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有黨”論的兩門重炮——蔡襄和歐陽修，在北宋仁宗時代，相繼爆發過“景祐黨爭”和“慶曆新政”之爭，雖然范仲淹都是其中的主角之一，但真正充當打擊反對派重炮的，還是當時兩位諫官中的翹楚——蔡襄和歐陽修。
早在“景祐黨爭”後期，當范仲淹受到呂夷簡、夏竦以朋黨攻擊，而被迫外放饒州時，宋仁宗即先後兩次下詔百官，告誡朋黨之惡。但歐陽修、餘靖、蔡襄等人，並不以為然，他們相互舉薦，進入臺諫後，就成了連番攻擊呂夷簡、夏竦等相、為范仲淹鳴冤叫屈的輿論製造基地，等到慶曆初呂、夏罷相，晏殊、杜衍、范仲淹 、富弼及韓琦同入中書、樞密二府時，歐陽修、蔡襄的同年石介做《慶曆聖德詩》以稱頌，由於內容明顯帶有朋比之嫌，廷議譁然，但歐、蔡等不僅不顧避，反而大加稱讚，並向皇帝推薦石介為諫官，如此臺諫將成為一黨之私，還是范仲淹的頭腦比較清醒，在他的堅決反對下，石介才沒有被任命為諫官。
面對因政敵漸多，而使得仁宗皇帝再次以朋黨告誡諸大臣時，歐陽修與蔡襄依然毫不收斂，公開表達君子有黨的正義性，蔡襄在“景祐黨爭”時，就曾拋出過著名的《四賢一不肖》詩，在韓琦、范仲淹代替夏竦進入樞密院時，蔡襄上書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 ，進一賢，豈遂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並退，眾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 此文中那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成了後期“君子小人”政治的標誌性言論。之後，當慶曆新政由於觸及眾多權貴、官僚的切身利益，而被群起而攻之為“朋黨亂政”時，歐、蔡作為臺諫重臣，不但不予以澄清，反倒以朋黨正義自居，歐陽修而專門為“君子有黨”論做了全面的闡述，即那篇千古名文——《朋黨論》，其中心思想即“小人無朋 ，惟君子則有之”。
這種赤裸裸地高調黨論，結果是災難性的，很快被政敵們抓住了把柄，內侍藍元震上疏言：“范仲淹 、歐陽修、尹洙、餘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以國家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謝當時歌詠之私徳…… ”，其他王舉正、陳執中、丁度、李淑、蘇紳、張堯佐、李昭亮、郭承祐、韓綱等交相攻擊，仁宗對新政的態度開始發生了變化，等到原來的支持者宰相晏殊也出於息事寧人的態度，將被抨擊最多的歐陽修出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後，蔡襄大怒，不顧範衝淹、富弼等人勸阻，連續上書，要求仁宗收回成命，在無果後，遷怒於晏殊，與諫官孫甫一起，將晏殊當年黨附劉太后，在給仁宗親身母親撰寫墓誌後撒謊的舊事提出，以不忠不孝、貪財好利之罪，幾陷晏殊於不測之險，此舉雖然成功罷黜了晏殊，但蔡襄這種為友害師的行為，（晏殊乃歐、蔡、孫甫舉進士時的禮部試主考官，於他們有師生名份。）遭到了士林的紛紛指責，客觀上加劇了慶曆新政的失敗。
歐陽修外放後僅僅兩個月，蔡襄亦罷知諫院，出知福州。隨著新政強有力的輿論重炮手歐陽修與蔡襄相繼離開朝廷 ，改革派受到排擠，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等紛紛被迫出就外任，慶曆黨人殆盡，新政宣告徹底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