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02期文化產業評論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有一群勞動者卻並不“快樂”。影視產業陷入困境，不僅僅是幾家公司、幾位明星受到影響，冰山之下，還有廣大的基層從業者將直接面臨最殘酷的生存競爭。群演、武行、場務……這些幕後的“影視民工”有的被拋棄，有的還在苦苦掙扎，他們還能堅持多久？又該如何堅持下去呢？
作者| 趙磊
編輯| 魏佳
來源| 燃財經（ID:rancaijing）
正文共計6040字 | 預計閱讀時間15分鐘
“這也許是公司拍攝的最後一部劇了。”許桓的語氣既疲憊，也帶著些許沮喪，他已經為了劇組復工備案忙碌了一個星期，制定疫情防控方案，準備充足的防疫物資，對照著劇組所在影視基地公佈的安全復工指導意見一條一條確保達標，“再不復工真的要撐不住了”。
許桓是北京一家影視製作公司的執行製片人，去年12月，他帶著劇組入駐某影視基地，原計劃3月份殺青，但受疫情影響，整個劇組停拍兩個月，二百多人原地休整，劇組工資和食宿費加起來每天都有二十萬打水漂，加上器材、道具、場地的租賃費用和其他空耗成本，兩個月的停工損失達到上千萬元。
比損失更讓人害怕的是未來的不確定性，疫情之下，上游製作公司資金短缺，很多項目都有夭折的風險，而出口端的播放平臺和院線，前者深陷虧損泥潭，購片預算進一步縮減，後者遲遲無法開門營業，整個影視行業陷入困境。
對許桓他們公司來說，能不能順利復工拍完手頭這部劇，能不能儘早回款，有沒有資金籌備下個項目，全都是未知數。 在疫情之前，影視行業經歷了長達一年半的去庫存調整期，項目備案、開機和發行獲批數量都大幅下滑，沒項目做，製作公司倒閉，上下游的從業者供過於求，有的失業，有的轉行，很多人靠著毅力堅持下來，等待行業復甦回暖，沒想到等來的是雪上寒霜。
4月15日，一份來自中國電視劇製作產業協會和首都廣播電視製作業協會的倡議書號召全行業厲行節約、共克時艱、規範行業秩序，進一步明確了控制項目數量、壓縮人員和成本、治理行業弊病的目標，也預示著寒冬將持續下去。
獨立編劇張花熒上次賣出去劇本是在2019年初，她只能靠不斷地創作給自己一點安全感，但不知道還能堅持多久；武術指導趙鴻飛已經在家歇了三個月，他每天都在等電話，等待機會；某影視基地群頭蔡哲的微信群人數越來越少，復工劇組嚴格控制群演人數，
他們的生計難以維持，不少人都另謀生路。疫情加速行業洗牌，但這遠不是幾家公司、幾位明星的事，冰山之下的廣大從業者將直接面臨最殘酷的生存競爭，有的人被拋棄，有的人還在苦苦堅持。
疫情下的劇組困境
從一月底停工以來，蔡哲管理的群眾演員通告群每天都有人在問同樣一個問題，“劇組什麼時候才開工？”
問題拋出來後大家閒扯幾句，互相打打氣，蔡哲也著急，隔三差五就去問幾個關係好的副導演，但答案無一例外，“再等等通知”。
這個將近200人的微信群，停工兩個多月後，走了一多半人。蔡哲理解他們，正常情況下群演一天的平均收入也就50-80塊錢，還不一定每天都有活兒幹。劇組完全停工後，所有人直接斷了生計。有些人靠著影視基地演員工會發放的微薄補貼勉強生存。“一個月500塊錢，餬口都不夠，還好以前有些積蓄，能熬一段時間”，橫店群演王謙說。
△橫店的群眾演員們
在影視基地封閉期間，王謙喜歡和一些朋友拍段子玩，發到短視頻平臺上，有些人還做起了直播，希望能賺一些打賞增加收入。前幾天，有些劇組陸續傳來複工消息，蔡哲的微信群又活躍起來，但是劇組那邊要的人比以前更少，競爭更加激烈，一條招人消息發出去，有人老早就去約定地點等著，大多時候等來的都是失望。
“現在復工的劇組在招群演的問題上比較謹慎，防控要求很嚴格，誰都不會冒著風險去招人，所以儘量少用甚至不用群演。”許桓說。目前，絕大部分復工劇組都要滿足“春節前滯留影視基地，無新增外地人員，全體身體檢測安全”等條件，流動性大的群眾演員會顯著增加風險。
有一些劇組得以復工，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4月18日，《美好的日子》劇組殺青，製作方公開表達了對500多位劇組演職人員151天風雨同舟的感謝。
1月12日左右，疫情尚未蔓延，劇組就意識到疫情擴散的風險，開始排查組內所有人員的進出情況，增加跟組人員的數量，疫情爆發後，對所有進組或返組人員實施14天隔離，酒店、攝影棚兩點一線，完全不與外界接觸。組裡安排了一個15人左右的保障小組專門出去買東西，負責保障幾百人的吃住行，他們也完全不和組內人接觸，就這樣度過了停工期。
3月28日，做了無數預案、報了無數材料、和當地主管部門協調無數次之後，劇組開始嘗試復工。在這之前通知所有演員提前14天返回，單獨隔離並做核酸檢測，戲不多的演員返組後也不能離開，很多演員是他們從外地直接用專車接走的，從家裡到組裡無縫對接。拍攝過程中，全員佩戴口罩且一天兩換，劇組通過各種渠道湊足了幾萬個口罩，花了不少錢。
“不敢鬆懈，措施做得再詳盡心裡也懸著，但是你再不拍也不行了。演員們沒有和劇組談週期超期的事情，王千源還多次主動表示降低片酬與劇組共渡難關。”承製方之一北京億陽太陽傳媒創始人高金璽對燃財經說。
直到最近，陸續復工的劇組開始變多，但有一些難以達到防疫要求的劇組還在苦苦等待，有些小微劇組則乾脆放棄復拍，結算各項費用後項目中斷。
“有實在撐不下去資金鍊斷掉的，也有一些選題不是很好，評估過後覺得銷售無望的，基本能復拍的都是銷售前景還不錯的項目，更多還處在籌備階段沒有開機的項目都在觀望，其中很多可能就夭折了。”高金璽說。
公開的建組信息顯示，今年上半年的計劃開機項目有90餘個，但截至目前，僅有24個項目開機，其中14個集中在1月份，10個是影視基地復工後開機，去年前四個月的開機數量為78個，同比下降了69%。
“以後的項目大家都會保持觀望，中制協的紅頭文件也給了提醒。” 許桓說。在電視劇製作產業協會的那份倡議書中，明確要求全行業認真分析市場容量和觀眾需求，謹慎立項，謹慎開機，把電視劇網絡劇的數量控制在科學適度的範圍內。
項目的減少會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編劇賣不出劇本，演員無戲可怕，各細分工種供過於求，陷入激烈競爭。除了橫店、象山等大型影視基地外，原本就接不到劇組、處在生死邊緣的影視城，如果找不到新的出路，將直接被淘汰，在影視基地產業鏈上從事餐飲、道具、車馬、群演等相關從業人員也將陷入生計難題。
裁員、降薪、過苦日子
早在疫情之前，影視行業就經歷了一段漫長的調整期，原因是前幾年市場迷信流量明星和大IP，再差的劇本和製作，只要有明星站臺就不愁銷售，再加上播放平臺對版權內容的追逐，願意以高昂的價格為這些項目買單，整個行業的平均成本、劇集售價和利潤空間都不斷提升，吸引了大量資本進入。
而自從明星稅收問題曝光後，主管部門三番五次要求“限薪”，播放平臺在掌握主動權之後聯合起來壓低購片價，加上金融監管加強後影視公司融資不暢，製作方開始陷入兩難，項目減少，成本被壓縮，緊縮腰帶過起了苦日子，此前積壓起來的劇也需要慢慢消化。
1月初，多家券商機構的行研報告認為今年一季度影視行業會觸底反彈，但燃財經採訪多位行業人士均表示，去庫存並沒有完全結束，愛奇藝創始人龔宇也曾在2019年Q2財報電話會上表示“不缺劇”，疫情導致的停工延期只是加速了行業的出清過程。
“此次疫情對我們影視製作業的衝擊很大，全行業面臨資金嚴重短缺、生產週期延長、疫情防控困難、購片價格銳減等一系列困難。”中國電視劇製作產業協會的倡議書中提到。高金璽認為，疫情會加速行業的優勝劣汰，原先就在生死線上掙扎的，這次會徹底倒掉，行業再也沒有辦法渾水摸魚，想活下來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遵從創作最基本的規律，從內容抓起，做符合市場的產品。
這對所有人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下半年能繼續開機的，大體上都屬於心中有熱愛、兜裡有銀子、買家有著落的劇組了。”西太湖影視基地總經理許秀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感嘆。
製作公司想要度過冬天，首先要找到好劇本，然後拿著劇本找好平臺的買家，最後要用最大的資源利用率把項目製作出來。
找劇本相對容易，找買家比較麻煩。目前的買方市場中，衛視和網播平臺是製作公司的金主，平臺定製劇基本不用擔心出路，疫情影響下，平臺可能進一步壓價。
算來算去，只能在自己身上動刀子。電視劇製作產業協會號召，各攝製組精打細算，下決心壓縮人員、車輛和物資配置，下決心壓縮在服裝、制景和特技上過度追求奢華的投入。
“一個劇組壓縮成本，會在美術、制景、人員、車輛等各方面動刀。可能之前會給大牌演員安排一個房車，現在就變成一個商務車；劇組之前有10輛依維柯，現在只弄9輛，大家一起擠擠；之前伙食很好，現在也壓縮一些。這都沒辦法，公司拿到的投資壓縮，後面整體都要壓縮。”資深武術指導趙鴻飛說。
條件艱苦一些還能忍，但更殘酷的是縮減人員。“疫情影響下，大家都緊衣縮食，但主管部門一表態，不止是群演，很多其他工種也用不了那麼多人，很多人失業不是暫時的，疫情結束後也將成為常態，以前我們經常說的那種‘大製作’會越來越少。”許桓說。
除了行業整體性“裁員”外，有活兒乾的人也會面臨降薪。從出口端看，目前各播放平臺購片與自制片訂製價格已經下降了30%-40%，劇協建議電視劇、網絡劇的製作成本應該控制在每集400萬元人民幣以內，攝製人員酬勞也應該同步降低30%。國劇各個工種預計會迎來降薪，頭部的演、導、編工種，降薪幅度會比其它工種（服化道等）降薪幅度大。
2017年播出的IP古裝大劇《擇天記》總投資4億人民幣，每集成本約700萬，演員片酬1.6億，僅鹿晗和古力娜扎兩位主演的片酬就達到1.3億，而連續拍攝137天下來，全劇組600人的開銷僅為2400萬，包括食宿、車輛、勞務等，算下來每個幕後工作人員賺不了多少錢，工作強度又大，都是名副其實的“影視民工”。
到了2018年，主管部門嚴格執行明星“限薪令”，要求演員總片酬不超過總成本40%，主演片酬不超過總片酬的70%，單部總片酬不超過5000萬，單個演員單集片酬不超過100萬。在疫情影響下，中制協進一步強調平衡主要創、演人員和普通專業工種之間的收入，編劇、導演、男女主演片酬均不可超過總成本的10%，可以更好保護行業內的弱勢群體。
初衷是好，執行起來卻有困難。
編劇張花熒表示，影視行業有一些潛規則，政策有很多漏洞可鑽，“合同上白紙黑字的片酬不超過40%沒問題，但收入可以從其他渠道彌補，比如從影視劇插播的廣告收益裡分成，最後算下來，明星還是拿那麼多。”
多位行業人士均向燃財經表示，大牌的明星導演都不會受太大影響，最難的是編劇、中小演員、群演、幕後專業工種，他們是影視行業斷臂求生過程中被鋸掉的部分。
被犧牲的“影視民工”
有數據顯示，2020年以來，全國範圍內已有超過7000家影視公司註銷。
倒閉潮之下，張花熒身邊的很多同行選擇轉行。“很多編劇朋友徹徹底底地放棄了這個職業，逃離了這個圈子。他們經歷了這麼漫長的時間，完全沒有任何收入，不能坐吃等死。”張花熒對燃財經感慨。
她自己的日子也不好過，上一次賣出劇本還是在去年初，最近一年多一直沒有收入。她笑稱自己是抱著最後一點希望的真愛黨，即便如此，她還是反覆說著“太難了”。
事實上，編劇群體是影視圈相對弱勢的一部分人，政策和市場都對編劇有極大限制，“主管部門、資方、平臺、導演、演員甚至是觀眾，都可以指導編劇寫東西，反而是編劇自己沒有話語權。”張花熒說。
目前市場上95%的項目都是IP，因為更容易得到平臺的播出保證。這樣一來，原創的劇本不佔優勢，很多編劇就等著製作方拿著買來的IP找上門來改編，完全沒有話語權。除了極少數頭部編劇，大部分人只能混口飯吃。
國產劇對於劇本的投入始終處在鏈條的底端，整個編劇團隊幾乎連總成本的5%都拿不到，很多甚至不足1%。也就是說，一個億的項目，編劇費用只有一兩百萬，大牌編劇拿走大頭，剩下些湯湯水水給小編劇們分。原創則更難，創作期完全沒有收入，疫情期間完全賣不出劇本，就只能吃老本。
除了賺得少，編劇還容易捱罵，觀眾會把劇情方面的瑕疵都歸結給編劇，但實際上很多劇情，編劇沒有決定權，有些明星喜歡自己帶編劇進組，要求針對自己的戲份修改臺詞，改出來和原劇情完全不一樣，最後被罵的還是編劇。
“影視行業裡我們這些個人編劇、個人導演、個人製片，填個人信息時，都是登記成無業遊民。我們屬於這個行業，但任何保障都沒有，活得太悲哀了。”張花熒無奈。
除了編劇外，一部電視劇的各類幕後專業工種人員也是弱勢群體。
有多年經驗的武術指導趙鴻飛已經在家閒了三個多月，原計劃2月開拍的劇組受疫情影響一直沒有開機，近年來古裝、玄幻之類的題材限制很多，武行勢必面臨降薪甚至沒活兒乾的困境。
“有很多兄弟撐不下去，只好暫時先轉行。對於武行來說，本身這就是吃青春飯，每天的工作是打摔，受傷很正常，工資不漲，如果再沒活兒幹，那就很困難了。”趙鴻飛說。
據趙鴻飛說，很多武行去拍武術類的短視頻，有些人還火了，還有一些人搞些小本買賣之類的副業，只是為了有口飯吃。“如果生計都解決不了，大家肯定會找出路，流失掉這些有經驗的人，對行業也是一種損失，橫店為什麼補貼群演，正是因為有他們在，才會有劇組願意來。雖然補貼不是很多，但起碼是個心意。”趙鴻飛說。
△曾經的武術指導拍起武打短視頻
困難的不止群演和武行，服化道、場務等其他工作人員長期處在行業底端，工資少、工作量大。趙鴻飛說自己之前連續拍戲兩個月，每天都要工作十六七個小時，偶爾24個小時，甚至有時候會幹40個小時，付出和回報不匹配。
“絕大部分在中國拍戲的劇組是沒有工作時間限制的，不像工地都有一個規定，偶爾加個班。劇組就是每天連軸轉，最累的就是普通的工作人員，但碰到疫情這種大的危機，受苦受難的首先就是這些普通人。”趙鴻飛說。 接到戲才能賺點錢，不接戲沒有任何保障，三五個月不工作就會真的餓死，這是絕大部分影視從業者的生存狀態。“就算疫情早日結束，行業能在年底前回暖，也可能只有10%的人能撐得下去。”張花熒比較悲觀。
當所有行業都陷入危機時，社會上沒有多餘的資本投入到影視行業，影視就不可能迎來全面的復甦。過程漫長，很多從業者等不起。為了吃飽飯，他們不得不被迫轉行，邊幹著別的工作邊觀望，但他們更盼望影視製作行業能夠成立一個協會，給所有的影視工作者一份勞動保障。
趙鴻飛閒了三個月，空餘時間會一遍一遍拉片，保持學習提升自己，“不管做什麼都不能讓自己閒下來”。張花熒還在堅持創作，也在努力把自己已經寫好的兩個劇本推給製作方，她已經習慣了永遠處在等待或被等待的狀態。許桓希望這不是自己做的最後一個項目，但群演王謙已經開始思考自己要不要回老家做點小買賣。
有人選擇堅守，有人打算離開，對於影視行業來說，這次疫情也是一個反思的機會：如何平衡從業者的收入？如何給基層工作者一個保障？如何調整創作與市場的關係，走上良好的發展路徑？
希望疫情儘早結束，中國劇場永不落幕，熱愛之人得到善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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