人的證言發生矛盾時，要依據地位之高低、男女之性別等來判定證言的證明力。通常是地位高的、男性、僧侶、學者的證言得到採信。
第四，刑訊逼供是法定證據制度的基本證明方法，是獲取被告人口供的合法方式。口供是定罪的主要依據，為獲得口供，對被告人、證人的刑訊就是天經地義了。
在法定證據制度下，刑訊逼供為何稱為普遍現象？
一方面，法律規定了口供巨大的證明效力。如何獲得具備巨大證明力的證據，司法人員可能刑訊逼供，反之，如果口供的作用不大，司法人員也不會冒很大的風險刑訊逼供。
另一方面，其他的證據無法認定犯罪。在自由心證的證據制度下，被告享有沉默權，即便被告一聲不吭，法官可以根據其他證據認定被告有罪，因此，口供的證明效力下降了。在用其他證據證據能夠認定犯罪的情況下，我又何必刑訊逼供認定犯罪呢？但是，在法定證據制度下，因為不同證據的效力預先規定，其他證據的證明效率低，認定不了犯罪，這才“逼著”司法人員刑訊逼供獲得證據。
在當前中國的證據制度下，《刑事訴訟法》規定了“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但是，司法人員在認定犯罪的時候，還總是希望獲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比如，侵財類案件，司法人員總是希望犯罪嫌疑人說“我為了非法佔有為目的拿了他的東西”，“我就想詐騙他”，“我就是利用了職務便利”，“我為了謀取非法利益收受賄賂”。等等。
實際上，行為人是不是非法佔有為目的，是不是利用了職務便利，是不是謀取了非法利益，完全可以根據查清的犯罪事實進行推定。關於這一點，筆者在之前的文章中說了很多次，在此不予贅述。但是，司法人員就是不動腦子，就是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筆者之前也說過，司法人員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自己的經驗不足，另一方面是自己的知識不足。
筆者經常舉這樣一個例子，如果一個人有性愛經歷，當看到“做愛”兩字的時候，這兩個字就喚起了他做愛的感受和經歷，不用說，他很容易地就理解了做愛兩字的含義。反之，如果他沒有這樣的經歷，你就是寫一篇博士論文，來論述什麼是做愛，他也是聽不明白。
美國聯邦法院一個法官說：什麼是淫穢物品？我看了才知道。不經歷一下，怎麼知道什麼叫淫穢？
另一方面是知識不足。比如說，司法人員辦理票據詐騙案件，如果司法人員對票據的知識，票據的流程一無所知，他就沒有判斷行為人的行為是不是票據詐騙罪。
因此，當司法人員不能做出判斷的時候，你要檢討自己，是不是你的經驗不足和知識不足。
司法人員為了掩蓋自己的經驗不足和知識不足，就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比如，上述非法佔有為目的的判斷，他沒有能力做出行為人是不是非法佔有為目的的判斷，他心裡沒底兒，此時，他就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不想承擔責任，也就是不擔當。他心裡沒底兒，他就擔心出錯，出錯就要承擔責任，為了不承擔責任，他就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這個案子不辦，一點問題都沒有，如果辦了，可能是一堆問題。再就是，即便他心理有底兒，但是他擔心別人說錯，他還沒有辦法反駁，比如說領導說這不對，哪不對，他不敢反駁，為了避免自己惹麻煩，他就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就是因為司法人員中的檢察官和法官對證據的這種過分要求，“逼著”偵查人員為了獲得檢察官和法官滿意的證據，對犯罪嫌疑人刑訊逼供或者變相刑訊逼供。
比如說，其他的間接證據和情景證據都能表明嫌疑人具有非法佔有為目的，但是犯罪嫌疑人就是不交代，就是不說“我就是詐騙他”這句話，此時，偵查人員就產生了刑訊逼供的衝動：“媽逼，證據這麼清楚，都不交代，看來不收拾你，你就是不說”。
假設在犯罪嫌疑人不交代的情況下，能夠根據其他情景證據來“推定”犯罪嫌疑人的主觀要件，偵查人員還有必要冒那個風險刑訊逼供麼？
有時候，犯罪嫌疑人的主觀要件就好像一條水中的魚，眼力好的人一看就看到，即便眼力不好的人也能看出來。比如說，行為人的“非法佔有為目的”。
但是，有些人就說看不到這一條魚，他就說沒有魚，只有讓這條魚跳出水面，他才說“奧，原來真有一條魚。”
偵查人員為了讓這條魚跳出水面，沒有辦法，就逼著犯罪嫌疑人說“我就想詐騙他”。
這句話，就是那條“跳出水面的魚”。
這樣執法和司法，與上述歐洲中世紀落後的法定證據制度有什麼不同？
這真是悲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