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有位中國總理，在自己的婚姻上實現了三個巨大的跨越——
第一， 跨越年齡，娶了一位比自己大十六歲的女人。
第二， 跨越種族，娶了一個比利時女人。
第三， 跨越宗教，作為新教徒為了妻子而改宗天主教。
他是陸徵祥，曾經的民國總理。
陸徵祥1871年6月12日出生在上海，父陸雲峰和母吳金靈都信仰基督教新教，陸雲峰還是傳教士。陸夫人產後患了重病，渾身水腫，在病榻上煎熬數年，終於撒手而去，這時陸徵祥年方八歲。
父親陸雲峰自己做了陸徵祥的啟蒙老師，課本就是《新約福音》。1862年，北京開辦同文館，第二年，上海開辦了廣方言館，兩館都是總理衙門主辦，旨在培養外語人才，開設的主要課程是法語、英語，同文館還增開格致等課。陸雲峰有意送子入廣方言館，習得一門外語，以便將來出洋學些實務，好回上海做郵局職員，父子將來也可安逸度日。
陸雲峰的這一想法在當時的確算是很出格的，因為那時大多中國人把學外語、留學海外、和外國人共事視為不齒，何況陸雲峰膝下就這麼一個兒子，還要送他“習夷文”，“依附夷人”？然而，陸徵祥聰穎過人，赴考廣方言館時陸徵祥不過是個十三歲的少年。
之後，在俄國聖彼得堡，陸徵祥受到駐俄公使許景澄的欣賞，因為參加一次舞會上，認識了一位身份顯赫的比利時女人——培德·博斐。
這位比利時奇女子，身材高大，年齡竟比陸徵祥大十六歲，父親和祖父都是比利時的高級官員，曾任比利時國王的侍從武官。
在一百多年前的晚清，中國人和外國人締結結婚還是辱沒祖先的醜事；他們的孩子也不能進祠堂，不能被埋進祖墳。
面對周圍所有人的反對和“忠告”，陸徵祥回了一句：“培德小姐是嫁給我陸徵祥，不是中國使館。”
1899年，陸徵祥頂著所有人的反對和不解，尤其是頂著自己頂頭上司和恩師許景澄公使的壓力，和培德女士在聖彼得堡的一座教堂正式結婚。
那一年，他28歲，培德44歲。
婚後十年，陸徵祥改信為天主教。
在陸徵祥心中，妻子與父親和師傅是同等重要的，他曾繪了一幅三友圖。三友者，一為其父，一為其師，一為其妻。他說：“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栽成我者吾師也。”
陸徵祥對培德是充滿了愛意與敬意，他稱讚妻子：“博斐培德，承先人遺傳，生性剛直好義，守職不苟，堅毅卓絕，對於人生，眼光高，聲氣平，艱難磨折，從沒有使她膽怯心寒，貧苦不能奪她的氣，富貴不能驕她的心。”
還曾稱自己“愛她思想不群，品德高尚，斷事有則，立身無私，不畏難，不欺人”。
“助吾者吾妻”是他晚年談及自己常說的一句話。同時，他和洋女人結婚的事也越傳越廣。
之後，陸徵祥成為了中華民國首任外交部長（當時稱外交總長）。他一手創建了民國外交部，提拔了顧維鈞等外交新秀。
不久，中華民國第一屆內閣垮臺，陸徵祥竟然陰差陽錯地成為中華民國第二任總理，他的比利時夫人也成為了中國的總理夫人。
1919年的巴黎和會，陸徵祥是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也是中國代表團的團長，中國政府的全權代表，顧維鈞等人都是他的副手。中國作為戰勝國，卻要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從而激起“五四運動”，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
之後，他一直在為簽署“二十一條”之舉懺悔，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此筆貽誤國事之大賬，早晚總要清算”。他只想“以殘身獻事上主，藉以做補贖工夫，減輕我一生對世界、對祖國、對民眾之罪惡賬目”。
培德去世後，陸徵祥在修道院裡過著清貧的生活，拒絕所有的資助。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他又以基督徒的身份，積極向外界宣傳中國的抗戰；還在《益世報海外通訊上介紹中國抗戰的情況，撰文呼籲歐洲各國人民支援中國的抗戰。
直到1945年他已是74歲的老人了，還對專程去比利時採訪他的中國記者說，他對於曾替袁世凱簽署“二十一條”向中國人表示懺悔，“三十年來我一直為此深深負咎”。
1945年，曾有中國記者至比國採訪陸徵祥，據報導陸徵祥曾對未來國情提出簡短而著名之警語：“弱國無公義，弱國無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