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教授曾說，自己研究企業家 35 年，最近幾年才真正明白什麼是企業家精神。他還說，理解企業家精神的最好辦法是搞明白企業家精神不是什麼。
他的新作《企業家精神不是什麼》撰寫於 2019 年 10 月，全文六節，兩萬餘字，連載於復旦大學和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聯合主辦的《管理視野》第 20-22 期。
獲張教授授權，我們將陸續轉載這篇文章的內容，分享給大家，今天轉載的是文章第三節。
塞勒斯·韋斯特·菲爾德（Cyrus West Field，1819-1892）是 19 世紀美國一位傑出的企業家、金融家，因鋪設第一條跨大西洋的海底電纜而名垂青史。
菲爾德是一位傳教士的兒子，靠經營造紙業發了大財，在風華正茂的年紀，已腰纏萬貫。34 歲的時候，因身體原因，他賣掉了自己的企業，休閒在家，過起隱居生活。但對他這樣的人來說，長期無所事事未免太空虛了一點。一個偶然的機會，他遇到了加拿大來的英國企業家、工程師弗雷德裡克·牛頓·吉斯伯恩納（Frederick Newton Gisborne）。吉斯伯恩納正在鋪設一條從紐約到美洲最東邊的紐芬蘭的海底電纜，以便能提前數日獲得有關船舶到達的信息，但工程做到一半時，資金枯竭，於是只好來紐約尋找金融家的支持。
菲爾德對電一竅不通，也從未見過什麼電纜。但他還是被吉斯伯恩納的項目所吸引，決定投身於這項事業。但他的想法比吉斯伯恩納大得多。他問吉斯伯恩納：為什麼只鋪設到紐芬蘭，不繼續鋪設到愛爾蘭，把美洲和歐洲連接起來呢？
這是一個很瘋狂的想法。儘管英國與法國之間的海底電纜已於 1851 年 11 月鋪設成功，不幾年功夫，英國與它周邊的愛爾蘭、丹麥和瑞典，科西嘉和歐洲大陸之間，都建立了電報聯繫，但這些海底電纜長度都不超過數十公里，與橫跨大西洋的海底電纜不可同日而語，二者之間的區別如同小平房與摩天大樓的區別。
從紐芬蘭到愛爾蘭的海域長達兩千多海里。大西洋海底有多深？海水的壓力有多大？電纜能否承受這樣的壓力？大洋深處的磁場是否會導致電流失散？這些問題當時都不清楚。雖然「古塔膠」已經發明幾年了，但當時還沒有絕對可靠的絕緣材料，也沒有準確的測量儀器。即使這些技術問題解決了，由銅和鐵製成的電纜重達 9 千多噸，從哪裡弄到可以運載電纜的巨型船隻？當時，最大船隻的載重量只有 5 千噸。又從哪裡弄到這樣大功率的發電機，把電流不間斷地輸送過用輪船橫渡也得兩三星期的距離？
因此，當菲爾德提出他的想法的時候，學者們都反對，認為「這絕對不可能」。甚至電報的發明人莫爾斯也覺得這個計劃是不可思議的冒險。西部聯盟（Western Union）是當時美國最大的電報公司，對菲爾德的計劃不屑一顧。他們計劃鋪設從阿拉斯加經過白令海峽到達西伯利亞的電纜，然後再經陸地電線杆上的電報線把美洲和歐洲連接起來。畢竟，白令海峽最窄處不過 53 海里，鋪設這麼短距離海底電纜的技術已經成熟，也有豐富的經驗可以借鑑。
但菲爾德很為自己的想法著迷，沒有被困難所嚇倒。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所有財產貢獻出來，創辦了大西洋電報公司（Atlantic Telegraph Company）。他用自己的執著和三寸不爛之舌說服美國和英國一些有錢人加盟，他的股東名單裡有英國著名小說家威廉姆·薩克雷（《名利場》作者）和著名詩人拜倫的遺孀安妮·拜倫等人。這些人投資於他，僅僅是出於道義上的熱忱，完全沒有賺錢的目的。菲爾德與所有的專家建立了聯繫，尋求他們技術上的支持。在幾年時間裡，他橫渡大西洋往返於兩大洲之間 31 次。他說服美國政府和英國政府各租給他一艘戰艦，用於運載總重量 9 千多噸的電纜。這是當時所能得到的最大船隻。
一切準備就緒之後，1857 年 8 月 5 日，菲爾德親自坐鎮，「尼亞加拉號」戰艦載滿一半的電纜和上百名水手從愛爾蘭瓦倫西亞海港出發，開始了鋪設大西洋海底電纜的壯舉。「阿伽門農號」戰艦載著另一半電纜使往大西洋中心，準備接著鋪設下一半。出發前，成千上萬的人湧到港口，見證這一歷史性時刻。英國政府派來了代表，致了賀詞。一位牧師前來為它祈禱。
最初的幾天，一切順利，到第六天的時候，已經鋪設了 335 海里，電報訊號仍然清晰。但第六天晚上，菲爾德正準備入睡的時候，那熟悉的嘎嘎絞盤聲突然停止了。電纜從放纜車上斷裂了。要找到那扯斷的一頭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鋪設失敗了！
經過近一年的等待和準備之後，菲爾德準備第二次鋪設。1858 年 6 月，兩艘戰艦計劃分別從兩岸駛往大西洋中部，然後同時向兩個不同的方向鋪設。但「阿伽門農號」戰艦出發不久，就遭遇到特大暴風雨的襲擊，儘管按計劃到達了預定地點，但所載電纜已被嚴重損毀，勉勉強強鋪設 200 海里之後，不得灰溜溜地回家。
第二次鋪設也失敗了。
兩次失敗已消耗掉資本金的一半，可是什麼結果都沒有，實在令人沮喪。股東們不幹了，董事長主張將剩下的電纜賣掉，把損失減少到最低；副董事長附和，並且書面提出辭職，以此表示他不願再同這件荒唐的事有任何瓜葛。
但菲爾德堅定的信念並沒有因此動搖。他解釋說，經過這樣的考驗，證明電纜本身的性能非常好，船上的電纜還足夠進行一次新的實驗，我們什麼也沒有損失。他強烈的意志戰勝了股東們的猶疑不決。在他的堅持下，第三次鋪設啟動了。
1858 年 7 月 28 日，兩艘鋪設船在大西洋中間預定的地點會合，然後同時向兩個不同的方向出發。到 8 月 5 日，向西的「尼亞加拉」號報告說，它在鋪完 1030 海里後，現在已到了紐芬蘭的特里尼蒂海灣，並已看到美洲的海岸；向東行使的「阿伽門農」號也報告說，在鋪設完一千多海里之後，它看到了愛爾蘭海岸。
成功了！8 月 16 日，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和美國總統布坎南互致電報表示祝賀。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能把一個信息瞬時飛越大西洋，新世界和舊世界連接起來了！全球轟動了！所有人都興奮了！8 月 17 日，紐約和倫敦的報紙用特大號的醒目標題歡呼這次勝利。8 月 31 日，紐約全城萬人空巷，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菲爾德成為大英雄，坐在遊行隊伍的第一輛馬車上，沉浸在「哥倫布第二」的讚美聲中。美國總統也參加了慶典，但只能坐著第三輛馬車上。
但在遊行隊伍出發前，菲爾德已經得到消息：電纜突然不工作了。9 月 1 日之後，不再有電報信號傳來！後來證明，失敗的原因是，維爾德曼·維特豪斯（Wildman Whitehouse），這個菲爾德僱傭的首席工程師，其實是個業餘工程師，本職是外科醫生，當電流信號弱時，他就不斷加大電壓，結果把電纜燒壞了。
不幾天，這個壞消息不脛而走。驟然之間，輿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菲爾德成了罪人，人們說他是個大騙子，「欺騙了一個城市、一個國家，騙了全世界。」有傳言說，越過大西洋的電報從來就沒有傳來過，什麼英國女王的電報！完全是菲爾德自己捏造的。還有人說他早就知道電報失靈，但為了自己的私利而隱瞞事實，並利用這段時間把自己的股票高價脫手。
塞勒斯·韋斯特·菲爾德，這個昨天還被當作民族英雄的人，現在卻不得不像一個罪犯一樣躲避自己昔日的朋友和崇拜者。
但菲爾德不是一個容易被失敗擊垮的人。在揹著沉重的十字架沉寂了六年之後，他又重新振作起來，再次獻身於自己的夢想。
當時美國處於內戰期，不可能籌集到資金，也沒有人關心這件事。菲爾德來到英國，在曼徹斯特、倫敦、利物浦籌集到了 60 萬英鎊，獲得原來的經營權，兩天之內就買下了當時最大的船——「大東方號」（the Great Eastern），並且為遠航進行了必要的準備。
大東方號是英國傑出的工程師伊桑巴德·布魯內爾建造的，耗資 25 萬英鎊，於 1858 年下水，原來計劃用於倫敦與悉尼之間的直航，但因為貨源不足，只在倫敦和紐約之間航行三次，搞破產了三個企業家，此時正閒置待售，讓菲爾德撿了個大便宜，只花了區區 2 萬 5 千英鎊，建造成本的十分之一。大東方號吃水兩萬兩千噸，能負載全部電纜。
1865 年 7 月 23 日，大東方號裝載著重達九千多噸新電纜，離開泰晤士河。
沒想到，第一次試驗又失敗了。在鋪到目的地以前兩天，電纜斷裂，損失 60 萬英鎊。
菲爾德想重整旗鼓，但融資非常困難，銀行不再願意提供貸款。幸運的是，蘇格蘭紡織企業家約翰·彭德爾爵士（Sir John Pender）看好這項事業，將自己的全部家產抵押給銀行，貸到 25 萬英鎊，投資於菲爾德的事業，製造商才願意製造電纜。
1866 年 7 月 13 日，大東方號第二次出航，終獲成功！從大西洋彼岸傳來的電報信號十分清晰。1866 年 7 月 29 日，維多利亞女王和約翰遜總統交換了正式的電報信息。更巧的是，數天後，原先那條失蹤的舊電纜也被找到了。這樣，兩條電纜終於把舊大陸和新大陸連成一個世界！電纜運營服務的第一天就賺了 1000 英鎊。菲爾德也洗刷了自己揹負的「騙子」名聲，再一次成為大英雄！[i]
投資人約翰·彭德爾也發了大財，隨後相繼創辦了 32 家海底電報公司。這 32 家公司後來合併成東方電報公司（the Eastern Telegraph Company），鋪設了連接歐、亞、非的大部分海底電報電纜，後又改名為帝國和國際通訊公司，1934 年更名為 Cable & Wireless。
我想用這個故事說明的是：企業家決策並不以利潤為唯一目標；企業家有超越利潤的夢想。利潤與其說是企業家的追求的目的，不如說是企業家衡量自己成功與否和社會約束企業家行為的指標。
把利潤最大化作為企業的目標，這是主流經濟學的標準假設。在主流經濟學看來，任何偏離利潤最大化的行為都是代理人的道德風險導致的不可欲現象，會帶來效率損失，因而應該受到遏制。在許多情況下，這樣的假設對我們理解企業行為和市場運行是有價值的。但這樣的假設也誤導對我們真實世界的理解。在真實世界裡，至少對那些傑出的企業家來說，賺錢並不是他們的惟一目標，更不是終結目標，即便他們是企業惟一的所有者。
熊彼特認為，企業家真正追求的不是利潤，而是成功的事業。特別地，企業家受三個非金錢動機驅使：(1) 建立自己的私人王國；(2) 征服對手，證明自己比別人優越；(3) 對創造性的享受。[ii]
這個世界上，總有一些人雄心勃勃，想幹大事，想出人頭地。在傳統社會，雄心勃勃和想出人頭地的人只能通過征服別人的領土，掠奪別人的財產，奴役別人的生命，建立自己的王國，最後當上君主。他們使用的是強盜的邏輯。在市場經濟中，個人的權利有法律的保護，這樣的強盜邏輯不大行得通。雄心勃勃的人要出人頭地，最好的方式是當企業家，建立自己的商業王國，通過給客戶提供有價值的產品和服務，戰勝競爭對手，把更多的資源納入自己的掌控範圍。
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阿里巴巴就是他創造的私人王國。看到數億客戶在使用自己公司所提供的服務，手下有數十萬員工，出行前呼後擁，國外訪問有總統、總理接見，大小聚會都是中心，不時在各種媒體曝光，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確實會有一種當國王的感覺。
王石的選擇也是一個典型。當初做 時候，他認識到，在中國的體制下，賺大錢和做大事不可兼得，他更看重做大事，而不是賺大錢，因而放棄了自己應得的鉅額股份，選擇做一個「職業經理人」。但他真正想做的不是「職業經理人」，而是建立一個商業帝國，當房地產業界的領袖。萬科是他實現夢想的載體，萬科的成功就是他自己的成功。他要向人們證明：我能，你不能！
對創造性的享受也是許多人選擇做企業家的重要原因。企業家在不確定性下做事，總是充滿了挑戰，這種挑戰對喜歡創造性工作的人本身就是一種報酬。每戰勝一個困難，就似贏得一場勝利！
塞勒斯·韋斯特·菲爾德鋪設海底電纜，很難說是由於利潤的驅動。想做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想當「哥倫布第二」，想用自己的行動改變世界，這才是他的目的。在鋪設海底電纜的過程中，他總是激情澎湃，其樂無窮，所以才能屢敗屢戰，直至成功。如果不享受這個過程，他不可能堅持到最後。
正因為企業家追求的不止是利潤，更多的是事業的成功、夢想的實現，企業家的許多決策沒有辦法用「預期利潤最大化」證成。按照標準的經濟學模型，如果一個項目投資 1 千萬，成功的概率是 10%，那麼，只有當成功後的利潤達到 1 億以上時，企業家才會投資。但在真實世界裡，企業家考慮的不僅是金錢報酬，還有非金錢報酬。企業家經常做「虧本」的事，如果這件事足夠驚天動地的話。正如熊彼特所說：「即使顯然不成比例的個人成功也有其作用，因為取得這些成就的可能性發揮著一種更大的激勵作用，比能夠按照理性計算證明的成功概率乘以利潤量之積來標誌的那個激勵要大。對於那些沒有實現這種前景的企業家來說，這種前景也似乎是具有吸引力的報酬。」[iii]
一項對照性研究表明，職業經理人比企業家更在乎金錢報酬。他們選擇當職業經理人而不是自己創業，是因為他們認為，做職業經理人的報酬更高。[iv]
還有大量實證研究表明，美國企業家收入的中位數要低於員工收入的中位數。只是由於極少數企業家獲得極高的收入，才使企業家群體統計平均值上升到收入中位數以上。[v]
我並不否認利潤在企業家決策中的重要性。事實上，恰恰相反，我認為，正是利潤這個制度性指標，保證了企業家的個人目標與社會利益的兼容。一方面，市場經濟中，利潤是企業家成功的標誌，企業家如果不賺錢，就很難證明自己成功，更不可能建立自己的王國。因此，即使不被利潤驅使，企業家也必須把賺錢當做實現自己人生目標的手段。普通人經常問的一個問題是：他已經賺了那些多錢，夠幾輩子花了，為什麼還要賺錢？對此，簡單的回答是：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對普通人來說，賺錢就是為了養家餬口，但對企業家而言，賺錢是實現事業成功的手段。
另一方面，對社會而言，企業的收入如果不能大於成本，大部分情況下意味著企業家浪費了寶貴的社會資源，沒有為社會創造增加值，應該被淘汰。因此，利潤就像整個社會抽打企業家的鞭子，驅趕其不斷努力；利潤也像一個籠子，把企業家的行為約束在合理的範圍內。
傳統社會不乏像市場經濟中企業家這樣雄心勃勃的人。但平均而言，他們乾的壞事遠多於好事，有些人甚至給社會造成巨大的災難。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他們不受利潤的約束，即使犯了錯誤，也可以繼續通過暴力獲得資源，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相比之下，市場經濟下，由於受利潤的約束，企業家不可能持續犯錯。（來源：經濟學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