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是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曾巩出身儒学世家，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皆为北宋名臣。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年十二即能为文。
曾巩的先祖曾参是恪守儒学的典范，曾巩的祖父、父亲也坚持以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因此，孩童时代的曾巩就深受儒学的熏陶。从曾巩祖父曾致尧的遗训"无以佛污我" 便可窥见其整个家庭儒学修为的一斑。曾巩青年时代树立的雄伟志向，也正是以儒学作为指导方针，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曾巩前段人生会持有如此坚决鲜明的排佛态度，当然这种态度也导致其对佛学的认知停留在感性的层面。
首先，曾巩认为佛学其"道足以为一方，而不足以适天下之用。"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宣扬佛法，僧徒将佛学的教义与儒学的观点相比较，并声称佛学胜于儒学，从而导致了儒释之间的尖锐对抗，宋代依然是如此。如《龙舒净土文》记载："长芦赜禅师作《劝孝文》百二十篇……后二十篇言：劝父母修净土，为出世之孝。盖世间之孝一世而止，尤为孝之孝者；出世之孝无时而尽，以父母生净土，福寿不止如恒河沙劫，此莫大之孝也。"契嵩也认为："天下以儒为孝，而不以佛为孝……是见儒而未见佛也，佛也极焉，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入之，以佛神之，其孝至大矣！" 则是在否定儒家之孝，而肯定佛家之孝，但这种论述的目的是为了推广佛法。在曾巩看来，佛学着眼点过于狭隘，因此"不足以尽万事之理"佛学的根本目的是让世人脱离俗世苦海，但这种出世和不作为的思想恰恰与儒学的入世和积极作为的思想相悖。曾巩对此也措辞十分激烈："故与之为衣冠、饮食、冠昏、丧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者，莫不一出乎人情；与之同其吉凶而防其忧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与之处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乱之所去也。与之所处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谓圣矣乎？……圣人者，道之极也，佛之说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为失也。" 在曾巩看来，佛学之道不足以达到"安且治"的效果。
其次，曾巩认为"其(佛学)时节经营，皆不自践"给国计民生所带来的危害非常巨大。曾巩对佛家不务常业的批判，实际上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曾巩所处时代，佛教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相当繁盛时期。太祖、太宗两朝基于政治上的考量，对佛教采取既扶持又打压的策略。但是到了真宗朝，情况为之大变。据《宋会要辑稿》载："天禧三年(1019)……凡度二十六万二千九百四十人。道士七千八十一人，女冠八十九人。僧二十三万一百二十七人，尼万五千六百四十三人。" 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而"(神宗)熙宁八年(1075)，在京僧九千七百三人，诸州军僧一十九万三千七百九十九人。(熙宁)十年(1077)，僧二十万二千八百七十二人。"同样极其可观。宋高宗赵构曾言："朕观昔人有恶释氏者，欲非毁其教，絶灭其徒；有喜释氏者，即崇尚其教，信奉其徒，二者皆不得其中。朕于释氏，但不使其大盛耳！献言之人，有欲多卖度牒，以资国用者。朕以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过一二百千，而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其所失岂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拨放，十数年之后，其徒当自少矣！"一语道出了释氏的真正威胁。而曾巩所言："百里之县，为其徒者，少几千人，多至万以上。"则是其亲身感受到的威胁。因此，从经济利益上看，排佛也是势在必行之事。
最后，曾巩认为"其(佛学)法能为人祸福者，质之于圣人无有也。"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其中国化趋势日益明显，但其核心依然是普度众生至极乐世界。佛学的终极目标虽然充满了玄幻色彩，在民间却有着广阔市场，但"子不语怪、力、乱、神" 则是将儒学与民间尚神鬼的风俗隔离；而佛教则不然，其诸多教义不仅被阐释为与儒学有着本质的共同点，还迎合民间的神鬼风尚。北宋曾巩所处的年代，朝廷面临着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其直接后果就是百姓生活的负担加重，而与"怪力乱神"有着紧密联系的佛教与道教却似乎给了百姓一丝光明和希望。在这种背景下，曾巩所言："至于浮图，人虽非如此，皆置不问，反倾府空藏而弃与之。"很明显是世人在儒学之外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曾巩认为根本行不通。
曾巩的前段人生可谓坎坷，其间也曾羡慕过陶渊明，一度有过放弃功名的想法。但是在科举考试失败的时候，欧阳修依然鼓励着他。在生活极其困顿的时候，杜衍、刘沆都曾极力相助。这些都让曾巩对自己的人生怀有希望。39岁一举上榜，又使得曾巩获得了实现理想的机会，增添了对于所执理念的信心。因此从孩童时代到通判越州前，曾巩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所以其排佛立场便一直比较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