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有一大特色，是有太多隐秘言论，需要借助稗官野史这等“小说家者言”的形式，去曲为转达的。
古代中国，写史是一个危险的行业
它不直说，并非“逃避现实”，而多是“不合时宜”。这是过去的中国文人，尤其狡慧的强项，也是本土历史演义\历史小说异常旺盛的一大要因。这个现象，扯句学术黑话，就是民间讲史、通俗写史，论根底绝非只是文字娱乐，而是关涉到一项至为隐晦的映射传统。
何为“春秋笔法”，何为“重言十七”，孔丘与庄周老师都三缄其口，可这必然就是解释。
所谓“历史小说”，本质不在“小说”，而在“史论”。它是巧用“野史曝言”之具，对往昔社会作出评议，同时暗喻出对当下人事的看法，继而警醒读者。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我写的是正史，我读古书15年才写了这书
这心思，是无囿在古今、不困于新旧，也即大家挂在嘴边的“以古鉴今，察往知来”，是对心智官能的莫大训练。你看我们的历史演义，从《左传》到《三国演义》，从吴晗的《海瑞罢官》到熊召政的《张居正》，再到这些年风行草从的《雍正皇帝》、《明朝那些事儿》，这些你以为人家写来纯是自娱自乐自嗨自淫？别天真了好么，失去清醒与明睿去读史书、去看演义小说，多半也只会越读越浆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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