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時代，都無法完全做到沒有貧富差距，而歷史上，最能體現貧富之間對比的就是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而這句詩僅僅是對貧富之間的一個諷刺和對比嗎？也有人認為杜甫是以偏概全，對社會認識不夠深，是一種偏激的思想。
立場不同，看問題的角度就不同，如果設身處地站在杜甫當時的角度看，在當時那個大環境下，以他自身的命運和感受來說，就不能算以偏概全，更不能說反應太激烈。
天寶五載 (746)，杜甫懷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崇高理想來到長安，渴望“立登要路津”。但事與願違， 屢受挫折， 連生活也難於維持。
杜甫青少年時也家庭環境優越，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但杜甫本身性格原因，都說文如其人，他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鬱”的特點。
雖然杜甫也曾和李白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友誼，但他始終也沒有李白性格上的那份灑脫浪漫。
李白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杜甫的家庭教育使他一向恪守儒家仁愛精神，因此滿眼都是民間疾苦，擁有憂國憂民的思想，使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
他的詩歌被稱為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是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作。
天寶十四年（755年），杜甫因已年四十四歲，至長安也十年有餘，杜甫不願意任“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的官職，但為了生計，後來勉強接受了令所學無用的另一職務，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倉庫管理員）。
同年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看望妻子，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這件事是多麼的悽慘悲傷，也算是一個不小的打擊。本來就中年仕途不濟、命途多舛、貧困交加、加上兒子餓死，更見國運衰微，悲傷之餘，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這首詩寫在“安史之亂”的頭一年，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詩人用他那敏銳的觀察力，早已覺察到動亂的端倪。一如《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所描述：“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他是親身體驗、並廣泛接觸了下層人民的苦難，洞察了“朱門務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粱。”的社會矛盾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也是他對唐明皇及其權臣、貴戚、寵妃在華清官的驕奢荒淫生活，而他的幼子卻被餓死的慘象，做一個真實的對比。
每個時代社會都存在貧富差距，我們隔著時空去讀這首句詩，如果不代入到他當時所面臨的處境，是無法體會當事人心中的憤懣和悲傷的。人間疾苦只有經歷過的人才能深刻體會，而從李紳的《憫農·其一》：“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萬里無閒田，農夫猶餓死。”也深刻反應了封建統治下，農民承擔了沉重的賦役剝削，也是對這句詩還原了一個真實的寫照，不存在偏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