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經濟觀察報 記者 田進北京報道 4月24日，下午五點，在北京皮村村口的環形路，白色七人座麵包車、大型深紅色廂式貨車、運著廢舊紙板的三輪車、快遞車交替穿行通過。
20分鐘後，公交車成為了一道獨特的風景。公交車一到站，十幾個拿著人字梯、提著各色布袋的中年男人或婦女，一股腦從車上湧下來，然後分散成三三兩兩的人群，操著陝西話、河南話等方言談論著走向村口。
走進皮村大門，右側是一條綿延數百米的商業街。來往的行人，橫跨道路的電線，左右穿行的外賣車以及一字排開的麵館、理髮店、百貨店等，把整個空間切的七零八落。空中每隔幾分鐘轟鳴劃過的飛機，提醒著你，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小鎮。
這個2809188平米的北京城中村，有超過10000名背井離鄉的務工人員，快遞員、工地小工、房屋裝修師傅……皮村就像卡夫卡筆下的城堡，是一張荒誕而又真實的網，狠狠的鉗住了他們每一個人。
對於曾經意外走紅的範雨素而言，皮村是北京最便宜的租住地，是一個終將要離開的地方。
對於月光族詩人胡小海而言，皮村是魔巖三傑張楚的介紹地，最後意外的變成了人生的避難所。
對於打工子弟學校校長沈金花而言，皮村是理想的試驗田，疫情期間的生源流失危機終將是15年學校經營風風雨雨的一部分。
走紅三年後
因2017年4月一篇《我是範雨素》而意外走紅的育兒嫂範雨素，在兩年後更換了她的職業，成為了一名臨時工。
在她的小說裡，她說人生是顆菜籽命，落到肥處是棵菜，落到瘦處是根苔。苔長大了是草，草長大了是竹。
直到現在，她仍舊認為自己是一顆落到瘦處的菜籽。
走紅後的三年裡，她依舊租住在北京皮村一個月六百租金、不到十平米的出租房內，經常吃著六塊錢一份的盒飯。走在皮村的路上，不會有陌生人認出她，租住的院子裡，只有房東知道她出名的經歷。曾經獲得的六七塊獎狀也早就被塞在儲物櫃裡，不曾翻出。
她說：“我一直都認為這種事是天上掉的，我都這個年齡了，也不把它當回事。兩個女兒也一直覺得我只是她們的媽媽，是個普通人，身上有很多的缺點。媽媽之前對此事倒挺高興的，因為湖北老家小鎮很多人都認識我，知道我出名了。”
2019年，她結束了自己十多年的育兒嫂工作，開始在北京順義區做小時工，負責打掃衛生，為此每天需要乘坐近一小時的公交車從皮村到公司。她說，改變是為了能有更多時間看書寫字。
她從未和同事或僱主提起過成名往事。她說：“按照農村的說法，你到什麼地方就做什麼事。幹活的時候，就想著怎麼把地擦的更乾淨，怎麼把孩子帶的更好，別的都不提。聊天也是這樣，見什麼人說什麼話，跟意大利的漢學家聊天時就聊意大利文學、聊深奧的文學，和皮村文學小組成員聊天時就聊的簡單些。”
成為小時工之後，範雨素一天工作3到4個小時，月收入只有做育兒嫂時期收入的1/3多點。
三年前，走紅後的幾個月裡，出版公司簽約與活動邀請紛至沓來，範雨素均選擇了拒絕。她認為：“人付出多少就收入多少，自己不想付出，也不想得到。現在的工資足以支撐家庭的生活，大女兒已工作，小女兒在上高中。如果未來有多餘的錢留給兩個女兒就給她們，沒有就不給，自己也不會覺得難受、愧疚。”
選擇在皮村租住九年，也是因為經濟能力受限。
“90年代來北京時，租住在北京東三環，後來房租越來越貴，就慢慢往外遷，最後就到了東五環外的皮村。住比皮村更好的地方我也沒有錢，在北京也找不到比皮村更便宜的地方了”，範雨素向經濟觀察報介紹。
她認為，皮村和老家的小鎮有點像。“就像老家的一個小鎮被空投在北京的周邊。村裡的理髮店、百貨店物價都跟老家小鎮上差不多，來來往往的打工的人也和老家一樣。和自己一樣被動活著的人也很多，比如一起租房的鄰居，年級輕輕的，沒結婚，每天都在打工，可是連結婚需要的彩禮錢也掙不出來，每天也在忙忙碌碌的生活”，範雨素表示。
她也認為，皮村和老家小鎮依舊存在很多差異。
她說：“在皮村，如果你想去國家圖書館或首都圖書館，坐上地鐵就能到，在老家就做不到；在皮村，你一天能穿越很多空間，去國貿、世貿天街走一走，你能看到另一個衣冠楚楚的世界；在皮村，人際關係是一種大城市的人際關係，人和人之間基本沒有來往，都在各自忙各自的工作。”
現在，她已年近半百。談及未來的路，她顯得有點猶豫。
停留十幾秒後，她說：“我一直習慣一個人待著，即使女兒們成家，也不會和她們住。湖北老家也回不去了，因為沒有自己的房子。現在中國很多農村都沒有人了，最終可能找一個人員稀少的村子住著，這一輩子就完了吧。”
打工十七載
“如果沒有以前那樣的經歷，你難以想象現在一個大小夥子每個月工資2000多塊錢，在北京能夠幹嘛？不如去死了算了。”
面對他人對自己現狀的質疑，胡小海總選擇以這樣的回答來反駁。
2003年，15歲的胡小海經過短暫的職業學校培訓，便從家鄉河南商丘出發南下，開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他回憶說道：“其實剛出來工作第一年反而覺得新鮮，一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也不知道累，也不會去抱怨，覺得打工就得這樣。”
一年半後，迷茫、壓抑等各種不滿情緒開始襲來。
他開始覺得工廠生活不是正常人該過的生活——每天固定上下班，機器一般做同樣的事，人心都是絕望的，連聊天都沒法聊，悲歡離合也沒有人去關注，真的太壓抑了。每個月工資下來，隨便花一花也就沒了，周圍人也都是月光族，連過年都要掏信用卡買票回家。
他選擇通過一次又一次的辭職來逃避，現實卻又一次次逼迫他返回工廠。“沒辦法一直不工作，迫於生活又沒技術，就一直處在抵抗又抵抗不了的狀態。”
從2003年至2016年，深圳服裝廠、鄭州富士康、蘇州電子廠等30餘個工廠見證了胡小海從15歲成長至29歲的軌跡。直到現在，他仍厭惡那段時光：“我很懷念那時的青春，但毫不懷念那時的工作，那時感覺心都碎了。”
聽搖滾音樂、寫詩，成為了他13年工廠生活為數不多的排遣方式。
“因為在工廠裡感覺很絕望，就慢慢地開始聽歌，聽搖滾樂，像崔健、汪峰、許巍、張楚。再然後，就在各種車間裡的發貨單 、工序手冊上寫詩，以前根本沒寫詩的概念，就覺得自己一肚子憋屈話，想發牢騷”，胡小海表示，因為沒人和他交流搖滾音樂，便開始在微博上給李志、許巍等搖滾歌手發消息。
2016年，一次偶然的機會，張楚回了他的微博消息，雙方慢慢也就成了朋友。經張楚介紹，胡小海認識了新工人樂團的許多，這也讓他第一次認識到北京皮村這個地方。
2016年底，他揹著自己唯一的紅色行囊包，踏上了北漂路，成為了皮村超萬名外來務工者之一。最開始，他靠著打零工過活。“也不想進工廠，沒錢時就出門做著做一天結一天工錢的工作，比如給節目當觀眾鼓掌之類的，一天就四十塊錢左右，剛好夠吃飯和來回地鐵費用”，胡小海表示。
曾經，胡小海在一天打了三份不同的工，工資共150元。
2017年4月，他開始在皮村旁的一家同心互惠商店工作，主要負責售賣二手衣服。他向記者介紹，自己一個人負責不足60平米的店鋪，每週休息一天，休息日加班能多拿100元，每月底薪2000多元，有一定的銷售提成，工資最高時能拿到3000元左右。“襯衫是6塊、毛衣8塊，一天賣三十件左右，雖然總有人想搞搞價，也都能理解。”
這成為了胡小海此後三年的工作常態，這也是他工作歷史中最長的一份工作。對於這份工作，他說自己很滿意。
”工資雖然低，但我覺得活的有尊嚴，工作時間自由，沒有以往那麼壓抑，下班後還能和皮村文學小組成員如範姐（範雨素）聊聊寫詩。商店包吃住，工資省著花，相比以前的月光族，現在一個月多多少少還能存一點，自己本身也不是很奢侈的人。沒技術、沒啥能耐，就只能這樣一直活著唄，反正比工廠生活好”，胡小海向經濟觀察報表示。
也因為這份工作，家鄉的親戚們投來別樣的眼光。
他說：“老家鄰居、親戚覺得我很失敗，其實，我也感覺自己特失敗。30幾歲，沒錢、沒地位、沒媳婦，家鄉同齡人中，混得最不好的應該就是我了。在老家的觀念中，混的再不好也應該娶個媳婦過個清貧日子，兄弟姐妹中，就自己沒結婚了。”
對於失敗本身，他不以為意。他用父親的例子為例解釋道，失敗歸失敗，能活著就很好。父親也曾打工幾十年，也沒賺到什麼錢，現在依舊在打工、幹農活。
對於父母回家工作的勸說，他不敢嘗試，也覺得自己回不去。
今年過年期間，他幫父親除蒜地裡的草，一天下來，已經累的腰痠腿疼，不想再做。他說：“幹農活你不行，雖然現在老家縣城發展也挺好，但你也不會做生意，也沒技術、沒資本，整個縣城就沒你的位置，又沒結婚娶媳婦，連乞丐都不如。”
他認為，皮村比老家更溫暖。
“我是被時代列車甩出來的、失敗的一類人，而皮村，就是我們這類人的避難所。別看皮村和老家縣城環境差不多，它即使再爛，起碼你坐上公交、擠下地鐵，一個多小時能到天安門，它的座標依舊是北京，這是老家絕大多數人沒到過的地方，我還能在這裡找到工作”，胡小海感嘆道。
回顧過往33年，他覺得自己離成功總是差了點運氣。“年輕人活著不是就靠運氣嗎？就和上一輩種麥子、種蒜一樣，辛辛苦苦一年，如果那年行情不好，可能到頭來連工夫錢可能都賺不回來。“
他後悔自己當初踏上了那趟南行列車。“以前老說自己不後悔，但現在到了這個年紀，想法慢慢多了起來，覺得自己搞東搞西都是虛的，不知道到底想搞啥，心裡空空的好像什麼都沒有，青春也就這樣沒了。可能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命吧”。
入夜時，他最喜歡一個人走出六人住的宿舍，到皮村的馬路上、公園裡漫無目的轉，轉累了就回出租屋直接睡覺。
對於當下疫情期的日子，他說自己很喜歡：“現在好像全世界都停下來了，我們這類人反而更好苟且。因為如果其他人都忙忙碌碌，你卻停下來，就顯得你這個人特怪。”
對於未來，胡小海說沒想過。
“我是一個沒有太多計劃的人，雖然一直娶不到媳婦也不是個事，但是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反正就走一步算一步，你說能咋辦？有時候也麻木了。我們不過是扛著自己的墳墓，到處跑、到處流浪，哪一天流浪不動了，就完蛋了唄。其實挺可悲的！哎，但沒辦法，每個人都這樣活著”，胡小海表示。
15年打工子弟學校校長
“熬住，活下來，等開學了，老師們都能在，是我們當下的目標”，4月27日，沈金花在朋友圈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2005年，剛大學畢業的她，和同為北京工友之家的志願者們共同創辦了皮村同心實驗學校，自己擔任學校校長，學校招生主要面向皮村的打工者子女。15年校長期間，她經歷過學校險些被取締，也經歷過學生總數近900人。只是這次，她沒想到，疫情會對學校衝擊這麼大。
幼兒園三個年級，年前44人，現在只剩下不到15人；小學六個年級，年前140餘人，現在只剩下90餘人，是她面臨的最直接衝擊。
2月中旬，沈金花開始給學生安排線上視頻教學時，所有學生基本還在。
4月初，當學校準備進行新課講授與教科書發放時，決定先收一批費用。她說：“其實，進入4月，學校的運營也就有點撐不住了。雖然學校房租還沒到繳納時間（一年一交），壓力不會那麼直接，但此前學校存有資金僅夠發放老師生活補貼到4月。”
對於先收費多少，學校內部有過討論，為此，學校也在4月初對學生家長進行了兩次調研。只是，調研結果不容樂觀——半數以上家長反饋的是沒有復工、沒有收入。“當時，這讓我們也很糾結，學校持續運營下去很難，打工家庭的家長也非常難，因為學生家長們做臨時工的比較多，比如裝修、保潔等，但在疫情階段，他們的工作基本都停了，也沒其他的工作機會”，沈金花表示。
為此，她選擇了折中的辦法：“每個學生按200元/月的標準繳納學費，包括2月中旬—5月底的教學，一共先繳納700元，這部分費用將作為老師的生活費，等待正式開學收齊學費後（2800元/學期），再將教師的工資補齊。我們算了算，這樣的方法能撐到5月底，那時，也差不多能正式開學。”
四月中旬，當學校開始收費時，學生退學的消息接連傳來。
“先是一年級，年前還有28人，繳費的只有13人，還有兩位家長說剛從老家回北京，沒錢，想讓孩子先上學，後繳納費用，而剩餘的家長則說今年不回北京了，因此孩子也就在老家上學。小學部其他年級也基本是這樣，幼兒園學生流失更是嚴重，總體上學生流失了1/4以上”，沈金花表示。
她很懷念之前學生人數超800人的時光，那時距現在僅有七年。
從2018年起，學校的生源就每況日下。
“2018年開始的北京疏解政策對我們影響很大。學生家長的工作，大多數是工廠工人、做小買賣、裝修工、保潔人員這4類，因為疏解政策，很多做木門、廚具、有機玻璃的工廠開始往北京周邊省市疏解，家長的工作機會也就外遷了，所以只能帶著小朋友回老家”，沈金花表示。
她向記者列了一組數據，2019年的上半年學生數（幼兒園加小學）在240人左右，2019下半年只有200人左右，2020年4月報道的學生只有120餘人。“現在走在村子裡，都很少見到小朋友，這在以前是基本不可能的事”，沈金花感嘆道。
不僅是生源的流失，更多的工友還在搬離皮村。
在學校門口旁的垃圾站點，沈金花通過和來往扔垃圾的工友聊天瞭解到，越來越多的工友選擇在這個春天離開北京，儘管他們返回北京還不足兩月。問及原因，工友的反饋是，沒活幹，房租、吃飯等生活成本又太高，沒辦法繼續呆下去，只能回老家。
“學校一個小朋友的家長，一個人帶著孩子北漂，好不容易在年前找了家餐館當服務員，一月能有兩三千，因為疫情餐館也關門，年前工資也沒有結，只能帶著小朋友搬到一個更便宜的房子，450元/月。現在，她每天會在一些軟件上刷視頻和簽到，這樣一天能刷出兩個饅頭的錢。聽她說完後，我也挺難受的，但確實，這就是我們底層的人在疫情下面臨的最直接的影響”，沈金花表示。
為了學校的持續運營，沈金花開始自救。
因為學校預收費用有限，當下幼兒園人員經費七成需要學校自己籌備，後勤、廚房、門房以及沈金花自己的工資都要自籌。
現在，每個週末，沈金花會和其他老師去學校門口的同心互惠公益服裝店，幫忙做衣服的線上售賣，商店除去自有店員工資成本後，能有20%的提成返還給他們。同時，部分企業捐贈的用於支持學校老師教育經費的農產品，他們也在朋友圈售賣。“其實疫情下，其他幼兒園也面臨同樣的挑戰，同行中還有幼兒園園長帶著老師們做包子、賣包子，我們比他們幸運一點。”
對於學校的未來，她依舊充滿信心。她說：“學校這麼多年風風雨雨都走過來了，期間每每遇到困難時都會有很多的人來幫助，對於生活的難，我們這種生活在底層的人，更經常面對。”
當前，學校的運營依舊處於灰色地帶。她說：“其實，學校運營一直處於灰色地帶，2005年建校時，就去做過學校的審批申請，但當時已經被駁回了，後面也一直沒通過。因為現在辦學校的標準更高了，類似的審批通過的口也一直沒有開。希望學校能一直能運營下去。”
她還想給學校帶來更多的教育方法。
“因為在北京，能看到以及和其他的學校交流到更多對於教育的一些經驗和想法，我們覺得，一些好的教育實踐課程，比如項目制、勞動實踐，不應該只是有錢的孩子去上很好的學校才能學，只要你有這樣的教育想法，然後對老師進行培訓，哪怕老師只是依葫蘆畫瓢，對小孩子的教育也會有很好的促益。在這場生活在底層的兒童教育自救行動中，我們覺得可以為孩子們努力做到更多探索”，沈金花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