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许多西方人对于非西方世界的这种优越感并不是居高临下式的，不是说我在二楼、你在一楼这样一种空间等级的感觉，而只是一种时间上的领先感，即我领跑在先，你紧追在后的这样一种优越感。这是一种伴随着危机感的优越感，唯恐你追上来了。对于具有现代意识的西方人来说，从文化上歧视其他民族和地区，这是与西方主流的平等、人性等观念相违背的。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来说，受过启蒙教育的西方人都会承认（至少在表面上会承认）所有人类在人性和基本权利方面都是平等的。但是另一方面，毕竟是西方人率先开启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许多现代性价值，例如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宽容等等，都是欧洲人最早开创的，其他地区的人民最初确实是从西方人那里学习了这些价值。所以这样一种时间上的优越感或领先感在短期内是很难消除的。这就像西方一位国际问题专家弗里德伯格曾经所说的：“欧洲的昨天将是亚洲的明天。”长期以来，大多数西方人一直认为，只有他们的体制、价值、信仰等才是唯一正确和人道的，非西方世界或早或晚都会走上西方式道路。历史发展是线性的，西方人是老师，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是学生。因此，许多西方人一直不认可东方人从自己的具体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随着中国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日益崛起，特别是随着中美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等方面关系的日益紧张，西方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将会进一步强化。相应的，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度的反西方情绪也会激荡增强，从而对全球化进程造成严重的撕裂和阻碍。
本文系赵林教授于同济书店接受友朋会张松专访
一、西方处理疫情的表现不能仅从宗教方面来解释，还有更加广义的文化习惯，例如南北欧不同的民族性格和生活习性等
张松：我们都知道，赵老师常年工作、生活在武汉，虽然武汉封城后一直滞留在上海，相信您也对此次疫情做了很多思考，网络上关于西方国家处理应对疫情不力，原因是由于西方文化所致，您对此问题如何看待？
赵林：虽然疫情期间我在上海，并没有在疫情最严重的武汉，但是武汉有很多熟悉的老师、朋友、同学，我会经常和他们联系，同时也关注疫情中的一些热点。总体上看，此次疫情是一个自然灾害，至于前不久网络上引起热议的关于病毒起源的争论，我毕竟不是病毒学方面的研究者，不好妄自谈论。
但是当疫情爆发，并在武汉、湖北、中国各地乃至周边国家蔓延的时候，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度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导致产生差别化应对的原因，既有文化方面的差异，也有政策方面的因素，这是文化背景与制度措施双方面的问题，应该综合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进一步分析，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政治统一体，而西方则包括了欧洲和美洲的多个国家，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制度设置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差异，需要具体分析。比如网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天主教国家应对疫情的表现要比新教国家差得多。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有些片面，我们还需要考虑许多变量关系。
仅仅从数据上来看，截止今天中午（2020年4月15日），欧洲国家中确诊病例死亡率最高的是意大利和英国，病死率分别达到了12.9%和12.7%，而病死率最低的欧洲大国是德国（2.5%）和奥地利（2.6%）。这四个国家中，意大利和奥地利是信仰天主教为主的国家，而英国和德国却是信仰新教为主的国家，所以我认为不能仅仅从天主教国家与新教国家的文化差异上来进行判断，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文化差异，以及应对政策和具体措施的不同。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较早出现了发病高峰，他们的政府在组织应对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疏忽，管控上存在着缺陷。但是致使疫情迅速扩散的另一个原因，也与拉丁民族比较热爱自由，不愿意受约束（带口罩），热衷于参加聚集性活动如法雅节、足球赛等等，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因素都在客观上加速了疫情的传播，这里确实存在着文化方面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不能仅从宗教方面来解释，还有更加广义的文化习惯，例如南北欧不同的民族性格和生活习性等等。
二、 病毒体现出某种智能性？
张松：您认为针对疫情的思考，除了科学、政治、经济这几个方面外，还应该从哪些方面做进一步反思？
赵林：这次的病毒传播，我总觉得存在着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从发病的情况来看，好像新冠病毒自身具备某种“智能”的特点，比以往的SARS、埃博拉等病毒要“聪明”得多，让人感觉到新冠病毒在传播方式和蔓延路径上具有某种隐秘的计划性。例如在全球的传播就呈现出明显的有序性——从中国开始，首先扩散到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由于这些国家重视程度较高、干预较早，相对控制住了病毒；随后就在华人比较多的意大利开始了新一轮的爆发，紧接着西班牙沦陷，病毒通过法国向北部欧洲进发，然后通过大西洋传播到了北美洲。在这个传播过程中，澳大利亚是一个特例，因为澳洲是一个孤岛，所以当疫情开始蔓延之初，澳大利亚政府就果然切断了所有对外航班，以保证整个国家的零输入状态；并且通过对感染人群的精确控制，进一步减少内部传染途径，控制住了确诊人数。所以今天澳大利亚的感染人数是相对较少的。我们再接着看，当病毒传到北美，并且发展到高峰之后，下一步就一定会向南半球扩展，很快就会蔓延到南美洲、非洲以及南亚次大陆。从病毒的全球传播路线上来看，呈现为一个波峰不断转化的发展路线，具有某种按部就班的有序性。至于传染到了南半球之后，会不会再反转过来造成对北半球的第二波冲击，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这里面似乎潜藏着某种隐秘的计划。人们根据以往经验所作出的一些判断，例如相信随着气温的升高、夏天的到来，病毒就会自然死亡，这种可能性目前看来好像微乎其微。疫情发展到今天，我们不难看出，新冠病毒本身具有一些诡异的特点，例如传染性较强、潜伏期较长、病死率适中、无症状带毒者大量存在，以及传播路线的有序性。这些特点似乎都显示出了某种智能性，好像有一个类似于神一样的更高存在者，在暗中设计并操纵着这一切，其中的奥秘，显然不是人类的有限智慧所能完全把握的。
关于这次疫情，大体上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反思。首先是关于病毒本身的科学问题，我们应该交给科学家们来进行研究。比如近期的西方医学杂志上刊载了一些专家的分析，他们认为全球新冠病毒可分为三种类型，中国流行的主要是B型，美国是A型，欧洲是C型。从病源学上来说，A型比B型和C型更加具有原始性，这三种病毒的传播模式不同，致死率也不同。这是科学方面的研究结果，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另外就是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思考，即由于疫情的传播而对世界经济、政治的重要影响，以及可能导致的国际格局的变化，这方面的各种观点令人眼花缭乱。除了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思考之外，我认为还应该从哲学上来进行一些反思，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某种更高的存在者或者神的关系。这种思考在人们急于寻找解决疫情危机方案的务实大环境中，显得有些空洞乏味，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是这些问题却是当前人类需要深刻反思的。最近西班牙有一位薇薇安女士在一篇文章中写到，长期以来，我们不断地掠夺和侵犯自然界，自然界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发出警告，但是我们总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这次新冠病毒的大爆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自然界或上天给人类发出的一次严重警告。这些话使得我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那句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是或许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上帝发笑之后，人类如果再不警觉，很可能就会迎来上帝发怒的后果了。如果人类仍然像以往一样，不能从比科学、政治、经济更加根本的哲学角度来对这次全球大疫情进行深刻思考，全面检讨一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系问题，重新思考一下生存本身的意义，批判性地反思一下当前盛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那么人类在不久的未来很可能会面临更加可怕的自然报复和惩罚。
三、中西方在应对疫情方面，既有制度上、文化上的差异，也有殊途同归的地方。
张松：还有一个老问题，您对于“抄作业”的说法如何看待？
赵林：当我们把中、西方的应对方式进行对比时，许多人认为西方是在抄中国的作业。可是中国模式是西方人抄不了的，也是他们不愿意抄的。中国疫情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是举全国之力，用强力行政措施，将疫情控制在一个城市（武汉）和一个省份（湖北）之中。假设疫情从武汉蔓延到全国，导致了全国性的大爆发，那么我们就被动了。西方的情况则不同，像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总统和联邦政府是没有权力去过度干预各个州的防疫政策的。还有一些国家确实存在着政府管控不力的因素，这与西方国家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结构有关，仅靠政府的法令是无力解决全社会的防疫和治疗困境的。比如我们经常会说，意大利政府如果在病毒爆发初期就能够有效地控制住米兰和伦巴第地区的疫情扩散，那么后来的情况就不会那么糟糕。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考虑到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政府与中国政府在制度设置和社会动员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方国家既不可能、也没有能力采取中国政府对待武汉市和湖北省的那些管制措施。当时中国的应对措施，除了采取强力的行政干预，严格地封城禁足之外，正好也恰逢春节期间，这一段时间是中国人返家团聚的时间。所以在大规模封城的时候，人口的流动性自然也大大减小，从而有利于对疫情的控制。再加上中国还有一个别国没有的制度，那就是街道居委会和社区管理制度，这是西方国家不具有的地方管理体系，它在硬性实现城市社区的封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比而言，意大利和西方其他国家就不具备这些基础条件。所以中国模式概括起来说，就是在春节假期的有利时机，运用从中央到街道的层层行政机构的硬性管理措施，举全国之力来应对一城一省的疫情防控救治问题，结果当然是比较理想的。
英国首相鲍里斯提出的群体免疫策略，在疫情传播之初试图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来进行应对。当然也有人说，鲍里斯的做法很聪明，他这么一说，反而没人敢出门了，实际上起到了让大家禁足隔离在家的作用。但是后来随着英国确诊人数的上升，鲍里斯开始改变政策，也开始运用法律的方式来强制人们禁足。相应地，若从“群体免疫”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武汉其实在客观上已经走向了群体免疫的道路。随着确诊者、无症状感染者、未被感染者被封闭在一座城市里面长达两、三个月之久，很有可能不少人已经产生了抗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汉已经进入了“群体免疫”的状态。这说明中国方式的积极干预和西方放任自流的群体免疫，是一种辩证关系，积极干预最后导致了客观上的“群体免疫”，而最初采用“群体免疫”做法的西方国家，如今也开始采取积极干预的措施。所以我认为，中西方在应对疫情方面，既有制度上、文化上的差异，也有殊途同归的地方。
四、网络文化的热点聚焦和情绪化特点导致有些问题被放大。
张松：我们知道，方方是您的老朋友，疫情期间，方方日记在网络上影响很大，特别是最近在海外出版的消息，更是引起了互联网上的轩然大波，有人赞同，有人反对，情绪激奋的人群更是不占少数。总的来说，对于方方日记出版的争论形成了一种情感撕裂。中国人以往一直奉行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传统，但是现在在互联网上，这一传统似乎已经被粗暴、极度感情化的意见宣泄压制得不见踪影了。此外反观西方，似乎近几年的西方世界，民粹主义抬头也好，宣扬中国威胁论也罢，也同样偏离了我们印象中的以重视人性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传统，造成这样一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赵林：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和一些朋友们聊天，谈到薄伽丘的《十日谈》，在14世纪，意大利出现了黑死病，一群青年躲在郊区，每天以讲故事解闷，结果却谈出了文学艺术上的新观点，甚至被人们说成是推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进程。反观当下的疫情期间，我们每个人都在关心政治、经济问题，几乎完全忽略了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思考。也许是由于时代变了，也可能是由于网络的便利，使得大家都可以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当然，也可能是由于在现实世界中表达政治诉求的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了，所以人们就把满腔热情都释放到了网络上。正是如此，使得网络文化在中国呈现出一种繁荣而混乱的状况。其中一个显著例子，就是网民们因为方方日记出版的问题，相互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撕裂，甚至出现了所谓“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相互声讨和人格攻击。方方日记的写作和出版，原本纯属方方个人的事情，她在疫情期间记载了武汉发生的一些事情，由于某种原因，这60篇日记在国内出版不了，所以就拿到国外出版。其实仅就日记出版这件事而言，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由于网络文化的热点聚焦和情绪化特点，大家对方方日记及其出版形成了强烈的关注，并由此造成了不同观点的巨大撕裂。这一网络现象本身才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至少据我了解，当疫情在西方世界蔓延开来的时候，西方人似乎并没有像我们一样在网络上形成如此严重的价值撕裂。当我们在网络上群情激奋时，美国民众正在为总统的换届选举摩拳擦掌。
我想说明一下“西方”这个概念，“西方”本身就是一个笼统的集合概念。我们经常听说西方人因为疫情而产生了对中国人的误解和敌意，其实这不足为怪，因为西方社会也包括各种不同观点的人群。可能因为网络的原因，我们将一些对中国有偏见和敌意的西方人的观点夸大了，刻意加以渲染；相对而言，那些比较人道、公正、平等、客观地看待中国的西方观点却不太引人瞩目，被我们忽略了。这本身还是由于网络放大的原因。当然说到根本，西方社会近几百年来在各个方面领先的事实，使得许多西方人确实在骨子里保持着一种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并没有因为西方人奉行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观而被消除。在今天，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更是由于西方国家与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显著差异而得以强化。
五、西方文化上的“优越感”由何而来？
张松：应该如何理解西方人骨子里的“优越感”？
赵林：虽然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正在退潮，但是西方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并没有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经济份额的减弱等因素而有所改变。这是西方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当然大部分西方人在对待非西方文化时，并非简单粗暴地加以鄙视，而只是觉得西方文化更加先进、更加符合人道理想。事实上自近代以来，特别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很多东方地区的精英人士，也都认为西方社会的文明水平和价值观明显地高于非西方世界。包括我国“五四运动”时期最先进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都认为西方文化确实要更高一筹。反过来说，当西方人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时，肯定会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这不仅仅是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是历史过程本身所造成的结果。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今天许多西方人对于非西方世界的这种优越感并不是居高临下式的，不是说我在二楼、你在一楼这样一种空间等级的感觉，而只是一种时间上的领先感，即我领跑在先，你紧追在后的这样一种优越感。这是一种伴随着危机感的优越感，唯恐你追上来了。对于具有现代意识的西方人来说，从文化上歧视其他民族和地区，这是与西方主流的平等、人性等观念相违背的。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来说，受过启蒙教育的西方人都会承认（至少在表面上会承认）所有人类在人性和基本权利方面都是平等的。但是另一方面，毕竟是西方人率先开启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许多现代性价值，例如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宽容等等，都是欧洲人最早开创的，其他地区的人民最初确实是从西方人那里学习了这些价值。所以这样一种时间上的优越感或领先感在短期内是很难消除的。这就像西方一位国际问题专家弗里德伯格曾经所说的：“欧洲的昨天将是亚洲的明天。”长期以来，大多数西方人一直认为，只有他们的体制、价值、信仰等才是唯一正确和人道的，非西方世界或早或晚都会走上西方式道路。历史发展是线性的，西方人是老师，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是学生。因此，许多西方人一直不认可东方人从自己的具体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随着中国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日益崛起，特别是随着中美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等方面关系的日益紧张，西方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将会进一步强化。相应的，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度的反西方情绪也会激荡增强，从而对全球化进程造成严重的撕裂和阻碍。
当今中西关系的一个无法克服的认知障碍，就是西方人总是欢喜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而中国人则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一部分推崇西方政体和文化的中国人（所谓“右派”）同样也喜欢用西方的价值观来批评中国，而另一些具有较强民族主义情结的中国人（所谓“左派”）则往往习惯于用中国的价值观来评价西方。正是这样一种缺乏历史理性精神和宽容平等态度的评价尺度错位，造成了中西交往方面的许多麻烦。
六、“中国”是单数，“西方”是复数。
张松：我们知道西方文化的发展经过了从古希腊时期到罗马帝国，再到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漫长的过程，您能否给我们大致讲一下西方文化的重要特点，梳理一下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内部差异。
赵林：就像我前面说到的，西方和中国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是不对等的。中国是一个主体国家，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同一个政府，同一种政治体制，同一套文化价值观；但是西方却不一样。西方分裂得很厉害，且不说东欧与西欧之间的巨大差别，即使在西北欧和西南欧之间、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在某些方面，西方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与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相比，不见得会少太多。比如说，俄罗斯算不算西方？如果俄罗斯不算西方，它当然也不应该算东方，当它夹在东西方之间时，我们应该如何对它进行定义？我们所说的西方究竟是一个地理学概念还是文化学概念？这都是一些问题。当然，我们所说的西方通常是狭义的，主要指西欧和北美，当然也包括澳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采用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奉行市场经济原则，信仰天主教或者基督新教的那些国家。西方虽然是一个整体概念，但是它并不代表同一种文化和制度。如果从语言学上来说，“中国”这个名词是单数，“西方”则是复数。
大家都知道，西方文明发源于希腊，古希腊文明与我们的夏商周时代非常相像，都是诸国林立，小国寡民，弹丸之地。区别在于，我们的三代时期好歹还有过一代接一代的天子，有过一个名义的最高统治者；而古希腊文明则不同，在诸多城邦中并没有产生能够长期号令众城邦的权威。虽然雅典和斯巴达都曾想获得这样一种号令诸国的霸主地位，但是好景不长，两强相争的结果导致了两败俱伤，同时也敲响了希腊城邦文明的丧钟。这是西方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古希腊文明对于后世西方社会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开创了各种文化形态——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等。虽然希腊城邦时代有着雅典的民主政治以及斯巴达的寡头政治，但是这些制度成果仅仅只是一个雏形，而且对后世西方社会的影响并不太大。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对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方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还是罗马文明，罗马形成了西方最早的国家体制。当罗马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整个西方只有这么一个国家，其他国家不是被罗马帝国吞并成为附庸，就是根本还不能称之为国家的部落族群。罗马文明在制度建设方面为后来的西方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尤其是罗马的共和政治以及后来转变为帝国政府的政治体制，这两种体制都对后来的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雅典的小国寡民式的民主制度对于西方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相比而言，西方大多数国家今天采取的主要是罗马的共和制而不是雅典的民主制。
罗马共和体制下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相互博弈和协调的关系模式，后来演变成为今天西方国家的两党两院制和三权分立制等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在国家权力机构中，既有代表平民的平民会议、下议院、众议院、国民议会等，也有代表权贵的元老院、上议院、参议院等。两个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博弈，通过民众选举选出几年一任的行政长官——总统或者首相，这是现代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罗马共和体制。
再往后的历史中，罗马帝国由于北方日耳曼蛮族的入侵而崩溃，此前帝国内部就已经分裂成为东、西两个罗马帝国，由此引出了西欧和东欧两个不同的文化分支。东罗马帝国的范围最初是在希腊、小亚细亚、西亚等地，后来开始向北影响到了北方的斯拉夫民族，如俄罗斯等。这些东欧国家基本上都是受到东罗马帝国的影响而一脉相承地发展下来的，无论是体制上还是文化上，都延续了东罗马帝国的特色，比如君主专制、东正教信仰等。然而在西欧，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就走向了封建制度，统一的帝国分裂成为数不胜数的诸侯王国、骑士领地，从此以后西方社会就没有真正地整合过。虽然中间也曾出现过查理大帝，出现过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野心勃勃的皇帝，近代又出现了拿破仑，现代还出现了希特勒，这些人都想用武力的方式重现罗马帝国的统一理想，但是最终都昙花一现，不了了之。倒是西方的东方——东罗马帝国，在拜占庭帝国崩溃之后，俄罗斯帝国又迅猛崛起，始终延续了大一统的集权体制。
相对西欧社会而言，中国自秦汉以后，虽然也曾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南北朝时代，以及几十年的五代十国时期，但是基本上都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一直到清朝、民国，我们仍然还是实行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所以在中国，由于自秦汉以来主要维系着一统天下的基本格局，中国的老百姓习惯于将自己的命运与整体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国家兴衰与个人利益休戚与共。这样一种历史传统使得中国人形成了很强烈的家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我们的媒体经常强调，先有国后有家，国家主权高于个人人权，这种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
西方则不同，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分裂成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地方分权为基本特色的。实际上早在古希腊城邦时代，西方人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看法就与中国人有很大的分歧。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公民”所具有的独立法权就使得个人成为整个社会的最基本的政治单元，成为比家族、团体更重要的政治实体，由此导致了西方私法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而中国自周朝开始就出现了宗法制度，这种宗法制度以家庭血缘关系作为纽带将个人凝聚在一起，在这种体系中，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家庭、家庭等整体而非个人，个人在宗法关系中的意义只是作为整体的附属物来加以考量的。推而广之，首先是家，然后是国，接着是天下，在家国天下的整体框架中，个体永远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螺丝钉。但是西方的情况却不一样，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以“单子”式的个人为主体的政治模式。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政治家克里斯提尼就做出了很重要的改革，打破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政治归属体系，按照属地原则重新进行政治区域的划分，完全以个人归属地为基础进行五百人会议的抽签和选举。这样一来，每个人就摆脱了血缘和家族的纽带关系，成为独立的城邦公民。到了罗马时期，公民制度也是以个人作为政治的基本单元，家族仅仅只是构成了政治背景而已。
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西欧，分裂出非常多的贵族领地。中世纪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在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个空架子而已，到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时，神圣罗马帝国还分为三百多个诸侯王国和一千四百多个骑士领地。在西欧中世纪，虽然希腊罗马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被层层隶属的封建关系所取代，但是封臣与领主、附庸与贵族之间的关系也不是血缘关系，每一个封建领主仍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与最高的领主如国王之间有着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封建制度，使得中世纪的欧洲在政治上不可能形成中央集权，王权或皇权不可能像古罗马帝国一样一统天下。那么这样一种松散状态的西欧社会靠什么来维系呢？靠的就是基督教信仰和教会组织。所以在西欧中世纪出现了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东西，那就是凌驾于分崩离析的王权之上的统一的罗马天主教会，这是一种更高的权力，属灵的权力，代表这种神圣权力的就是罗马教廷。
早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前，教会就逐渐羽翼丰满；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教会的权力越来越强大。乃至于到了中世纪，世俗国家积弱不振，而罗马教会却一支独大，由此形成了西方特有的政治格局——教权与王权之间的博弈，上帝与“恺撒”之间的博弈。这种博弈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中国一向是王权至高无上，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在西方却长期存在着王权与教权这两种权力体系，而且在中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出现了西方特有的政治理论——“君权神授”，君主的权利是神授予的，而神在世俗世界的代表就是罗马教会。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民族国家的逐渐兴起，封建制度受到了削弱，人民的权利也相应地不断加强，这时就由“君权神授”演变为“君权民授”。虽然两者看起来有天壤之别，但其中的基本理据却是一脉相承的——最高的权力仍然来源于上帝，差别仅仅在于，到底是上帝把权力交给了罗马教会，罗马教会再把权力授予君主；还是上帝把权力交给了人民，人民再通过选举把权力授予君主或总统。不同之处只在于权力的中介变了，由教会变成了人民，但是权力的终极根据和权力的最后行使者并未发生变化。
正是如此，近代西方社会的民主革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政治家们常说国家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代表主权。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人民的权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说到底还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这就叫作“天赋人权”。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认为，自然（即神）赋予人的基本权利是不可剥夺的，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保障人身安全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人们建立政府，让渡的只是部分权利，如果政府践踏了基本人权，人民就可以起来推翻它并且重新建立一个政府。这就是西方“主权在民”政治思想背后的重要神学根据，即“天赋人权”。
由于西欧各国在中世纪历史中的发展情况各不相同，所以在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迥异的结果。在西欧各国中，法国是最早借助中央集权而崛起的国家，早在瓦罗亚王朝建立时，一代代法国国王就开始持续地加强中央集权。虽然贵族的政治权力逐渐旁落，但是贵族在政治上被削弱的同时，在经济上却得到了弥补，他们始终享受着各种封建特权，特别是免税的权利。而贵族们豁免的税赋却落在了农民的头上，这样就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然而英国却走了一条不同于法国的道路，英国贵族一直享有很大的政治权力，但是他们也必须缴纳非常重的赋税，权力越大，义务也就越多。在法国，日益失去政治权力却继续享受封建特权的贵族与农民及资产者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而在英国，保持政治权力同时承担经济义务的贵族却与资产者逐渐融合。所以法国的阶级矛盾最后就导致了残酷的暴力革命，而英国的阶级妥协则孕育了不流血的“光荣革命”。
除了政治上的妥协之外，近代英国人在科学与宗教或者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上同样表现出温和的兼收并蓄特点。英国从来没有出现过非常强势的无神论观点，但是无神论却一度受到法国启蒙知识精英的大力推崇。英国在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贵族与资产阶级、国教信仰者与天主教徒及清教徒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妥协的特点。正因为如此，除了克伦威尔的一小段统治时期之外，英国既未出现过绝对的中央集权，也未发生过混乱的平民专政和无政府主义状况，而是比较温和顺利地实现了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中，牛顿与上帝、理性与信仰始终具有一体两面的协调关系，既不会出现极端的无神论思潮，也不可能有狂热的宗教信仰排斥科学理性的情形。
虽然在英国革命过程中也曾有过杀死国王的偏激事件，将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但是英国人很快就转向了阶级妥协和“光荣革命”。在事物的两个极端之间寻求妥协，这是英国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特点。一直到今天，英国人仍然没有彻底与传统告别，今天英国的贵族依旧保持着贵族身份，只不过名称改叫“绅士”（gentleman）了。贵族早就和资产阶级相融合，资产者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上升为贵族，贵族也可以与平民通婚，无论财富多寡，都不妨碍他们的贵族身份。与此相应，英国的贵族精神也保存得比较好。比如说这次英国首相鲍里斯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在普通的英国民众看来，这恰恰体现了一种勇于担当的贵族精神，就像二战期间许多英国贵族纷纷上前线为国效命一样，当时贵族参战的比例远高于平民。这就是权力越大，责任和担当也应该越多的典型例证。
法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早在“美男子”腓力四世的时代，国王就开启了削弱封建贵族势力的集权过程，从而比欧洲其他国家都更早地完成了中央集权。原来封建社会主要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中央集权的推进，矛盾的双方逐渐变成了国王联合平民特别是资产者来削弱封建贵族。国王为了加强王权，首先削弱了封建贵族的政治权力，把贵族们都请到巴黎来过衣食无忧的好日子，让他们继续享受封建领地的经济特权，但是却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力。同时国王从民间聘用一些文官，联合平民和资产者的力量来共同对付贵族，加强中央集权。法国大革命说到底只不过是把旧的集权体制以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加以重演而已，由此造成了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下半叶的一百年间，从波旁王朝的国王专制经过罗伯斯庇尔的革命专制，再到两个拿破仑的皇帝专制的历史演变。虽然中间穿插了一些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但是总的来说，无非是从一种专制走向另一种专制罢了。直至今日，法国在政治上也时常会出现一些跌宕起伏的场面，比如不久前的黄马甲运动，抗议者动不动就点起火把，焚烧凯旋门和其他建筑物，进行社会暴乱活动。这种剑走偏锋的情况在英国很少会出现，英国充其量只会有足球流氓闹事，很少会发生政治暴乱。而且自从近代以来，法国在文化方面也经常出现两种极端，最崇高典雅的东西和最流俗恶搞的东西都出现在法国，巴黎既有卢浮宫博物馆也有蓬皮杜艺术中心。所以在法国，许多事物往往都呈现出两极对立的态势，政治上既有绝对的集权专制，也有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文化上既有高雅的古典主义，也有粗鄙的后现代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8世纪的伏尔泰和卢梭分别构成了两种对立文化风尚的象征——伏尔泰代表着古典高雅的精英路线，卢梭则代表着激进浪漫的平民潮流。虽然今天的法国在政治上受到英美的影响，也走上了两院制度——国民议会与参议院——和三权分立的相互制衡，吸收了这些顺利转型的西方国家的政治成果，但是在文化上法国仍然具有两极分化的特点。
至于德国，与英、法相比，德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德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想在英法为代表的启蒙理性与马丁·路德开创的民族精神之间走出一条折中道路。由于长期处于严重的政治分裂状态，所以这条折中的道路走得非常艰难。受路德信义宗的影响，近代德国人既要亦步亦趋地追随英法的步伐，又不得不兼顾根深蒂固的德意志文化传统。经过艰难的探索，并且一度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德意志终于走上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如果仅就弘扬民族精神、振兴传统文化这一点而言，近代德意志道路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但是这条道路后来也导致了偏颇，从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在纳粹统治时期，由于对民族精神的过度强化，最终竟酿成了世界性的灾难，给整个人类社会都造成了深重的苦难。
从以上三个西欧国家的情况来看，英、法、德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德国人在疫情中表现出来的无需政府过多干预的自律性，与德国路德宗的“因信称义”思想以及唯心主义的哲学传统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强调内心的真诚和自律，这是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显著特点，德国人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是非常认真和虔诚的，甚至有人说当年德国法西斯也是“真诚地”去犯罪，他们怀着一种“崇高感”去从事侵略战争和杀戮行径。同样的，到了战后，德国人又非常“真诚地”进行了忏悔和反省，所以今天的德国人仍然对纳粹怀着一种深恶痛绝的批判精神。当然我们也得承认，
“真诚地”犯罪有时候比虚伪地犯罪更加恐怖，甚至是灭绝人性的。但是无论如何，德意志民族始终具有强烈的内在信念，坚持内心的虔诚和执着，认为内心的真诚永远要比外在的效果更加重要，内在的真理永远高于一切外在的利益。有一个现象非常有意思，在现代化转型的18、19世纪，法国产生了一些变革社会的政治家，如罗伯斯庇尔、丹东、拿破仑等；英国出现了一些影响实业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李嘉图等，而在德国却出现了一些批判思想的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法国人和英国人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和经济，而德国人却改变了欧洲的思想。思想是人类社会最高的东西，德国唯心主义传统极大地增强了德意志民族的自信和自律，尽管他们当时在政治、经济领域仍然处于落后的地位。今天的德国人在应对疫情时所表现出来的自律精神，当初就是在这个民族崛起和精神启蒙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同属于西方，但是欧洲不同国家由于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等方面的差异，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表现也会相去甚远。因此要想说明西方各国在应对这次疫情时的不同表现，绝非根据某种刻板印象就能够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