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點：宋代的經濟與社會，因宋蒙戰爭而崩壞，影響至深直至明朝
作為農業社會最重要的經濟指標，宋代人口數的變化過程，能反映這個時代的經濟發展趨勢。統一之初的太平興國五年（980），全國人口數約為三千七百多萬，經百餘年的連續發展，徽宗朝末年的宣和六年（1124），發展到一億兩千六百萬。歷代皇朝境內人口，在北宋首次突破一億。南宋擁有略多於北宋一半的疆域面積，在嘉定十六年（1223）達到人口峰值，約略多於八千萬，與北方金政權合計，超過一億兩千四百萬，而南宋境內的城市人口，較低的估計是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這兩個數字，因宋蒙戰爭而銳減，直至明代後期才重新回覆。
清明上河圖
總人口數的增長反映土地開發的程度、農耕技術的發展水平，而真宗皇帝親自經手引入抗旱高產的占城稻，對於南方稻產區的人口增長，也有極重要的作用。政府不抑工商，且允許農業人口自由遷徙，農村人口遂大量流向城市，而城市人口的數量和比例，則與工商業的發展程度直接相關。在中原的中心城市和東南地區各個等級的市鎮，商品經濟達到前所未有的發達程度，市民階層形成。政府掌控的物資的大規模流動，帶動了水陸商路網絡的成熟，全國範圍內，商品順暢流通，促成了官、民經濟的全國一體化。在此基礎上，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和會子誕生。同時，東南地區的海外貿易，也取代了唐以前的絲路貿易，使中國作為世界貿易重要終端的地位繼續提升。
交子
宋代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在中國歷史的整體發展過程中佔據突出地位。部分學者又將宋作為一箇舊時期的頂峰。論及對近代中國有直接影響的重要轉折，就不得不關注宋。傳統的農業經濟，也伴隨著商品的流通，如糧食和紡織品、日用小商品等。宋代的人口增速高於土地墾闢速度，人均耕地面積便趨於下降。很大一部分農戶，因擁有土地數遠不敷贍足家計，故不得不兼營別業。在大部分地區，會形成一種兼營絹布、日用小商品，且在村落、附近集鎮從事小規模商業活動的模式。而在自然環境特殊的地區，人們會共同投入以市場為目標的其他產業，譬如浙東及福建沿海，為全境耕地最緊張的地區，大量人口投入漁業、海外貿易。譬如在南方山區，完全市場化的茶、竹、木、漆、紙等行業，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譬如在礦產富集地區，則大量勞動力會聚焦於金屬、鹽、陶瓷的生產。而當時商業化程度最高、流通規模大的產品，應屬絲織品。宋代絲織品主要產區為京東、河北、四川、兩浙，南、北、東、西兼有，分佈比其他時代更廣，其中浙西太湖流域的生產區，桑蠶業已實現充分的行業內分工，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其專業程度亦明顯勝過前代。
宋朝沉船模型
從事工、商經濟的人口，以農戶兼營為主，他們季節性地進入某些手工行業，又佔據了小商販的很大比例，他們投入初級市場，在村落、附近集鎮從事小規模兼營。但是某些地區性的手工業如陶瓷，以及長途貿易，必須有專業的工、商人口承擔。耕地不足，不止於迫使農戶兼營其他行業，更使大量人口從耕地上被擠出，成為專門的工、商戶。宋代是十九世紀以前銅產量與銅錢鑄造量最高的時代，又曾以年產鐵十四萬噸的水平在世界前現代國家中高居第一。這既要歸功於冶煉技術的新發展，又與新的非農人口的大量產生密不可分。而更多的與土地相分離的人們，則投身商業，擁入城市，使宋代發育出繁盛的商業城市、發達的城鎮體系、商品交易網絡，也使宋代的城市化水平達到前朝後代均難望其項背的程度。
宋朝錢幣
商路四通八達，在全國範圍內形成網絡。這個網絡中，存在無數節點，這便是宋代的城鎮體系，也就是商品交易場所。這些節點分為多個層級。頂點是開封府，集運河交匯處與首都於一體，天地之所鍾，其地位無可替代。次一級是各大區域的中心城市，如大名府、杭州、揚州、成都府、廣州。再次是各路會府與本路個別府、州，如京東東、西路，齊州、徐州、密州作為商業中心的地位即不在青州、兗州兩個行政中心之下。再次為一般州城，再次為各縣城。再往下是政府於要路所設鎮、稅場、稅務。在官方嚴格管理之下的城鎮，至這一級為止。最底層，則是鄉村自發形成的草市鎮。
海上絲綢之路
在宋代重要典籍《宋會要》之中，有一份北宋熙寧十年（1077）各路商稅定額，以數字反映了全國範圍內有一定規模的各個商業節點的重要性—“規模”的體現，是政府在該地設置抽稅機構。我國古代出於行政的必要性而存在的京、州、縣等各級地區行政中心，同時也因其位處本區要會之處，而同樣是商路彙集、商旅麇集之處。譬如兩浙路錢塘江流域，一級支流匯入幹流處，即是整個區域的中心；二級支流匯入一級支流處，則是一般府、州；三級支流匯入二級支流處，則設縣。而商業網絡，也最為借重水路交通，故而各個層次的商業中心與行政中心的等級高度契合。
水運
而在宋代的政區調整中，有時也會考慮商業的要素，使這一體系與商貿更為契合，這反映於宋代新進入行政區劃體系的“鎮”。置鎮設官，一條重要標準即是稅額。紹興五年（1135）徽州乞升巖寺、新館兩處為鎮，理由是“商旅聚會”，稅額各達六千三百、兩千一百餘貫。有時甚至縣的建置有所變動，也與其作為商路節點的地位有關。嘉祐元年（1056），因冀州堂陽縣人戶稀少，而本縣新河鎮“交易所會”，故徙縣至新河，而廢堂陽縣。一條新商路的繁盛，便會導致政區的升、降，行政中心的遷徙。
清明上河圖 水運
隨著商業的全面興盛，一些高層次的商業中心，因人口的大量聚集，更因尋找便利的交易空間的需要，譬如更靠近水路之處，而出現了新的城市景觀。眾所周知，在唐代以前，城市是有邊界的，它就是城牆。城市的建成區，大抵要用城牆封閉起來。一旦由於商路的發達，自發形成城外的聚居區，則儘量新建或擴建城牆，將它圍進封閉空間。如唐代揚州城，本在遠離長江的蜀岡之上，其後在城南長江岸，發展出一片繁盛的商業區，開放型的城市，已經初現雛形，但很快就向南修築了羅城，將商業區括於其中。唐晉陽、蘇州等城市也有類似的擴建。城牆的擴展，是城市擴張得以實現的最終步驟，只是稍有滯後而已。城牆有效地分隔了城市建成區及其周邊地區。在這種情況下，城鄉邊界分明，即以城牆為界，可明辨城、鄉的差異。但是入宋之後，先是在個別大都市如開封，而後在大區域的中心，城牆以外出現大片聚居區，生活著數以萬計的城市居民，背向外城城牆，持續向外擴展。
開封古城牆
為了對城外明顯區別於鄉村的區域進行管理，政府也像在城內一樣，設置“廂”這種城區內的建制。這樣，城牆便不再是城、鄉之分界。南宋臨安城，“南、西、北三處各數十里，人煙生聚，市井坊陌，數日經行不盡”，甚至作為娛樂場的瓦子、勾欄，在城外也有分佈。京師而外，如南宋的鄂州，瀕江一帶商業繁茂，形成城牆保護之外的大片商業區，居者數萬家。
總結
城市人口聚居的建成區突破城牆的包圍，從而形成開放型城市，自宋而始，並影響了明清的城市景觀，明、清部分城市，置“坊”管理城牆以內的人口。城牆以外，城市居民區不依地形的侷限，見縫插針，適當外延，且依據水陸路交通的走向自由佈局，政府則以“隅”作為管理單位。可以說，宋代因商業繁盛與城市規模的擴張而萌生的開放城市的景觀與管理制度，為後世城市的發展提供了基石與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