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观点： 浅谈商朝末代君主帝辛，没有信仰的人，做事才会有恃无恐
公元前1046年，武王经过多年的教训之后，发现复仇时机已到，乃载文王木主，远从周原兴师，迢迢千里，向东伐纣。在会合诸多与国的兵力后，渡过孟津，“甲子昧爽”，到达商郊牧野。纣王部队以逸待劳，迎击来敌。不意两军对阵后不久，纣王部队纷纷倒戈，形势急转直下。纣王眼见不支，乃退回朝歌的鹿台，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一个雄踞东亚大陆五六百年的大帝国就此崩溃，新兴的周民族取而代之，而且其历史绵延八百年之久。此后，殷商成了历史名词，“殷鉴不远”也就成了后世一个警惕世人的著名成语。
商代生活遗址
“武王伐纣”是三代历史一个关键性的事件，这个事件是一连串历史演变的高潮。商周的矛盾相持已久，如实说来，这个矛盾在太公时期已明朗化，历经王季、文王，矛盾不断加深，到了武王时期才彻底决裂，一朝解决。武王在甲子兴师之前，民族已连续遭受到王季被杀、文王被囚的悲惨命运，两民族累积的仇恨已深。文王被囚后终被释放，不久，更“受命”为王。受命是受天命，“受命为王”的政治解读即是周已自立、不再受命于商，而且要“殪戎殷”，“殪商之多罪纣”，商周已进入难以共存的敌我矛盾。武王伐纣，决战牧野，其实在牧野之战前，武王早已载着文王“木主”，兴师伐罪过，显示武王善述善继，他正执行文王的遗志。只因其时或因时机不够成熟，乃中途罢师。殷周最后于甲子昧朝决战，虽然胜负立见分晓，但两者的争斗其实角力已久。
比干画像
这出历史剧当中的殷商方面的主角自当是纣王，周民族的主要角色则不易言，文王、武王、周公应该都扮演重要的角色。武王是公元前1046年事件的周方领导人，他的地位的重要自不待言，但诚如“载木主”一语所示，武王执行的是文王的意志。且如就文化精神的发展而言，文王与周公可能更重要。周公地位的重要当然和“制礼作乐”此一“万世久安”的制度设计有关，这桩设计是儒家思想史上地标性的事件，在宋代之前，周公常和孔子并称，周孔之教是儒家思想的一条主轴。文王相形之下，没有留下那么突显的记录，但在周初的文献中，文王的形象却相当清晰，他不断地被朗诵、被征引、被视为圣王的化身，他的影响无远弗届。在后世儒家的道统论述中，“文、武、周公”三圣也常被相提并论，文王在周代历史以及儒家传统中应当居有特殊的地位。
商代乐器
在西周的文献中，商末的社会风气是极混乱的，纣王被视为主要的罪魁祸首。后世论及商纣之大恶，零零总总，一言难尽。大体的趋势是越演越烈，年代越晚，罪状越清楚。如论其主要罪名，大约如下：沉迷女色是其一，烙刑是其二，沉湎于酒是其三，忽略祭祀是其四，自信天命是其五，不用贤臣相信妇人之言，构成了顾颉刚所说的纣王的六大罪状。商纣的滥刑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中不时出现，丁山曾数其刑名道：“有截、剖、刳、醢、炙、腊、脯诸种，似乎都比不上‘炮烙刑’的残酷”。商纣另外著名的罪恶当是酗酒，司马迁的记载当是综合先秦各种文献所得，“酒池肉林”一词成为描绘君王之恶重要的典故。纣王之恶，应当如子贡所说的“不若是之恶也”，但沉湎于酒，应当不假。
青铜人头像用于祭祀
我们由纣王施炮烙，沉酗于酒，剖妇人之腹等著名恶绩入手，可以找到其罪行与巫风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示商末巫教兴盛，在某种意义下，纣王当是巫风下的受害者。受害者云云，自然是后世对历史事件的判断，当时的当事者尤其是纣王而言，未必视之为害。很可能他既是一个解体时代的文化承当者，但又是推动解体时代的推动者。
商代车马坑遗址
最后，我们看到商纣的另两个主要的罪名是不敬天道鬼神，也就是忽略祭祀，并且自信天命。“忽略祭祀”与“自信天命”应当是同一种精神状态的两面，因为自信天命了，所以不再尊敬鬼神，也忽略了祭祀。因为忽略了祭祀，不再相信鬼神之力了，所以只能自求多福，自信天命了。武王伐纣与后代儒者对他批判的理由往往集中在此处，我们一并讨论。
商代祭祀用具青铜神坛
纣王不光逆天暴物而且自我主体膨胀得很厉害。在《西伯戡黎》中，纣王面对大臣提到周人兴起，步步剪商的趋势，竟大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有命在天”其实即是“有命在己”，纣王这种态度或言论大概很有名，传之甚广。同样在《泰誓》篇里，武王再批判纣王道：“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又说他自言：“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武王这几句话互相指涉，环构出一位不信旧宗教而又极度自信的天子的图像。如果巫教的特色是人的自我掏空，听命于神，他有可能是巫教的背叛者。
刻辞卜骨用作占卜和记录
商末巫风盛，当是事实。但物极常反，兴盛的巫风带来的不见得是宗教感的虔诚，而是对神明的亵渎，以及自我意识的过度膨胀，这种诡谲的现象毋宁也是常态。亵渎神明的现象可能不是商纣时期才出现，而是晚商时期持续性的社会风尚。晚商天子权威日盛，不再遵守旧日的宗教规范之事，甚至引来后世“忽略祭祀”之讥。我们如从晚商卜卦的贞人的数量之演变，多少也可看出一些端倪。武丁时期贞人有62位，祖庚、祖甲时期有26位，廪辛、康丁时期有14位，武乙、文丁时期有5位，帝乙、帝辛时期有6位。贞人数量呈现递减现象，武乙、文丁时期贞人的人数大量减少，更是呈现雪崩式的速度，人数只有5位，最后一期（也就是帝乙、帝辛期）的贞人数字也只有6位。相对之下，商王亲自占卜的次数逐渐增加，这样的现象固然可以显示为“王权加强、神权削弱的具体表现。”
商代墓群
总结
纣王的恶是巫教文明发展到帝国兴盛的某一个阶段后失去了统合的力量。纣王作为世俗力量兴起的代理人（天子），他不太相信巫教的解释力道，也不相信祭祀的价值，他回避了巫教文明中天子作为祭司王的责任，却深陷于解体的巫风散漫的行为模式中。我们观看他被冠上的各种罪名，大概都与巫教文明的特定内涵有关，更正确地说，他的过错乃是亵渎巫教文明的核心因素，而不能加以批判地转化。老臣箕子、比干、微子忧虑的大邦殷即将到来的厄运，正源于纣王的行为被视为违背了“天命”。纣王与殷的“三仁”：箕子、微子、比干面对同样的艰困局势，三人仍相信旧天命说的合理内涵，纣王却抛弃了，他代表一种自我概念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