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許多西方人對於非西方世界的這種優越感並不是居高臨下式的，不是說我在二樓、你在一樓這樣一種空間等級的感覺，而只是一種時間上的領先感，即我領跑在先，你緊追在後的這樣一種優越感。這是一種伴隨著危機感的優越感，唯恐你追上來了。對於具有現代意識的西方人來說，從文化上歧視其他民族和地區，這是與西方主流的平等、人性等觀念相違背的。從現代社會的價值觀來說，受過啟蒙教育的西方人都會承認（至少在表面上會承認）所有人類在人性和基本權利方面都是平等的。但是另一方面，畢竟是西方人率先開啟了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過程，許多現代性價值，例如自由、平等、民主、博愛、寬容等等，都是歐洲人最早開創的，其他地區的人民最初確實是從西方人那裡學習了這些價值。所以這樣一種時間上的優越感或領先感在短期內是很難消除的。這就像西方一位國際問題專家弗裡德伯格曾經所說的：“歐洲的昨天將是亞洲的明天。”長期以來，大多數西方人一直認為，只有他們的體制、價值、信仰等才是唯一正確和人道的，非西方世界或早或晚都會走上西方式道路。歷史發展是線性的，西方人是老師，其他民族、國家和地區的人民都是學生。因此，許多西方人一直不認可東方人從自己的具體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價值觀念、宗教信仰和社會制度。隨著中國和一些非西方國家的日益崛起，特別是隨著中美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文化價值等方面關係的日益緊張，西方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將會進一步強化。相應的，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度的反西方情緒也會激盪增強，從而對全球化進程造成嚴重的撕裂和阻礙。
本文系趙林教授於同濟書店接受友朋會張松專訪
一、西方處理疫情的表現不能僅從宗教方面來解釋，還有更加廣義的文化習慣，例如南北歐不同的民族性格和生活習性等
張松：我們都知道，趙老師常年工作、生活在武漢，雖然武漢封城後一直滯留在上海，相信您也對此次疫情做了很多思考，網絡上關於西方國家處理應對疫情不力，原因是由於西方文化所致，您對此問題如何看待？
趙林：雖然疫情期間我在上海，並沒有在疫情最嚴重的武漢，但是武漢有很多熟悉的老師、朋友、同學，我會經常和他們聯繫，同時也關注疫情中的一些熱點。總體上看，此次疫情是一個自然災害，至於前不久網絡上引起熱議的關於病毒起源的爭論，我畢竟不是病毒學方面的研究者，不好妄自談論。
但是當疫情爆發，並在武漢、湖北、中國各地乃至周邊國家蔓延的時候，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國度採取了不同的應對方式。導致產生差別化應對的原因，既有文化方面的差異，也有政策方面的因素，這是文化背景與制度措施雙方面的問題，應該綜合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論。如果進一步分析，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中國是一個政治統一體，而西方則包括了歐洲和美洲的多個國家，他們的文化背景和制度設置存在著大大小小的差異，需要具體分析。比如網上有一種觀點認為，天主教國家應對疫情的表現要比新教國家差得多。我個人認為這種說法有些片面，我們還需要考慮許多變量關係。
僅僅從數據上來看，截止今天中午（2020年4月15日），歐洲國家中確診病例死亡率最高的是意大利和英國，病死率分別達到了12.9%和12.7%，而病死率最低的歐洲大國是德國（2.5%）和奧地利（2.6%）。這四個國家中，意大利和奧地利是信仰天主教為主的國家，而英國和德國卻是信仰新教為主的國家，所以我認為不能僅僅從天主教國家與新教國家的文化差異上來進行判斷，這裡面還存在著一些其他的文化差異，以及應對政策和具體措施的不同。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較早出現了發病高峰，他們的政府在組織應對方面確實存在著一定的疏忽，管控上存在著缺陷。但是致使疫情迅速擴散的另一個原因，也與拉丁民族比較熱愛自由，不願意受約束（帶口罩），熱衷於參加聚集性活動如法雅節、足球賽等等，有很大的關係。這些因素都在客觀上加速了疫情的傳播，這裡確實存在著文化方面的原因，但是這些原因不能僅從宗教方面來解釋，還有更加廣義的文化習慣，例如南北歐不同的民族性格和生活習性等等。
二、 病毒體現出某種智能性？
張松：您認為針對疫情的思考，除了科學、政治、經濟這幾個方面外，還應該從哪些方面做進一步反思？
趙林：這次的病毒傳播，我總覺得存在著一些耐人尋味的東西。從發病的情況來看，好像新冠病毒自身具備某種“智能”的特點，比以往的SARS、埃博拉等病毒要“聰明”得多，讓人感覺到新冠病毒在傳播方式和蔓延路徑上具有某種隱秘的計劃性。例如在全球的傳播就呈現出明顯的有序性——從中國開始，首先擴散到中國周邊國家如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地，由於這些國家重視程度較高、干預較早，相對控制住了病毒；隨後就在華人比較多的意大利開始了新一輪的爆發，緊接著西班牙淪陷，病毒通過法國向北部歐洲進發，然後通過大西洋傳播到了北美洲。在這個傳播過程中，澳大利亞是一個特例，因為澳洲是一個孤島，所以當疫情開始蔓延之初，澳大利亞政府就果然切斷了所有對外航班，以保證整個國家的零輸入狀態；並且通過對感染人群的精確控制，進一步減少內部傳染途徑，控制住了確診人數。所以今天澳大利亞的感染人數是相對較少的。我們再接著看，當病毒傳到北美，並且發展到高峰之後，下一步就一定會向南半球擴展，很快就會蔓延到南美洲、非洲以及南亞次大陸。從病毒的全球傳播路線上來看，呈現為一個波峰不斷轉化的發展路線，具有某種按部就班的有序性。至於傳染到了南半球之後，會不會再反轉過來造成對北半球的第二波衝擊，目前還是一個未知數，這裡面似乎潛藏著某種隱秘的計劃。人們根據以往經驗所作出的一些判斷，例如相信隨著氣溫的升高、夏天的到來，病毒就會自然死亡，這種可能性目前看來好像微乎其微。疫情發展到今天，我們不難看出，新冠病毒本身具有一些詭異的特點，例如傳染性較強、潛伏期較長、病死率適中、無症狀帶毒者大量存在，以及傳播路線的有序性。這些特點似乎都顯示出了某種智能性，好像有一個類似於神一樣的更高存在者，在暗中設計並操縱著這一切，其中的奧秘，顯然不是人類的有限智慧所能完全把握的。
關於這次疫情，大體上可以從幾個方面來反思。首先是關於病毒本身的科學問題，我們應該交給科學家們來進行研究。比如近期的西方醫學雜誌上刊載了一些專家的分析，他們認為全球新冠病毒可分為三種類型，中國流行的主要是B型，美國是A型，歐洲是C型。從病源學上來說，A型比B型和C型更加具有原始性，這三種病毒的傳播模式不同，致死率也不同。這是科學方面的研究結果，還有待進一步的深入。另外就是大家最近比較關注的思考，即由於疫情的傳播而對世界經濟、政治的重要影響，以及可能導致的國際格局的變化，這方面的各種觀點令人眼花繚亂。除了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方面的思考之外，我認為還應該從哲學上來進行一些反思，特別是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人與某種更高的存在者或者神的關係。這種思考在人們急於尋找解決疫情危機方案的務實大環境中，顯得有些空洞乏味，看起來毫無意義，但是這些問題卻是當前人類需要深刻反思的。最近西班牙有一位薇薇安女士在一篇文章中寫到，長期以來，我們不斷地掠奪和侵犯自然界，自然界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們發出警告，但是我們總是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而這次新冠病毒的大爆發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自然界或上天給人類發出的一次嚴重警告。這些話使得我想起了米蘭·昆德拉的那句名言——“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但是或許更嚴重的問題是，當上帝發笑之後，人類如果再不警覺，很可能就會迎來上帝發怒的後果了。如果人類仍然像以往一樣，不能從比科學、政治、經濟更加根本的哲學角度來對這次全球大疫情進行深刻思考，全面檢討一下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神的關係問題，重新思考一下生存本身的意義，批判性地反思一下當前盛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那麼人類在不久的未來很可能會面臨更加可怕的自然報復和懲罰。
三、中西方在應對疫情方面，既有制度上、文化上的差異，也有殊途同歸的地方。
張松：還有一個老問題，您對於“抄作業”的說法如何看待？
趙林：當我們把中、西方的應對方式進行對比時，許多人認為西方是在抄中國的作業。可是中國模式是西方人抄不了的，也是他們不願意抄的。中國疫情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是舉全國之力，用強力行政措施，將疫情控制在一個城市（武漢）和一個省份（湖北）之中。假設疫情從武漢蔓延到全國，導致了全國性的大爆發，那麼我們就被動了。西方的情況則不同，像美國這樣的聯邦制國家，總統和聯邦政府是沒有權力去過度干預各個州的防疫政策的。還有一些國家確實存在著政府管控不力的因素，這與西方國家的小政府大社會的政治結構有關，僅靠政府的法令是無力解決全社會的防疫和治療困境的。比如我們經常會說，意大利政府如果在病毒爆發初期就能夠有效地控制住米蘭和倫巴第地區的疫情擴散，那麼後來的情況就不會那麼糟糕。這種說法顯然是沒有考慮到意大利等西方國家的政府與中國政府在制度設置和社會動員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方國家既不可能、也沒有能力採取中國政府對待武漢市和湖北省的那些管制措施。當時中國的應對措施，除了採取強力的行政干預，嚴格地封城禁足之外，正好也恰逢春節期間，這一段時間是中國人返家團聚的時間。所以在大規模封城的時候，人口的流動性自然也大大減小，從而有利於對疫情的控制。再加上中國還有一個別國沒有的制度，那就是街道居委會和社區管理制度，這是西方國家不具有的地方管理體系，它在硬性實現城市社區的封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相比而言，意大利和西方其他國家就不具備這些基礎條件。所以中國模式概括起來說，就是在春節假期的有利時機，運用從中央到街道的層層行政機構的硬性管理措施，舉全國之力來應對一城一省的疫情防控救治問題，結果當然是比較理想的。
英國首相鮑里斯提出的群體免疫策略，在疫情傳播之初試圖以一種消極的方式來進行應對。當然也有人說，鮑里斯的做法很聰明，他這麼一說，反而沒人敢出門了，實際上起到了讓大家禁足隔離在家的作用。但是後來隨著英國確診人數的上升，鮑里斯開始改變政策，也開始運用法律的方式來強制人們禁足。相應地，若從“群體免疫”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武漢其實在客觀上已經走向了群體免疫的道路。隨著確診者、無症狀感染者、未被感染者被封閉在一座城市裡面長達兩、三個月之久，很有可能不少人已經產生了抗體，從某種意義上說，武漢已經進入了“群體免疫”的狀態。這說明中國方式的積極干預和西方放任自流的群體免疫，是一種辯證關係，積極干預最後導致了客觀上的“群體免疫”，而最初採用“群體免疫”做法的西方國家，如今也開始採取積極干預的措施。所以我認為，中西方在應對疫情方面，既有制度上、文化上的差異，也有殊途同歸的地方。
四、網絡文化的熱點聚焦和情緒化特點導致有些問題被放大。
張松：我們知道，方方是您的老朋友，疫情期間，方方日記在網絡上影響很大，特別是最近在海外出版的消息，更是引起了互聯網上的軒然大波，有人贊同，有人反對，情緒激奮的人群更是不佔少數。總的來說，對於方方日記出版的爭論形成了一種情感撕裂。中國人以往一直奉行溫、良、恭、儉、讓的儒家傳統，但是現在在互聯網上，這一傳統似乎已經被粗暴、極度感情化的意見宣洩壓制得不見蹤影了。此外反觀西方，似乎近幾年的西方世界，民粹主義抬頭也好，宣揚中國威脅論也罷，也同樣偏離了我們印象中的以重視人性為基礎的西方文明傳統，造成這樣一種變化的原因是什麼？
趙林：在疫情剛爆發的時候，我和一些朋友們聊天，談到薄伽丘的《十日談》，在14世紀，意大利出現了黑死病，一群青年躲在郊區，每天以講故事解悶，結果卻談出了文學藝術上的新觀點，甚至被人們說成是推動了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進程。反觀當下的疫情期間，我們每個人都在關心政治、經濟問題，幾乎完全忽略了文學和藝術方面的思考。也許是由於時代變了，也可能是由於網絡的便利，使得大家都可以參與國家大事的討論；當然，也可能是由於在現實世界中表達政治訴求的空間被大大地壓縮了，所以人們就把滿腔熱情都釋放到了網絡上。正是如此，使得網絡文化在中國呈現出一種繁榮而混亂的狀況。其中一個顯著例子，就是網民們因為方方日記出版的問題，相互之間出現了嚴重的撕裂，甚至出現了所謂“左派”與“右派”之間的相互聲討和人格攻擊。方方日記的寫作和出版，原本純屬方方個人的事情，她在疫情期間記載了武漢發生的一些事情，由於某種原因，這60篇日記在國內出版不了，所以就拿到國外出版。其實僅就日記出版這件事而言，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是由於網絡文化的熱點聚焦和情緒化特點，大家對方方日記及其出版形成了強烈的關注，並由此造成了不同觀點的巨大撕裂。這一網絡現象本身才是值得我們好好思考的。至少據我瞭解，當疫情在西方世界蔓延開來的時候，西方人似乎並沒有像我們一樣在網絡上形成如此嚴重的價值撕裂。當我們在網絡上群情激奮時，美國民眾正在為總統的換屆選舉摩拳擦掌。
我想說明一下“西方”這個概念，“西方”本身就是一個籠統的集合概念。我們經常聽說西方人因為疫情而產生了對中國人的誤解和敵意，其實這不足為怪，因為西方社會也包括各種不同觀點的人群。可能因為網絡的原因，我們將一些對中國有偏見和敵意的西方人的觀點誇大了，刻意加以渲染；相對而言，那些比較人道、公正、平等、客觀地看待中國的西方觀點卻不太引人矚目，被我們忽略了。這本身還是由於網絡放大的原因。當然說到根本，西方社會近幾百年來在各個方面領先的事實，使得許多西方人確實在骨子裡保持著一種西方中心論的優越感，這種文化上的優越感並沒有因為西方人奉行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價值觀而被消除。在今天，這種文化上的優越感更是由於西方國家與中國在政治制度方面的顯著差異而得以強化。
五、西方文化上的“優越感”由何而來？
張松：應該如何理解西方人骨子裡的“優越感”？
趙林：雖然以西方為主導的全球化正在退潮，但是西方人在文化上的優越感並沒有隨著殖民體系的瓦解、經濟份額的減弱等因素而有所改變。這是西方人根深蒂固的優越感，當然大部分西方人在對待非西方文化時，並非簡單粗暴地加以鄙視，而只是覺得西方文化更加先進、更加符合人道理想。事實上自近代以來，特別是從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很多東方地區的精英人士，也都認為西方社會的文明水平和價值觀明顯地高於非西方世界。包括我國“五四運動”時期最先進的那些知識分子，他們都認為西方文化確實要更高一籌。反過來說，當西方人向全世界傳播他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時，肯定會持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這不僅僅是由於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是歷史過程本身所造成的結果。
但是需要說明的是，今天許多西方人對於非西方世界的這種優越感並不是居高臨下式的，不是說我在二樓、你在一樓這樣一種空間等級的感覺，而只是一種時間上的領先感，即我領跑在先，你緊追在後的這樣一種優越感。這是一種伴隨著危機感的優越感，唯恐你追上來了。對於具有現代意識的西方人來說，從文化上歧視其他民族和地區，這是與西方主流的平等、人性等觀念相違背的。從現代社會的價值觀來說，受過啟蒙教育的西方人都會承認（至少在表面上會承認）所有人類在人性和基本權利方面都是平等的。但是另一方面，畢竟是西方人率先開啟了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過程，許多現代性價值，例如自由、平等、民主、博愛、寬容等等，都是歐洲人最早開創的，其他地區的人民最初確實是從西方人那裡學習了這些價值。所以這樣一種時間上的優越感或領先感在短期內是很難消除的。這就像西方一位國際問題專家弗裡德伯格曾經所說的：“歐洲的昨天將是亞洲的明天。”長期以來，大多數西方人一直認為，只有他們的體制、價值、信仰等才是唯一正確和人道的，非西方世界或早或晚都會走上西方式道路。歷史發展是線性的，西方人是老師，其他民族、國家和地區的人民都是學生。因此，許多西方人一直不認可東方人從自己的具體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價值觀念、宗教信仰和社會制度。隨著中國和一些非西方國家的日益崛起，特別是隨著中美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文化價值等方面關係的日益緊張，西方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將會進一步強化。相應的，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度的反西方情緒也會激盪增強，從而對全球化進程造成嚴重的撕裂和阻礙。
當今中西關係的一個無法克服的認知障礙，就是西方人總是歡喜用西方的價值觀來衡量中國；而中國人則出現了嚴重的分裂，一部分推崇西方政體和文化的中國人（所謂“右派”）同樣也喜歡用西方的價值觀來批評中國，而另一些具有較強民族主義情結的中國人（所謂“左派”）則往往習慣於用中國的價值觀來評價西方。正是這樣一種缺乏歷史理性精神和寬容平等態度的評價尺度錯位，造成了中西交往方面的許多麻煩。
六、“中國”是單數，“西方”是複數。
張松：我們知道西方文化的發展經過了從古希臘時期到羅馬帝國，再到中世紀乃至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等漫長的過程，您能否給我們大致講一下西方文化的重要特點，梳理一下西方文化的發展歷程和內部差異。
趙林：就像我前面說到的，西方和中國這兩個概念放在一起，是不對等的。中國是一個主體國家，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同一個政府，同一種政治體制，同一套文化價值觀；但是西方卻不一樣。西方分裂得很厲害，且不說東歐與西歐之間的巨大差別，即使在西北歐和西南歐之間、新教國家和天主教國家之間，也存在著較大的文化差異和制度差異。在某些方面，西方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與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相比，不見得會少太多。比如說，俄羅斯算不算西方？如果俄羅斯不算西方，它當然也不應該算東方，當它夾在東西方之間時，我們應該如何對它進行定義？我們所說的西方究竟是一個地理學概念還是文化學概念？這都是一些問題。當然，我們所說的西方通常是狹義的，主要指西歐和北美，當然也包括澳洲，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採用資本主義政治體制，奉行市場經濟原則，信仰天主教或者基督新教的那些國家。西方雖然是一個整體概念，但是它並不代表同一種文化和制度。如果從語言學上來說，“中國”這個名詞是單數，“西方”則是複數。
大家都知道，西方文明發源於希臘，古希臘文明與我們的夏商周時代非常相像，都是諸國林立，小國寡民，彈丸之地。區別在於，我們的三代時期好歹還有過一代接一代的天子，有過一個名義的最高統治者；而古希臘文明則不同，在諸多城邦中並沒有產生能夠長期號令眾城邦的權威。雖然雅典和斯巴達都曾想獲得這樣一種號令諸國的霸主地位，但是好景不長，兩強相爭的結果導致了兩敗俱傷，同時也敲響了希臘城邦文明的喪鐘。這是西方文明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古希臘文明對於後世西方社會最重要的貢獻在於開創了各種文化形態——宗教、文學、藝術、哲學、科學等等。雖然希臘城邦時代有著雅典的民主政治以及斯巴達的寡頭政治，但是這些制度成果僅僅只是一個雛形，而且對後世西方社會的影響並不太大。從現實意義上來說，對西方社會尤其是西方政治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的還是羅馬文明，羅馬形成了西方最早的國家體制。當羅馬帝國如日中天的時候，整個西方只有這麼一個國家，其他國家不是被羅馬帝國吞併成為附庸，就是根本還不能稱之為國家的部落族群。羅馬文明在制度建設方面為後來的西方社會奠定了重要基礎，尤其是羅馬的共和政治以及後來轉變為帝國政府的政治體制，這兩種體制都對後來的西方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而雅典的小國寡民式的民主制度對於西方的影響是極其有限的，相比而言，西方大多數國家今天採取的主要是羅馬的共和制而不是雅典的民主制。
羅馬共和體制下形成了兩個不同的社會階層相互博弈和協調的關係模式，後來演變成為今天西方國家的兩黨兩院制和三權分立制等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在國家權力機構中，既有代表平民的平民會議、下議院、眾議院、國民議會等，也有代表權貴的元老院、上議院、參議院等。兩個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相互博弈，通過民眾選舉選出幾年一任的行政長官——總統或者首相，這是現代西方國家普遍採用的羅馬共和體制。
再往後的歷史中，羅馬帝國由於北方日耳曼蠻族的入侵而崩潰，此前帝國內部就已經分裂成為東、西兩個羅馬帝國，由此引出了西歐和東歐兩個不同的文化分支。東羅馬帝國的範圍最初是在希臘、小亞細亞、西亞等地，後來開始向北影響到了北方的斯拉夫民族，如俄羅斯等。這些東歐國家基本上都是受到東羅馬帝國的影響而一脈相承地發展下來的，無論是體制上還是文化上，都延續了東羅馬帝國的特色，比如君主專制、東正教信仰等。然而在西歐，西羅馬帝國崩潰之後就走向了封建制度，統一的帝國分裂成為數不勝數的諸侯王國、騎士領地，從此以後西方社會就沒有真正地整合過。雖然中間也曾出現過查理大帝，出現過神聖羅馬帝國的一些野心勃勃的皇帝，近代又出現了拿破崙，現代還出現了希特勒，這些人都想用武力的方式重現羅馬帝國的統一理想，但是最終都曇花一現，不了了之。倒是西方的東方——東羅馬帝國，在拜占庭帝國崩潰之後，俄羅斯帝國又迅猛崛起，始終延續了大一統的集權體制。
相對西歐社會而言，中國自秦漢以後，雖然也曾經歷了兩百多年的南北朝時代，以及幾十年的五代十國時期，但是基本上都是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一直到清朝、民國，我們仍然還是實行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所以在中國，由於自秦漢以來主要維繫著一統天下的基本格局，中國的老百姓習慣於將自己的命運與整體的國家聯繫在一起，國家興衰與個人利益休慼與共。這樣一種歷史傳統使得中國人形成了很強烈的家國情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所以我們的媒體經常強調，先有國後有家，國家主權高於個人人權，這種觀念在中國深入人心。
西方則不同，自羅馬帝國崩潰以後分裂成封建社會，封建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地方分權為基本特色的。實際上早在古希臘城邦時代，西方人關於個人與國家關係的看法就與中國人有很大的分歧。在古希臘羅馬社會，“公民”所具有的獨立法權就使得個人成為整個社會的最基本的政治單元，成為比家族、團體更重要的政治實體，由此導致了西方私法體系的發展和完善。而中國自周朝開始就出現了宗法制度，這種宗法制度以家庭血緣關係作為紐帶將個人凝聚在一起，在這種體系中，人們首先考慮的是家庭、家庭等整體而非個人，個人在宗法關係中的意義只是作為整體的附屬物來加以考量的。推而廣之，首先是家，然後是國，接著是天下，在家國天下的整體框架中，個體永遠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螺絲釘。但是西方的情況卻不一樣，在古希臘時期就出現了以“單子”式的個人為主體的政治模式。公元前6世紀末，雅典政治家克里斯提尼就做出了很重要的改革，打破了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家族政治歸屬體系，按照屬地原則重新進行政治區域的劃分，完全以個人歸屬地為基礎進行五百人會議的抽籤和選舉。這樣一來，每個人就擺脫了血緣和家族的紐帶關係，成為獨立的城邦公民。到了羅馬時期，公民制度也是以個人作為政治的基本單元，家族僅僅只是構成了政治背景而已。
羅馬帝國崩潰以後的西歐，分裂出非常多的貴族領地。中世紀所謂的神聖羅馬帝國，在大多數時候只是一個空架子而已，到了馬丁·路德宗教改革時，神聖羅馬帝國還分為三百多個諸侯王國和一千四百多個騎士領地。在西歐中世紀，雖然希臘羅馬意義上的公民社會被層層隸屬的封建關係所取代，但是封臣與領主、附庸與貴族之間的關係也不是血緣關係，每一個封建領主仍然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個體，與最高的領主如國王之間有著一種相互制約的關係。正是這樣一種封建制度，使得中世紀的歐洲在政治上不可能形成中央集權，王權或皇權不可能像古羅馬帝國一樣一統天下。那麼這樣一種鬆散狀態的西歐社會靠什麼來維繫呢？靠的就是基督教信仰和教會組織。所以在西歐中世紀出現了一箇中國從未有過的東西，那就是凌駕於分崩離析的王權之上的統一的羅馬天主教會，這是一種更高的權力，屬靈的權力，代表這種神聖權力的就是羅馬教廷。
早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前，教會就逐漸羽翼豐滿；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教會的權力越來越強大。乃至於到了中世紀，世俗國家積弱不振，而羅馬教會卻一支獨大，由此形成了西方特有的政治格局——教權與王權之間的博弈，上帝與“愷撒”之間的博弈。這種博弈在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中國一向是王權至高無上，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是在西方卻長期存在著王權與教權這兩種權力體系，而且在中世紀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教權凌駕於王權之上，出現了西方特有的政治理論——“君權神授”，君主的權利是神授予的，而神在世俗世界的代表就是羅馬教會。到了近代，隨著西方民族國家的逐漸興起，封建制度受到了削弱，人民的權利也相應地不斷加強，這時就由“君權神授”演變為“君權民授”。雖然兩者看起來有天壤之別，但其中的基本理據卻是一脈相承的——最高的權力仍然來源於上帝，差別僅僅在於，到底是上帝把權力交給了羅馬教會，羅馬教會再把權力授予君主；還是上帝把權力交給了人民，人民再通過選舉把權力授予君主或總統。不同之處只在於權力的中介變了，由教會變成了人民，但是權力的終極根據和權力的最後行使者並未發生變化。
正是如此，近代西方社會的民主革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依據，政治家們常說國家的權力來自於人民，人民代表主權。但是如果進一步追問，人民的權力又是從哪裡來的呢？說到底還是從上帝那裡來的，這就叫作“天賦人權”。英國思想家約翰·洛克認為，自然（即神）賦予人的基本權利是不可剝奪的，這些權利包括生命權、保障人身安全的權利、追求幸福的權利，以及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人們建立政府，讓渡的只是部分權利，如果政府踐踏了基本人權，人民就可以起來推翻它並且重新建立一個政府。這就是西方“主權在民”政治思想背後的重要神學根據，即“天賦人權”。
由於西歐各國在中世紀曆史中的發展情況各不相同，所以在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也形成了迥異的結果。在西歐各國中，法國是最早借助中央集權而崛起的國家，早在瓦羅亞王朝建立時，一代代法國國王就開始持續地加強中央集權。雖然貴族的政治權力逐漸旁落，但是貴族在政治上被削弱的同時，在經濟上卻得到了彌補，他們始終享受著各種封建特權，特別是免稅的權利。而貴族們豁免的稅賦卻落在了農民的頭上，這樣就激起了人民的強烈不滿。然而英國卻走了一條不同於法國的道路，英國貴族一直享有很大的政治權力，但是他們也必須繳納非常重的賦稅，權力越大，義務也就越多。在法國，日益失去政治權力卻繼續享受封建特權的貴族與農民及資產者之間的對立越來越尖銳；而在英國，保持政治權力同時承擔經濟義務的貴族卻與資產者逐漸融合。所以法國的階級矛盾最後就導致了殘酷的暴力革命，而英國的階級妥協則孕育了不流血的“光榮革命”。
除了政治上的妥協之外，近代英國人在科學與宗教或者理性與信仰的關係問題上同樣表現出溫和的兼收幷蓄特點。英國從來沒有出現過非常強勢的無神論觀點，但是無神論卻一度受到法國啟蒙知識精英的大力推崇。英國在科學與宗教、理性與信仰、貴族與資產階級、國教信仰者與天主教徒及清教徒之間，始終保持著一種妥協的特點。正因為如此，除了克倫威爾的一小段統治時期之外，英國既未出現過絕對的中央集權，也未發生過混亂的平民專政和無政府主義狀況，而是比較溫和順利地實現了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制度的過渡。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科學與宗教的關係中，牛頓與上帝、理性與信仰始終具有一體兩面的協調關係，既不會出現極端的無神論思潮，也不可能有狂熱的宗教信仰排斥科學理性的情形。
雖然在英國革命過程中也曾有過殺死國王的偏激事件，將查理一世送上了斷頭臺，但是英國人很快就轉向了階級妥協和“光榮革命”。在事物的兩個極端之間尋求妥協，這是英國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特點。一直到今天，英國人仍然沒有徹底與傳統告別，今天英國的貴族依舊保持著貴族身份，只不過名稱改叫“紳士”（gentleman）了。貴族早就和資產階級相融合，資產者可以通過後天的努力上升為貴族，貴族也可以與平民通婚，無論財富多寡，都不妨礙他們的貴族身份。與此相應，英國的貴族精神也保存得比較好。比如說這次英國首相鮑里斯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在普通的英國民眾看來，這恰恰體現了一種勇於擔當的貴族精神，就像二戰期間許多英國貴族紛紛上前線為國效命一樣，當時貴族參戰的比例遠高於平民。這就是權力越大，責任和擔當也應該越多的典型例證。
法國的情況就不一樣了，早在“美男子”腓力四世的時代，國王就開啟了削弱封建貴族勢力的集權過程，從而比歐洲其他國家都更早地完成了中央集權。原來封建社會主要是貴族與平民之間的矛盾，但是由於中央集權的推進，矛盾的雙方逐漸變成了國王聯合平民特別是資產者來削弱封建貴族。國王為了加強王權，首先削弱了封建貴族的政治權力，把貴族們都請到巴黎來過衣食無憂的好日子，讓他們繼續享受封建領地的經濟特權，但是卻剝奪了他們的政治權力。同時國王從民間聘用一些文官，聯合平民和資產者的力量來共同對付貴族，加強中央集權。法國大革命說到底只不過是把舊的集權體制以一種新的統治形式加以重演而已，由此造成了從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下半葉的一百年間，從波旁王朝的國王專制經過羅伯斯庇爾的革命專制，再到兩個拿破崙的皇帝專制的歷史演變。雖然中間穿插了一些無政府狀態的混亂，但是總的來說，無非是從一種專制走向另一種專制罷了。直至今日，法國在政治上也時常會出現一些跌宕起伏的場面，比如不久前的黃馬甲運動，抗議者動不動就點起火把，焚燒凱旋門和其他建築物，進行社會暴亂活動。這種劍走偏鋒的情況在英國很少會出現，英國充其量只會有足球流氓鬧事，很少會發生政治暴亂。而且自從近代以來，法國在文化方面也經常出現兩種極端，最崇高典雅的東西和最流俗惡搞的東西都出現在法國，巴黎既有盧浮宮博物館也有蓬皮杜藝術中心。所以在法國，許多事物往往都呈現出兩極對立的態勢，政治上既有絕對的集權專制，也有混亂的無政府狀態；文化上既有高雅的古典主義，也有粗鄙的後現代主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18世紀的伏爾泰和盧梭分別構成了兩種對立文化風尚的象徵——伏爾泰代表著古典高雅的精英路線，盧梭則代表著激進浪漫的平民潮流。雖然今天的法國在政治上受到英美的影響，也走上了兩院制度——國民議會與參議院——和三權分立的相互制衡，吸收了這些順利轉型的西方國家的政治成果，但是在文化上法國仍然具有兩極分化的特點。
至於德國，與英、法相比，德國是一個後發現代化的國家，德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始終想在英法為代表的啟蒙理性與馬丁·路德開創的民族精神之間走出一條折中道路。由於長期處於嚴重的政治分裂狀態，所以這條折中的道路走得非常艱難。受路德信義宗的影響，近代德國人既要亦步亦趨地追隨英法的步伐，又不得不兼顧根深蒂固的德意志文化傳統。經過艱難的探索，並且一度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德意志終於走上了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如果僅就弘揚民族精神、振興傳統文化這一點而言，近代德意志道路倒是給我們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啟發。但是這條道路後來也導致了偏頗，從德意志帝國建立以後，特別是在納粹統治時期，由於對民族精神的過度強化，最終竟釀成了世界性的災難，給整個人類社會都造成了深重的苦難。
從以上三個西歐國家的情況來看，英、法、德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文化差異。德國人在疫情中表現出來的無需政府過多幹預的自律性，與德國路德宗的“因信稱義”思想以及唯心主義的哲學傳統之間有著密切關係。強調內心的真誠和自律，這是德意志民族精神的顯著特點，德國人無論幹什麼事情都是非常認真和虔誠的，甚至有人說當年德國法西斯也是“真誠地”去犯罪，他們懷著一種“崇高感”去從事侵略戰爭和殺戮行徑。同樣的，到了戰後，德國人又非常“真誠地”進行了懺悔和反省，所以今天的德國人仍然對納粹懷著一種深惡痛絕的批判精神。當然我們也得承認，
“真誠地”犯罪有時候比虛偽地犯罪更加恐怖，甚至是滅絕人性的。但是無論如何，德意志民族始終具有強烈的內在信念，堅持內心的虔誠和執著，認為內心的真誠永遠要比外在的效果更加重要，內在的真理永遠高於一切外在的利益。有一個現象非常有意思，在現代化轉型的18、19世紀，法國產生了一些變革社會的政治家，如羅伯斯庇爾、丹東、拿破崙等；英國出現了一些影響實業的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李嘉圖等，而在德國卻出現了一些批判思想的哲學家，如康德、黑格爾、叔本華等。法國人和英國人改變了歐洲的政治和經濟，而德國人卻改變了歐洲的思想。思想是人類社會最高的東西，德國唯心主義傳統極大地增強了德意志民族的自信和自律，儘管他們當時在政治、經濟領域仍然處於落後的地位。今天的德國人在應對疫情時所表現出來的自律精神，當初就是在這個民族崛起和精神啟蒙的過程中逐漸培養起來的。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儘管同屬於西方，但是歐洲不同國家由於文化傳統和民族精神等方面的差異，在一些具體事情上的表現也會相去甚遠。因此要想說明西方各國在應對這次疫情時的不同表現，絕非根據某種刻板印象就能夠解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