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美國成為了全球確診病例最多、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儘管以美國的政治體制基本上決定了美國不可能在早期就將疫情控制住，但很顯然美國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為幾乎都在加劇著美國應對的困難，並進一步透支美國在全世界的領導力。美國政府不僅停止了對世界衛生組織對撥款、不斷給中國潑髒水、忙於自誇，甚至還匪夷所思地提出了“注射消毒液”的可笑言論，關鍵是還真有淳樸的美國人民信了。
但是我們也看到美國也有一批理性的人仍然在發聲，福奇博士的政治性可能比較強，而比爾·蓋茨這樣的社會精英仍然能保持著理性，忠於科學規律、併為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發聲讓人覺得難能可貴。在美國主流政治精英幾乎為推卸疫情責任、煽動仇恨而有意識地失智時，類似比爾·蓋茨這樣的商業技術精英仍然在艱難地推動抗擊疫情的全球合作，他們的努力令人感到惋惜和不值，因為他們為了美國大眾著想的努力換來的反而是“比爾·蓋茨在推動疫苗來控制全世界”這樣的奇談怪論，還有一大堆人在推特上諷刺和批判他，上街遊行的也為數不少。
塑造出這種冰火兩重天的其實是比爾·蓋茨賴以發家的全球秩序，而其壓力自然而然是集中於美國身上，並且在特朗普身上得到了集中體現。
80年代初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是一次重新洗牌，資源，特別是之前在凱恩斯主義下集中到國家手裡的公共資源被重新大量分發給市場，讓其在市場中自由流動。市場改變了70年代歐美整體低效率、滯漲的情況，重新煥發生機，高效的市場讓財富很快集中於新自由主義塑造的利益集團中，包括比爾·蓋茨、喬布斯這類極有天賦的IT新貴以及華爾街的金融貴族。而與此同時，在歷史的轉折點上，更依賴於政府福利和工業資本主義的普通工人和部分中產階級就被甩出了軌道，成為失利者。只是相對而言，美國還有另外一層優勢。
那就是歐美作為世界體系的中心，始終在尋求著整合全球資源的方式。這就伴隨著中端製造業的徹底轉移，利用發展中國家的低人力成本加上製成品的剪刀差，來實現一種全球範圍內的資源整（bo）合（xue），不斷從發展中國家汲取資源。因此，美國由於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貧富差距、階級差距才能通過賺全世界的錢的方式來進一步福利化，簡單的說，做大蛋糕的同時讓蛋糕集中於更少的人手中。
這一模式很成功，其支持了80年代以來的歐美的持續繁榮，徹底壓垮了蘇聯（雖然蘇聯主要的問題在自己），技術的快速進步。技術其實是歐美維持控制力的物理基礎，作為控制力的來源之一，歐美牢牢控制著技術發源地、創新中心的地位不動搖，而新自由主義讓技術的發展速度得到了提高，比如計算機的計算能力在70年間提高了超過30萬倍，就疫苗設計而言，曾經需要數個月的設計時間現在可以壓縮到數小時（臨床測試是另一回事）。
但是恰恰是美國為了實現這點，因此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美國需要承擔全球的安全責任、花巨資在軍費投入和技術研發，為了保持創新的效率沒有歐洲那種普遍的福利化，因此美國的窮人和一部分中產階級生活開始出現了倒退。而一旦階級逆向流動，階級的認知能力就會因為經濟能力的困難而進一步貧瘠，也就是“白屌絲”出現。相比於新自由主義之前的美國，現在的美國貧富差距有點難以想象。失利者很難清楚地意識到原因所在，既沒有理由有意願也能力不足難以理解這樣政策的意義，他們排外、憤怒，但是他們卻可以拿起美國的“祖宗之法”——選票——來捍衛自己的利益。
美國的憲制設置了非常複雜權力制衡，而之前其實基本上運轉較為良好的原因是美國社會很長時間內保持著中間大、兩極小的結構，這種容易凝聚共識的結構是美國憲政制度的舒適區。然而新自由主義將這一結構打破後，憲政危機開始呈現。一方面，失利者的要求可以通過選區的選戰結果來表達，而到了聯邦層面，選舉人制度則讓總體數量沒有看上去那麼多的白屌絲獲得了進一步的發言權，最終，一個這批人支持選出來的總統特朗普，開始了攪局。
從2017年到現在，特朗普的核心目標就是回應這批“白屌絲”的訴求，方法就是：佔全世界的便宜來做大蛋糕分給窮人。特朗普政府幾乎犯下了所有在歷史上有據可查的對於共和國極為不利的做法，包括煽動仇恨、單方面撕毀協議、樹立敵人等等，而美國群眾因為特朗普的操行也容易被帶跑偏，很多人的低劣思想得到了公然的傳播，甚至成為了新的政治正確。比如我們看到了美國社會中開始出現針對亞裔的攻擊，看到了疫情期間共和黨的福克斯電視臺女主持人的叫囂，看到了美國政府各種甩鍋表演。一個疫情打得美國人的底褲都不要了。
當然，這種佔全世界的便宜的方式最終只有一個結果，就是美國在全球領導力上的嚴重下滑，讓全世界為了不靠譜而買單。很不幸，現在美國政府的模式就是在惡化全人類的處境，特朗普手裡根本沒有替代新自由主義的方案。至於那個曾經讓比爾·蓋茨收益豐沛、並進而達則兼濟天下的美國還能不能回來，我們現在看不到答案。
要不，比爾·蓋茨先生多來中國發展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