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濤，1971年生，祖籍安徽阜陽。1994年以來在《人民文學》《詩刊》等發表詩作若干。2008年參加第24屆青春詩會。出版詩集《草木邊關》《邊土》《木刻的詩篇》，曾獲寧夏“黃河金岸”詩歌節全國徵詩一等獎，《芳草》雜誌第三屆漢語詩歌雙年十佳詩人、第四屆新疆“天山文藝獎”及首屆新疆兵團“綠洲文藝獎”等獎項。現居新疆烏魯木齊。
○愛唱歌的農夫
落日和塵埃一樣令我欽慕
扁豆和打瓜也一樣令我欽慕
打瓜地裡 兩個勞作的人黑得像墨汁一樣
化也化不開兩個農夫
我喜歡其中愛唱歌的一個
○詩篇
破曉的雲豆 從草窠中伸出帶露的花朵
在泛紅的花瓣中寫下噪雜的詩句
它用詩歌把我吵醒
像披髮的休士① 帶著潦草的幾行墨跡
我是大嗓門的愛人 清晨
寫兩行淡淡的詩句給你
在空曠的花朵中
心中藏著的
是給你的詩篇
①休士（1902-1967）：美國詩人。
○讀《巴爾喀阡山狂想曲》
書的扉頁 伊雷什·貝拉依舊年青
火車開出巴爾喀阡山
革命、遊行、舉旗子的青年
沒有一個是我
伊雷什·貝拉
假如戰爭結束
會是很好的棒球手
“衝啊，飢餓的乞丐們”
革命會再次來臨
匈牙利步兵在喊——“狗崽子”
衝啊，衝啊，殘忍的敵人
上帝保佑
○好時光
我已經對自己說，別哭
因為時光會像吉他一樣彈出好聽的音樂
從蚯蚓柔軟的身體裡
我找到自己少年的好時光
鑲花的窗子上掛著少年的風
青澀的九月會綻放在秋天的花蕾上
挑著霜天的九月
是比沙棗還甜的好時光
好時光被夾在舊相冊中
楊木窗花裡關著少年的香氣
沙棗花的餐桌還留著空空的杯盞
這一天的好心情在黑白照片中發酵
有多少遊走的風就有多少楊樹枝
有多少隻蝴蝶的翅膀就有多少楊樹枝
大風會吹走空空的教室
空空的一個人，在九月佇立
○星星峽的列車
過了星星峽，火車就開進了遼闊這個詞
火車巨大的慣性讓人看到秋天裡惶惑的燈盞
火車還可以拽上一兩片落葉，楊樹的葉子
隔著沙梁遠遠地拋向甘肅
火車還會驚醒一些夢
那些追夢人會記住這趟列車的座次
在星星峽，火車還會碾碎一些地名
黑夜裡，星星峽的列車像一條不安的蟲子
帶著稍許的歇斯底里
並且努力壓抑住內心的惶惑與不安
○父親，母親
天空中密佈的雨腳滴破了午夜
蛙在林中產卵
這一切被閃電撕破
照見那個青綠花背在雨中逃竄
雨聲太大，父親的褲腳
沾滿了各色黏土、草枝
在一聲悶雷中顯影的父親
草帽已經溼透
天明，去林中找一些合適的樹、葦葉
去彌補給母親帶來恐慌的天窗
它在樹影中劇烈晃動的聲音
像囚禁了一隻永遠無法脫身的黑色蝙蝠
這樣帶著弧度的影子鬧了一夜
母親也倦了，抱著荒原的孩子在夢中哺乳
那不更事的嬰兒
把母親吸得蒼白
○野地裡的蟲鳴
那些自白。昆蟲進入潛意識。
進入柴房、木轆轤、泥牆根下。
昆蟲在不同的方向鳴叫著，
既可能是蛐蛐、遊蟲，也可能是別的，
它們混雜著夜色進入我的身體。
九千里蟲鳴。我是第一個。
我有觸角，探堅硬的事物。
我有啞嗓子，愛在午夜唱一些低音。
我還有細腰、複眼、毒刺，
我可能是螞蟻、蜜蜂，也可能是別的事物。
我還可能住草窠，飲露水，
把一攤雨水當成汪洋。
爬那些繞不過的坎，
活那些微不足道的命。
我可能進入一個詞，充當介詞、連詞甚至省略號，
我頭頂草字頭，我還會像蟬、蟋蟀歌唱比我偉大的事物，
而正午，那麼多人在荒原上走去、走來，
他們聽見、聽不見，
全然與我無關。
○荒原的詩性
當詩性被蒸發掉
一群駱駝被趕進山坳
它們身上散發著強大的駱駝性
在荒原被定義之前
一定是那些見識過非荒原的人在操縱
“眼下是一片毛茸茸的沙漠呢”，李娟寫道
碎裂的眼鏡片呈輻射狀
另一片從中間垂直裂開
就用這樣被肢解的目光閱讀荒原
越來越低的雪線溢出筆端
活在一部地名手冊中
設法讓自己更加講究
但荒原給我的尺度有時還不夠
純糧釀造的一本書
讀起來燙手
但是想吃山藥的人很多
追趕走散的生活
在這裡
把所有熱情耗盡
即將依靠批判來生活
○清晨
清晨，被夢做醒
留下太多的空位，在頭等艙
一直讀報的乘客，突然起身
是啊，時候已經不早了
麥蓋提人民廣播電臺，怎麼
還未開始播音
清晨，想著些不連貫的事
大風颳斷一個人的手臂。只能
被迫用左手寫字，正寫著
母親突然進來，喊她去
餵奶
只留下一支筆，在田野裡
書寫著羊蹄、馬齒莧、風暴
直到筆芯已經失去了中性
寫下來的字都是不連貫的
其實，那天早晨
我已經沒有更多的話，
要說
○巴紮上的寫作
我的詞語常常被熹微的光照亮
它使一切隱喻失效
而光中趕來的電動三輪
載來成噸的詞語和馬
這使我相信巴紮上的寫作
在這裡產生的每一個詞
都是有分量的
動詞的鬥雞。形容詞的山羊。
它們產下的詞彙量大得驚人
南疆，盛產詞語的故鄉
這些詞語日積月累
衝脹了我的書房
而奔湧而來的馬車
從一個村莊向另一個村莊
在這樣的時刻
我總是拉上窗簾
用以拒絕那些多餘的光
評論：
詩歌，當一個孩子行走或停留
——兼評劉濤詩集《邊土》
馬季
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不一樣的是，今天，對於詩人的心靈狀態，似乎難以找到一套準確的描述話語。對於當代詩歌，與其說草根性、廣泛性是它的特徵，不如說它以強大的自我更新能力為中國文學延續文脈作出了重要貢獻。我們所能看見的是，詩人隊伍的構成越來越複雜，詩人的生存方式越來越多樣化，詩歌審美的祛魅走在了所有文體的前列……在掙扎、蛻變之後，詩歌，就像一個正在行走卻停下腳步，或者是停留以後正準備行走的孩子。簡單的說，當代詩歌不僅有效延續了上個世紀累積起來的生態豐富性，而且在抵禦了樣式邊緣化所帶來的焦慮的同時，一大批詩人獲得了精神領域的獨立性和自足性。
在中國當代文學普遍遭遇現代性困境的時候，當代詩人何以繼續開闢自己的空間？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也是一個很有意思、值得探討的問題。在我看來，新詩之所以能夠歷經百年風霜，久盛不衰，大致有這樣三個因素。首先是民間性。詩歌與民間文化保有天然的血脈關係，在任何時代，詩歌都不曾脫離它的民間性。正是由於這一點，古代詩歌仍然可以在今天的中小學課堂裡吟誦。不難發現，當代新詩已經形成文化自覺，民間性成為其每個發展階段的重要標誌。其次是心靈世界與社會現實二元結構的互為作用。無論是脫離現實的心靈，還是擺脫心靈的現實，都是對新詩本意的反制，當代詩歌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經驗的價值與意義。其三是與五四以來建立起來的新文化傳統，更直接的說，是與民國文學書寫方式建立了良好的文化傳承關係。或多或少，這個關係在其他文體中出現了明顯的裂痕，並且在修補過程中傷筋動骨、煞費苦心，惟獨詩歌“長袖善舞”，不為所累。如果說前兩條是詩歌本身具備的特性的話，那麼後一條，無疑是包括不同信仰、不同審美趣味的當代詩人共同努力、星火相傳的結果。“詩人是一個民族的觸角”（龐德語），在中國當代文學中，詩人的確擔當了這個使命。
最近，我集中閱讀了青年詩人劉濤的兩部詩集《邊土》和《草木邊關》，我感覺他的作品有這樣幾個鮮明的特徵。其一是“冷抒情”。這一表現方式在上個世紀80年代曾一度流行，並且出現過一批很有作為的“冷抒情”詩人，北島應該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當然，不同的抒情方式沒有高低之分，切合詩人氣質的，準確、生動的，就是好的抒情方式。在劉濤身上，我看到的是思維方式的冷靜、果斷，語言表達的簡潔、睿智，感覺到的是由靜生動，不露聲色的情緒張力；有哲思而不刻板，有見地而不輕率。
塵土上的轍痕。我們扒開玉米稈圍牆
傾斜的沙棗林，生鏽的鐵鍁
太陽漸漸從地平線上沉下去了
沒有一座房子
光線在一枚棗核中聚攏
沙棗是甜的，並且積蓄了黑暗的力量
有時候，味覺單憑一粒果實還不夠
需要整整一座果園
——《沙棗林》
疾病是朵晚開的花
孤寂在無人的手術檯上
吹口琴的孩子還小
黎明不肯到來
說出一次寂寞就會說出黑夜的名字
說出一種疼痛就要回家
在漫長的寫字檯上
詩章打折、發皺並且充滿發黴的房子
——《晚開的花》
我想，如此的表達或許跟作者長期生活在偏遠的新疆石河子有關，簡單、輕巧的抒情方式顯然不合乎那裡的風物。在我看來，詩歌與鄉土的關係，等同於心靈與自然的關係；詩人的成長，與養育他的土地休慼相關。出於好奇，我曾經向劉濤打聽過石河子的城市特徵，我想象著“石頭”和“河流”，物象非常簡潔、具體，但那裡的冬天和夏天又會是什麼樣的呢？回答是冬天零下30度。美國作家畢爾斯說，人類環境中政府無法抽稅的部分，經常能啟發詩人的靈感。劉濤的詩歌所獲，定然帶著石河子的獨特氣息。
劉濤詩歌的第二個特徵是善於運用“物象轉移”表達微妙的情感，這和通常所說的詩歌意象略有區別，物象注重客觀，意象趨向主觀。而“物象轉移”更突出空間感，它既有實指的部分，也有虛指的部分，兩者混為一體，互為目的。這一特徵看似不那麼靈巧、透明，卻值得玩味、咀嚼。
一定有什麼東西正起身離去
某處的燈，惺忪地亮在白色衣裙上
皺褶的光被無意中抖落
昨日是八毛錢的信箋，今日是等待
藍色墨水吸光了夢裡白髮
推開窗，又是滿天星斗
——《地平線》
出口在夢的左邊，夢的右邊
有時逼迫自己在月光下醒來
摸摸牆
白白的
又白又薄的月亮
粘在柳園，烏拉泊也行
列車深陷在皚皚的沙漠中
汽笛聲驚醒了酣夢
——《出口》
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詩歌屬於一種“流浪”藝術，這個“流浪”不單單指向行為，更多的是指向心靈。那麼心靈“流浪”到底象徵著什麼呢？這其中指涉兩個概念，一是相對於“家園”，因為“流浪”意味遠行；二是相對於“神秘”，因為外部世界永遠是未知的。詩人在“流浪”中必然要吟唱“家園”，最終，他將向外部世界訴說“家園”的“神秘”。也就是說，“家園”的陌生化，是詩人畢生的追求之一。這也是我想說的劉濤詩歌的第三個特徵。但這一特徵在他的詩歌中並沒有狂熱的表現，而是冷靜的，或者說是寂靜的，甚至是不易覺察的。
紫花木槿的葉子落了，落成草字頭
童年時代的一個偏旁，往往寫得潦草
然後去野地裡踏那些地黃、陳皮
多年後，它們組合成一劑藥方
用以療治我深度的憂鬱症
——《紫花木槿》
有時 我想喝杯咖啡
就叫上蓓蓓像兩個孩子
有時 我想那個孩子
就把咖啡放在黑色的桌布上
而且 我也不想散步 不想看書
只想等待……
——《有時》
劉濤真的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外表有幾分木訥，不大善言辭，但你看他的目光卻有“慼慼然”。當他的詩歌迸發出心靈對世界的“直擊”的時候，我覺得到了他的赤子之心。進而，我又想，他雖久居石河子，卻何嘗不是個“旅人”？
你這個敲鐘的人 趕路的人
身上裹著紅夾衣的人
有些口吃的人
唸唸有詞的人
把道路讀成一本大書的人 人中人
在地平線上行走的人
把前胸當成後背的人
不管什麼 只管埋頭走路的人
有候鳥一樣慾望的人 鳥形人
離家越來越遠的人
走一天少一天的人
倒在哪裡就埋在哪裡的人
沒有行蹤的人 遠行人
——《旅人》
我願以我的文字做他的夥伴，在微暗的火光中一同前行。我讀他的詩，讀他的寂靜和夢想，也讀那些死亡與憂傷。我相信，詩歌給予我們的，是無法說盡的東西，或者說是點亮了那些隱藏在我們內心的東西。好的詩歌，在我看來，就是一個行走的孩子在停留，或者一個停留的孩子，在行走。他是一個見證者。正如詩人安妮·狄拉德所言：我們在此是為了要見證創造，並且要鼓動它；我們在此是為了要注意一切，讓一切都受到注意……我們在此是為了要知覺到周遭的美和力量，並且讚美和我們同在的人們。我們見證我們的世代和時代，我們眼看著時令變遷。否則，創造就是在空蕩蕩的戲院裡上演。
塞薩爾·巴略霍（秘魯）
隨筆：
“人類的代言人”
——讀巴略霍詩集《人類的詩篇》
巴略霍是一個苦難型的詩人，這從它一開始創作就命中註定，相對於狂歡的詩篇，我更傾向於痛苦的詩篇，唯有痛苦方能在人類精神中留下深深的刻痕。而趙振江又是一位擅於處理現代化的譯者，他所譯的巴略霍的詩篇，是詩人的一幅正面肖像，巴略霍的詩被他處理得錯落有致。
秘魯是拉丁美洲大陸上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度，與略薩流亡西班牙一樣，巴略霍也有著流亡的經歷。1931年，巴略霍加入了西班牙共產黨，在精神苦難與道德危機面前，他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現在提起拉丁美洲文學，總是使人眼前一亮，這片經歷過殖民掠奪與古老印加文化雙重烙印下的文學總是令人期待，在聶魯達、略薩的光芒之下還掩映著種種苦難的星群。
閱讀巴略霍的詩就像哥倫布穿越廣闊的熱帶叢林去探險那樣，假如你不瞭解拉美的殖民史，你就無法理解他詩中充滿苦難的現代性。他不是聶魯達那樣極度享樂型的作家，他的身上還揹著深重的十字架。這種沉重感是他現代性詩篇中的獨特景觀。如果把聶魯達的愛情詩和巴略霍的情詩對比閱讀，你可以明顯感受到這種差別。我曾經和友人讀過聶魯達《女人的肉體》：“女人的肉體，雪白的山丘，雪白的大腿，”“啊，寫得太色情了，簡直是肉慾橫流。”朋友驚呼道。但這是黃燦然的譯本，他顯然看出了聶魯達詩中的這種本質。相比之下，巴略霍不具備處理歡悅的經驗，而聶魯達也同樣缺乏處理苦難的能力。
巴略霍詩集《人類的詩篇》
聶魯達把巴略霍簡稱為“v”，“那位朋友的去世令我心傷/他和我一樣，也是很好的木匠。/我們曾一起出現在餐桌、街巷，/分享痛苦、出沒山岩、奔赴戰場。人們的目光在怎樣使他越來越偉大，/那個瘦骨嶙峋的人與我相比是耀眼的光芒。”聶魯達的詩篇中把他稱為“我的兄弟”“一個偉大的面孔”
巴略霍的詩基本上是以拉丁美洲為背景，從《黑暗使者》開始就充滿了黑暗意象，黑暗是他對黑暗的註解和詮釋，是心靈的自然投影，“哦，牢房四壁。/啊，四面白的牆壁。”1920年，巴略霍在參加聖地亞哥紀念活動時，因“帶頭襲警鬧事”而被通緝，終被逮捕，經受了一百一十二天的牢獄之災。在獄中，他完成了向超現實主義的轉化，完成了描述世界的特殊語調，完成對世界的整體描述。巴略霍的描述和聶魯達描述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到底哪一個更真實？哪一個更接近世界的本原？“可惡的分裂，神經的壓抑，/從它的四個角落，/每日如何伸一伸帶著鐐銬的肢體。”巴略霍是在苦難的基礎上完成了對現實的超越，不僅僅是語言上的革新，更是新內容的發現。他的超現實主義留有深刻的現實投影和心靈病理的描述。在他的詩篇中，留下了關於牢房的深刻記憶，在語言的繚繞感中留存著雷霆般的吶喊，他用現代化的詩歌語言消化著現實的苦難。在一次朋友聚會中，巴略霍幾乎是哭著朗誦完《特里爾塞》的幾首詩。
作為一名超現實主義詩人，從本質上來說，現實是無法超越的。巴略霍無法超越黑牢，無法超越失去親人的痛苦，無法超越疾病。儘管他在詩中爆發出咆哮和吶喊，但他始終無法超越1937年4月15日那個黑色的星期四，其實，這樣苦澀的結局他早有預期，“咖啡變成了葬禮的油燈”，“母親的‘吃吧’不會從墳墓，/從黑暗的廚房/和愛的匱乏裡走出”。
在生命面前，不會有超理性的現實，儘管他的詩歌中灌注著一種穩定的邏輯。他的詩不像聶魯達，也不像特朗斯特羅默那樣，他始終在執著地敘事，他的詩我們不會有太多的陌生感，總是觸手可及。“誰沒有自己藍色的衣服？/誰不吃午飯或乘坐電車”，詞與詞之間的斷裂感、跳躍性都不是太強，但也不是一覽無餘、明白曉暢。巴略霍經歷過死亡的磨難，也用詩篇紀念著死去的親人，似乎在為自己的離世作好了情感上的醞釀，他寫了一首《悼亡兄米格爾》：“哥哥，今天我坐在咱家的石凳上，/我們感到無限的憂傷”。這種語句像是在與哥哥的對談，在這首詩中還出現了母親的形象。後來，他遠涉他鄉，經常在一個姑姑的朋友家吃午飯。有一次他來晚了，只好自己守著孤零零的餐桌，轉瞬間，意念起了遠方的家和去世的母親。“此刻我獨自吃晚飯，沒有母親，/沒有要求，沒有‘吃吧’，沒有水，/也沒有父親……，一連串由否定詞構成詩，營造一片陌生的空間，“‘母親’二字已不在唇邊/我還吃的什麼飯！”離鄉和遠方是詩人必可不少的人生經驗，在訴說親情、鄉情之上，他是一個溫和的詩人。我至今還經常默默吟念自己的詩句：“離開故鄉之後，我成為詩人”。但對於一個大寫的人來說，離鄉不能不是錯誤的選擇。背景離鄉的人，都是小寫的人。
說巴略霍，不能不說《人類的詩篇》，這是一部流亡的詩篇，帶著對故鄉的懷念和政治激情。1923年，正當巴略霍的小說《音階》出版之際，有人傳言，他的案子可能複審。於是，他於6月17日遠涉歐洲，7月13日到達法國。從此，他再也沒有回到祖國。也正是從離開故鄉之後，巴略霍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詩人，真可謂造化弄人，如果沒有政治上的迫害、流離失所的漂泊，巴略霍很難臻於精神上的化境，很難有更為經典的《人類的詩篇》。在這裡，“巴略霍已成為了人類的代言人”(趙振江語)。從這裡開始，他詩歌的語言簡直像連珠炮那樣四射，更加恣肆，更加大膽，就像一位歇斯底里的宣洩者，沒有邏輯，沒有語言，只有激情四射。“但天上的技術與大地相碰/我又嗅到了它們迴環！匣子純淨，分子突變”，這樣的語言，恐怕只有天上才有。但同時，流亡般的遊歷使他的思想更為活躍，視野更加開闊。
1924年，巴略霍的父親去世，他說：我的父母已被埋葬，今天我對生活遠不如從前那麼歡喜……在這一階段的詩篇裡，他開始咒罵，“畜生，你理解我嗎？”1925年，巴略霍染病臥床，一度病情加劇。但，為了生活，他仍然與《世界》週刊、《多樣性》雜誌合作，並與人創辦了《繁榮·巴黎·詩歌》雜誌，這份雜誌吸收了許多先鋒派詩人，包括巴勃羅·聶魯達在內的一大批詩人為之撰稿。之後，他三次訪問蘇聯，寫作了《俄羅斯在1931年》等。1932年，他獲得了在巴黎的居留權。1934年10月11日與吉奧爾吉特結婚，此間，巴略霍創作的詩篇已沒有確切的時間，我們只能玩味他焦灼的心境，1936年10月他寫道：“我要遠離一切，因為一切/都是為了證實我不在場。”其後，他寫作了《聯想到永別的再見》。《人類的詩篇》囊括了西班牙內戰爆發以及他親赴馬德里前線這些重要時刻。“武裝木頭的偉大的心靈，/赫拉克利特嫁接在馬克思的表述上。”
巴略霍病逝後，1939年1月，東方兵團的共和國的士兵們在西班牙出版了他的一部詩集《西班牙，我飲不下這杯苦酒》。無論什麼時候，這些詩永遠帶著巴略霍個人鮮明的生命特徵，它不是匕首，不是投槍，不是任何武器，它只是一顆怦然跳動的心臟。
憤怒使好事破碎成疑問，
使疑問破碎成三四個相似的拱門，
然後，使拱門破碎成意想不到的墳；
窮人的憤怒
用一塊鋼對抗兩把匕首
——選自《詩》
文章配圖：攝影師Erik Witsoe作品
來源：北京文藝網國際詩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