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歷史小河童”團隊特約作者“歷史小珺肝”原創，版權所有，謝絕轉載。
近衛文麿，1891年10月12日作為公爵近衛篤麿的長子出生於東京。近衛家作為五攝家之首，是當之無愧的貴族。追溯近衛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藤原基實，他於鎌倉初期創建了近衛家。所以從血緣上說，近衛家是中臣鐮足的後代，是日本最為顯赫的血脈之一。作為第二十九代當主的長子，近衛文麿自然作為掌上明珠而備受呵護。
近衛的母親衍子由於生產時的創傷引起細菌感染，在小近衛出生之後不久就離開人世。其父近衛篤麿娶了衍子的妹妹貞子，並生下來三男一女，分別是武子、秀麿、直麿和忠麿。小近衛不知道貞子並不是他的親生母親。直到中學時代，近衛見到了衍子的墓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真相的小近衛受到很大刺激，認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假的。
近衛文麿的祖父忠房早逝，童年一直由其曾祖父近衛忠熙照顧。近衛忠熙作為幕末重要政治人物，與孝明天皇有魚水之情的大臣，曾一度被認作尊皇攘夷黨的首領。後以王政復古為目的，致力於公武合體運動。近衛忠熙精通書法、漢學、琵琶、笙以及茶道，可謂多才多藝，對於近衛文麿的性格養成有很大影響。他於1898年逝世，近衛文麿時年8歲。
曾祖父的離去對於小近衛是個不小的打擊，但他想不到的是，他的父親也將在4年後離開他身邊。近衛篤麿對於文麿可謂喜愛有加。在近衛篤麿的日記中，文麿經常出現，裡面記錄了篤麿為文麿上小學的事奔波，文麿在入學後同友人前往八王子市以及文麿成績波動等一系列事。充分表達了近衛篤麿對於文麿的喜愛與期望。近衛篤麿在文麿12歲時離世，這對文麿來說不僅是喪父之痛，還有生活環境變化帶來的影響。
父親死後，家道中落。據近衛文麿回憶：“由於父親的政治資金大都是借來的，所以父親去世時家裡並不富裕。父親在時，家中每日門庭若市，我作為父親的孩子也被尊敬對待。但是父親死後，家中門可羅雀，不復往日盛況。更有甚者，那些往日受父親關照的人前來索要金錢，沒錢就用書畫相抵，三番四次方才作罷。”這種世態炎涼，人心冷暖無疑給小近衛造成了不好的影響。他自己也說，這些事讓自己不知不覺間產生了反社會的心理。我認為，這種悲慘的童年經歷對近衛日後極端思想的形成也是有一定影響。
這一時期，儘管近衛悲慘的童年對其日後極端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響，但對近衛影響更大的是其曾祖父的天皇主義思想以及其父篤麿的亞細亞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
近衛忠熙以王政復古為目的，致力於公武合體運動，一生都在為天皇奮鬥。近衛文麿也是忠實的天皇主義者，這主要體現在戰爭末期為保全天皇制度所做的努力。1945年2月14日，近衛上奏天皇，將滿洲事變、支那事變乃至後來的大東亞戰爭的責任歸咎於軍部內一意孤行的謀劃。之後要求天皇以保留天皇制度為條件尋求和談。在與麥克阿瑟的交涉中表示“軍閥與極端的軍國主義者對和平的破壞造成日本今天的局面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以皇室為中心的封建勢力和財閥在這一過程中對軍閥起到了抑制作用。”乃至最後，近衛決定自殺以維護天皇。“我被問罪的理由無非是日中戰爭，作為政治家我的責任是輕微的，主要是統帥權的問題，這就變成了陛下的責任，所以我不能站在法庭上被審判。”能夠為天皇獻上自己的生命，其天皇主義思想可見一斑。
近衛篤麿建立了東亞同文會，並在此提出“東亞保全論”和“亞洲一體論”奠定了“亞細亞主義”的理論基礎。1898年一月,他在《太陽》雜誌上發表《同人種同盟及支那問題研究之必要》，上面寫道：“東洋之前途，終不免為人種競爭之舞臺。縱令施一時之外交政略，而生出如何之態度，亦一時之變態耳。最後之命運，存乎黃白兩人種之競爭。此競爭之下，支那人、日本人皆已為白種人置於仇敵之地位矣。”這表明其“東亞保全論”是建立在“人種競爭論”的基礎上，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但是這一“人種競爭論”實質上是侵略主義的保護外衣，其目的是為了幫助日本達到瓜分中國，最終建立大東亞秩序。他死後,他的這一侵略思想由其子近衛文麿繼承,並發展為“亞洲解放論”和“大東亞共存共榮論”。另如1940年4月26日，日本近衛內閣制定了《基本國策綱要》，規定日本的基本國策是：“建立以皇國為中心，以日、滿、華為基幹的大東亞新秩序。近衛將“日中提攜”作為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中心環節，是繼承其父篤麿的思想脈絡和日本“大陸主義”的傳統的基礎上,根據世界情形和日中關係的變化,及長年形成的中國觀而確立起來的一整套關於實現對中國殖民佔領的方策。由上可以看出，近衛文麿與近衛篤麿的侵略思想一脈相承，近衛文麿深受其父“亞洲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