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是“利與害”的考慮；後者是是信仰上的考慮。
特朗普與拜登得票創紀錄，都超過了一些當選總統的票數。從選民的角度看，自己的選擇是維護自己的利益，但是從全球看來，很多人看法是出於信仰——“理性”。這種“理性”基本是出於系統性“大學教育”的結果。
就對特定“場景”的考察來看，美國以其國內的制度為標本，建立了許多國外製度，特朗普的行為是從根本上改變這些的初衷，那麼作為地上天國標杆的失敗，使命的終極價值就被證明是虛偽的。理性的現實意義怎麼能理所應當的指導現實中的行為呢？
所以，這才有了希拉裡克林頓與拜登的瘋狂反撲。“瘋狂”一詞，不是說人失去理性的歇斯底里，而且而是對信仰、榮耀的焦慮不安。利益與信仰緊密結合遭遇挫敗感產生“瘋狂”就是可以理解的。
現在在有三種看法:特朗普做錯了，但有利於我們；特朗普做錯了，對我們是損害；特朗普沒做錯，對我們有利。
根據一條邏輯:富了、貴了、尊了。後者包含前者，但是邏輯的前提是理性的個人、文明社會。
從中，我們就可以認清誰是什麼人？誰在做什麼？誰在想什麼？
一方信仰就是利益，一方生存就是利益，一方信仰與利益俱是利益。
就像德意志統一前夕，詩人席勒發出悲嘆“德意志在那裡，我找不到它”，現在就要問“美國是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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