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有四聖：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孔子，儒學創始人；孟子，儒學集大成者；朱熹，理學集大成者；王陽明，心學集大成者。
當中，王陽明的心學對後世的影響力非常巨大，有著很多擁躉，他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無善無噁心之體...”等等名言，成為許多人的座右銘。
王陽明作為明朝時出生的大儒，於學術的研究上，無疑佔有優勢，畢竟前朝有大量的諸子百家學說資料供他的參考，加上他在官場浮浮沉沉經歷，成就了他的千古英名。
然而，王陽明的著作中，初始提及“佛老”(即佛家與道家)，是批評的態度居多，作為一名大儒學者的立場，這可以理解。
但是對佛家與道家熟悉的人，會發現王陽明後期的許多觀念，其實是含有佛老的學說，只是詞彙的運用不同而已。
這些與王陽明在官場經歷了理想的破碎，還有生死坎坷有關，他的心程與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蘇東坡極其相似，到了晚年，總結自己的一生，都會有佛道元素參與其中。
再者，歷史發展到明朝時期，可以說儒家、道家、釋家三家文化已經趨於成熟，如果說此時的王陽明只受儒家影響，而沒有受到道家釋家影響，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表面上看，王陽明是對宋朝理學的懷疑比較多，可宋朝理學的本身是忽視了佛老的影響性，甚至從另一個角度看，佛老是高於儒學的，所以王陽明更多的悟道，其實是在朝佛老方向走的。
三教並行的大文化氛圍下，歷史以來的大儒，多多少少會涉及佛與道，像韓愈、李白亦儒亦道，白居易、蘇東坡的亦儒亦佛，由此可知，王陽明必然也會有佛道影響。
然而，自春秋時期叔孫豹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後，儒家的追求往往就是以三不朽為人生最高理想。
三不朽的提出，它既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又有注重德行的素質修養，至於立功，含有功利主義的元素，但不得不承認它又符合人性的某種本質。
所以歷史上的文人知識分子，即使做不到立言，可立德、立功方面也會讓人感到敬佩，像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還有明代的方孝隭，面對朱棣的威迫，依然不改初衷，寧可被誅滅十族，亦不改初心。
人們說歷史上，真正做到三不朽的只有孔子、王陽明，還有半個曾國藩。王陽明在立德、立功方面，可以與孔子相媲，他的德行無疑是完美的，而功績方面，平定明朝內亂，勤於政事，無疑亦是完美的。
但是，王陽明在立言方面，面對歷史的先賢，儒有孔孟，道有老莊，佛有釋氏，他無論如何著書立說，都難以越過他們。
唯一的途徑，加上他本身的實際心得感悟，他唯有將佛老納為儒用，於是在立言方面，便有新的創新，形成所謂的心學。
由於心學既有儒學的現實意義積極指導作用，又有佛老的精神層次昇華，所以使得它被人們欣然接受。
王陽明的格物致知與佛老的詮釋。
王陽明十八歲的時候，看到朱熹理學的格物致知，格物窮理之說，他便想去踐行。格物致知是來自儒學經典《禮記·大學》。
對於格物致知，朱熹的解釋，相對是注重觀察物的屬性，透過物的屬性去明白一種道理、規律，然後按著這種道理、規律去處世，也就是說，人只有透過外面的學習，才能讓自己的心豐盈起來。
然而，王陽明去格物致知，即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他觀察了竹子七天，最後也沒有悟出個所以然來。他對朱熹的格物致知學說，有了初始的懷疑。
當然了，多年以後，他創造了心學，對格物致知有了新的理解，他認為物的屬性與心的屬性是一樣的，心的意動是什麼，物的屬性就是什麼。
這意味著心決定著外在事物，而不是外在的事物決定著心，他的觀點與朱熹的理學是完全相反。
如果說朱熹的理學類似現代哲學的唯物主義，那王陽明的心學就類似於現代哲學的唯心主義，但王陽明的心學又是極其豐富的，裡面飽含著我們的傳統文化特色。
實際上，在格物致知方面，道家與佛家方面，有著更高的理解，只是相對而言，道與佛相對注重精神層次。
也就是說，道與佛對物的本性有著更透徹的絕對的詮釋，像莊子所說的：聖人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莊子說得很明白，聖人的心就像一面鏡子一樣，事與物來了，不持拒絕的態度，也不持不歡迎的態度，僅讓之對應而沒有藏匿，像鏡子照事物，事物有來來去去，但心如如不動，所以能做到不被事物所駕馭而傷到自己。
這與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極其相似，都是不讓事物來左右自己的心，用佛家的話來說，事與物都是相，不可執著。
佛家對物的詮釋，基本是認為它是地水火風的凝聚，它是虛妄的，不真實的，而且在唯識宗中，認為事與物僅是心識的作用，是一種業力種子的萌發。
後來，王陽明在這方面上，有個很有名的觀念：
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這個觀念很明顯的有著道家、佛學的味道，你沒有觀察花的時候，花與你的心都是寂靜的，而一旦你觀察了花，花的顏色便顯現出來，由此可見，花的屬性其實是在你的心內。
有時，我覺得這有點薛定諤的貓的量子力學樂趣在裡面，即觀察改變結局。當然了，這是題外話，若談論，過於餘冗。
王陽明的這個觀念，如果在佛學上來途釋，可以這麼說，花僅是人的心識透過六根而對應的一種相，其實它並不真實，但它又是真實的，因為沒有花的存在，就映現在不出心的存在。
所謂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花的出現，是由心而畫出來，這有點不可思議，但佛家就是如此解釋，而且還涉及到無明、能所等等見解。
其實，王陽明的最後格物致知，實際上是對事物的屬性態度，他沒有將之分離，而是視之為心的合一，與天人合一、物我兩忘有異曲同工之妙。
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惡，還有生命的本質。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
這種性善論最早由孟子提出，他認為人的本性具足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的善性，但王陽明的坎坷經歷讓他有所悟，認為事實並非如此。
如果人之本性是善，那世間又何來這麼多的動亂與淒涼，很明顯，人性本善是一種過度的人性美化，不符合事實。
對孟子提出相反理論的是荀子，他認為人之初性本惡，而人之善是一種偽裝。但無論如何，孟子與荀子都注重後天的教化，這就回歸了儒學的有教無類。
雖然公論都是回到積極意義的有教無類，但對人性的善惡本質追尋，王陽明緊緊捉住這一點苦苦追求。
他回想自己的經歷，他一向勤於政事，甚至苦學兵法平叛寧王內亂，親手擒得寧王想交予朝廷處理，可當時的明武宗朱厚照貪玩，竟然想釋放了寧王，讓之重新作亂，然後明武宗去親自擒拿。
這讓王陽明感到不可思議，接著他對朱厚照身邊的禍國殃民宦官八虎提出批評，但反而遭到劉瑾的迫害貶謫貴州。
禍不單行，在貴州的時候，還受到劉瑾的爪牙刺殺，幸在他聰明，巧施妙計逃過一劫。這仕途的百般坎坷，讓他對世事的觀察與感悟有了新的層次。
他在貴州的龍場悟道，開啟了舉世聞名的陽明學，奠定了他三不朽的立言基礎，從此他的人生真正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
龍場悟道中，他有一句名言：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王陽明的這個感悟，應當是有借鑑著孟子的人人皆可堯舜觀點，只是有新的提升。
同時，他可能有借鑑著唐朝時盛行的禪宗學說，即惠能大師的《六祖壇經》。王陽明作為明代學者，對於唐代的這種禪佛文化不可能不瞭解。
問題在於他有沒有願意去釆取或者創新地佛為儒用，他經歷過災難之後，終於是創新地佛為儒用，而且效果甚佳。
何其自性，本來清淨。何其自性，本無生滅。何其自性，本不動搖。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萬法。——《六祖壇經》
這經文中的自性，與王陽明所說的聖人之道，是相同的，只是詞彙的運用不同，而且都有共性，就是本自具足。
王陽明認為人的本性具足聖人之道，人人都可以成為堯舜，不須外求於事物；惠能大師認為人人具足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不須外求於諸相。
如此看來，兩者相同，堯舜是偉人，釋迦摩尼亦是偉人，而他們的偉人本質，其實人人俱足，這是很鼓舞人心的觀念。
所以，王陽明心學的偉大之處，就是打破階層的阻礙，上至廟堂，下至江湖，人人可以當偉人，人人平等，這在封建社會的森嚴禁錮中，是多麼難得的光輝觀點。
就像惠通大師的人人可以成佛，是很偉大的讓人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學說。王陽明的心學與惠能大師的禪學功效都在於，將高高在上的儒、佛學說，廣泛地推到人人可及的民間，而且教化成果是巨大的。
再回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惡之說。王陽明有著名的四句論述：
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如果以佛學的知識體系理解他的這句話，那就是體、相、用，而且是相同的。
王陽明認為無善無噁心之體，佛學認為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為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相當於佛學的起心動念，即是會形成一種相。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就是佛學上的用。
王陽明的這句話，如果純以佛學語言來詮釋，就是心本具足智慧，但因為無明起心動念有了善惡之分，然後須修行的為善去惡回到本性，直至善惡皆無的圓滿。
這種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惡的論述，其實宋朝的《三字經》，後面加上的字就很有意思的。即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
性、習的區別，就是人本性攜來的客觀，佛學稱之為輪迴的業力，因為現代主流思想是儒學，所以這些觀點未能廣泛得到重視。
實際上，佛學的論述還會更加寬廣，只不過這涉及現實意義，所以於此就不多筆墨敘寫。
最後的討論，大儒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與佛家的普度眾生。
儒家一直提倡的是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齊家、國治、天下平。
可以說，天下太平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理想，它是我們歷史發展的主流，所以儒家文化也一直是歷史的主流學說，因為它具有非常大的現實意義。
但是天下太平僅靠儒家的君君臣臣集體關係管理是不足夠的，因為人還有精神層次的追求，這種追求同樣需要管理與引導。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相對朱熹的先知後行而言，在心即理的前提下，王陽明更注重知與行的圓融性與實效性，從而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
然而何謂真正的知，何謂真正的行，它需要一個標準框架，王陽明將這個標準框架歸為無善無噁心之體，即人人具足。
雖然人人具足，但依然需要後天的教育，這回歸到儒家的核心仁義禮智信，實際上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注重人本性的散發，並在實踐中順於一種既有先天性的本有，又有一種後天性的教導的融合。
知行合一的觀念推行，大勢是趨向於天下太平，同時又能達到個人的人格完美。王陽明相對是側重於現實意義的推進，而佛家則是側重人精神層次的引導，事實上這種引導也可以天下太平，而且教化意義不遜於王陽明的知行合一。
王陽明的立場是儒士，在君君臣臣的關係尺度把握，軍事作戰的計謀，處理政事的善巧，他做不到佛學的一些近乎苛刻的戒律，但殊途同歸，天下太平與普度眾生，它們一定程度上是相同。
若說佛家亦有知行合一，那就是簡單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說是簡單，其實也不簡單。這涉及到太多的現實，比如，佛家戒殺，但王陽明為天下太平，平叛內亂，不得不殺人，那這是對還是錯？
這恐怕得有大覺大悟者才能說得清楚，就像明朝小說《水滸傳》中的魯智深，為人仗義，殺人無數，最後頓悟成佛。這也是很引人思考的經典例子。
總的而言，王陽明作為明朝學者，前人有大量的學說供他參考，無論是主流的儒、釋、道，還是百花齊放的兵家、墨家、縱橫家等等，都為他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王陽明的心學是離不開儒、釋、道的學說基礎，而且後世學者，沒有任何人能超越儒、釋、道。有時覺得，可以這麼說，王陽明的心學，就是儒、釋、道學說的相互滲透的重新排列組合，而且互動性更為緊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