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 | 華商韜略（ID:hstl8888）
“回首往事，我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如果人生的滿分是100分，我要給自己打100多分。”
究竟是怎樣波瀾壯闊的人生，才配得上這樣的自我評價？
01 霍英東：
香港同代華人富豪裡“最苦”的一個
霍英東是香港同代華人富豪裡“最苦”的一個。
他1923年出生於一條2米多長的舢板上，一家7口全在這條舢板上生活。
7歲那年，霍英東失去了父親和兄長。
他說自己從未想明白，為什麼生活會如此決絕。
從上岸流浪到經歷日軍鐵蹄，黑暗的日子彷彿永夜般沒有盡頭。
霍英東偶爾會想：或許生活就是這樣，命運就是這樣。
他一度一事無成，幹了7份工作全被辭退。
直到日軍宣佈無條件投降，黑暗褪去，這個水上孩子才迎來曙光。
此後，香港從小漁村發展成為東方之珠，期間大事件裡幾乎都有他的身影。
貨運買賣、拍賣日軍遺留物資、出海打撈“海草”、打破英美封鎖線向內地運送物資……
年紀輕輕的霍英東，以一往無前的狠勁闖出了一片天。
值得一提的是，他給大陸運送過很多物資，但從來沒有如謠言般運送過軍火。
後人總結稱他在每個行業的發揮都堪稱獨到，是個標準的經商天才。
霍英東自言從未負過人，凡是和他有過合作、對他有過幫助的人，後來都有錢賺。
朋友有困難、要救急，只要他能幫得上，一定責無旁貸。
如此到了1953年，霍英東迎來了令他一躍成為香港巨賈的買賣——地產。
整個五六十年代，他以“氣勢如虹，雄傲港九”、華商第一人的姿態引領香港地產與建築行業。
期間，霍英東首創“賣樓花”（商品房預售），為全球地產行業貢獻了一次經典的創新。
1955年初，英姿勃發的霍英東在銅鑼灣建成了當時香港的最高建築——蟾宮大廈，自己住在頂層。
站在全香港“最高”的地方，霍英東百感交集。
這個舢板上出生的孩子，從未想過自己會在短時間內站上這樣的高度。
香港正經歷史無前例的變化，記憶中的小漁村，正蛻變成為世界級的貿易和金融中心。
高樓大廈取代曾經的小船，成了香港的新標誌，而全港最高的一棟樓，就在自己腳下。
在“賣樓花”引領的地產狂潮中，霍英東攢下近2000萬身家。當時香港的中英商人中，有如此家財者屈指可數。
但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名利雙收的霍英東，卻在不久捲入時局的“陰謀”，迎來人生中最嚴重、最持久的一次打擊。
因為這次打擊，他在人生的第一個高點上黯然淡出，就此與香港經濟發展最為迅猛的黃金時間擦身而過。
02 發家後的霍英東
每天都在如履薄冰地生存著
蟾宮大廈在建期間，突然出現了許多霍英東的負面消息，包括他曾向內地走私物資、販賣軍火等，這些誹謗信息至今仍在流傳。
霍英東逐漸意識到，流言並非不脛而走，其背後有力量在推動。
他回憶認為，力量來自兩方面：
一是港英政府因為朝鮮戰爭時期，與大陸的貿易往來對他“有意見”；
二是一些傳統地產商，對於他這位後起之秀的“羨慕嫉妒恨”。
這些傳聞對霍英東的影響很大。
此前，他天不怕地不怕，但之後卻愈發謹慎，事業也受到波及。
時局左右了他的一系列選擇和決策。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霍英東決定慢慢淡出香港商界。
“在香港，沒有哪一個富豪在發家後，像我一樣如履薄冰地生存，在處理與港英當局的問題上，就像是走鋼絲、險象環生。”
霍英東曾回憶。
謠言影響了霍英東的決策，但並不能動搖其鉅商的地位。
因為霍英東當時的影響力，已經大到地產界、甚至港英政府都離不開他。
香港金融、地產波動期間，救急的港商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全香港只有霍英東一個人能救你”。
為了香港的發展，霍英東做了幾十年不賺錢的海沙生意。
只因沒有海沙，香港不會在短期內出現高樓大廈林立的景象。
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在市政工程方面，港英政府 找不到比霍英東更合適的合作對象。
《文匯報》因此稱霍英東是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實業家。
幾乎所有生意夥伴都稱霍英東為人無可挑剔。
出於影響力和“不負人”的原則，霍英東相繼進入不少產業，其中就包括他從未想要涉足的博彩。
他在因緣際會之下幫助何鴻燊成為澳門“賭王”，兢兢業業兌現“成就澳門”的承諾，以大毅力完成了葡萄牙人400年沒做成的事情——建設現代化港口。
右一：霍英東 左一：何鴻燊
對於這一點，霍英東非常自豪，很少自誇的他甚至曾說：“沒有我當日開通外港碼頭，所有澳門的一切都是假的。”
雖然鼎力澳門的發展，但霍英東從未乾涉賭場生意，還將投資分得的澳娛股份全部捐給了基金會。
在當時，這些股權的價值就超過100億人民幣。
03 接連的打擊和壓迫
霍英東決定徹底淡出香港
朝鮮戰爭後，霍英東時刻關注大陸的局勢。
上世紀60年代初，他和新華社駐香港的人員成為好朋友。
雖然港英政府給的壓力越來越大，但霍英東始終謹小慎微地維持著這段聯繫。
1964年，霍英東受邀參加國慶15週年大典。
為了緩解內地的糧食壓力、避開香港移民局記錄，他揹著大大的行囊輾轉了幾十個小時。
那一年，霍英東第一次到北京，高規格的禮遇讓他覺得不可思議。
雖然全程秘密進行，但紙終究包不住火。
從北京返港後，霍英東的壓力終於從流言纏身上升為實質性的壓迫。
港英政府開始對霍英東展開全面“歧視”。
不僅他中標的地收回不賣，其旗下的星光行也被加入“黑名單”，通過斷電話的方式逼迫霍英東賣出。
黑幕之下，星光行最終以成本價交易給了英資地產公司。
而霍英東拿到手的只有一張欠條。
一棟大樓換一張欠條，對於霍英東而言，這已經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恥辱。
接連的打擊和壓迫間，霍英東至少損失了過百億港幣。
他明白，由於當局的“政治歧視”，自己很難再有大作為。
左起：趙世曾、馮景禧、李嘉誠、霍英東、郭炳湘、陳曾壽
儘管仍是資金最為充裕的地產商之一、儘管長期看好香港的未來，但霍英東決定放手，徹底淡出。
他離開後，郭得勝、李嘉誠、李兆基、鄭裕彤等崛起成為中流砥柱，開始了新一輪的風雲際會。
04 為了恢復中國體育在世界的地位
霍英東不遺餘力奔走呼籲
1964年受邀觀禮後，霍英東每年都到北京，還去各大革命老區。
每次回港都帶回大批東西，堆得滿屋子都是。
不僅買工藝品，霍英東還引入國產電梯等物資，支持大陸企業發展。他回憶稱：
自己其實並不需要這些東西，他只是想通過消費，表達對大陸的支持。
彼時，中國還未改革開放，經濟很封鎖，“體育外交”成了霍英東率先實踐愛國抱負的平臺。
霍英東是個體育迷，年近50的他見到偶像球王貝利時，仍舊像個孩子一樣興奮得手舞足蹈。
上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雖然返回聯合國，但大陸在國際上沒什麼體育空間。
實際上，那時候的體育問題就是政治問題。
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合法席位，承認席位就是承認政權。
為了恢復中國在各項國際體育組織中應有的地位，霍英東到各種國際賽事中奔走呼籲，不遺餘力。
他一邊和反對者們辯論，一邊搭建關係網。
幾年間，中國獲得國際羽聯、足聯、籃聯等席位的背後，都有霍英東的身影。
席位的獲取並不是個人能解決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國家的力量和外交地位。
但不可否認的是，解決問題需要個體去推動，處理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糾紛，霍英東就扮演這樣的角色。
為了應對各種麻煩、危機，霍英東父子使出了渾身解數。
這些還是次要的，霍英東還因此遭遇多次“生命威脅”。
05 霍英東晚年最大的願望：
中國一定要舉辦一次奧運會
霍英東並沒有因此退卻。
1984年，中國重返國際奧委會後第一次參加奧運會，他不顧威脅，帶著全家人一起前往美國洛杉磯。
在那裡，他見證了許海峰、李寧一戰封神。
國歌響起、五星紅旗升起時，霍英東情難自已，他回憶稱：
那是他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刻之一。
奧運會期間，霍英東特別情緒化，中國選手輸了比賽，他連飯都吃不下。
家人覺得霍英東有點“過”了，但是他說：
港英政府統治下發家的人，那種民族感情，其他人恐怕理解不了。
從洛杉磯歸來後，霍英東隨即捐出一億港幣，作為中國體育事業的基金。
後來，凡是大大小小的國際比賽，他都帶頭捐錢。
北京申辦亞運會成功，他捐建了亞運村的游泳館；
為了配合亞運會的組織工作，他又興建了北京貴賓樓。
亞運村英東遊泳館
亞運會期間，霍英東非常興奮。
在北京，他看到了一個乾淨、禮貌、井然有序的城市，國家形象非常好。
賽事結束時，霍英東爆發強烈願望：
中國一定要舉辦一次奧運會。
這成了他晚年最大的願望。
為了配合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霍英東再一次全球奔走，通過自己的關係和聲望“拉票”。
他多次私人宴請薩馬蘭奇，又以中國奧委會的名義，捐錢給瑞士洛桑興建奧林匹克博物館。
同時，霍英東還宣佈，如果北京申辦成功，他將捐資至少10億興建一座可容納10萬人的奧運主會場。
霍英東薩馬蘭奇
可惜，霍英東的努力沒能一蹴而就。
北京以一票之差不敵悉尼，痛失2000年主辦權。
宣佈結果後，霍英東極度失落。
見慣大風大浪的他甚至連夜搬出了原先的酒店，因為他不知道見到中國奧組委人員該說些什麼。
一些陪同的老朋友看他不對勁，甚至連夜跟著他，怕他會幹出愚蠢的事情（自殺）。
這次申辦失敗後，因為身體原因（淋巴癌），霍英東逐漸放下了體育大使的工作，將體育重任交給了長子霍震霆。
不過，霍英東依舊以其他方式參與了北京奧運會的工作：
2008年的場館中，水立方是唯一接受港澳臺同胞和海外華人捐贈建設的奧運場館，其中最大的一筆捐贈即來自霍英東。
06 霍英東：
第一個投資內地的港澳商人
為中國體育出錢出力、不斷奔走的霍英東，在大陸的經濟發展史上也留下了身先士卒的貢獻。
中國人講究認祖歸宗，1978年夏天，霍英東帶著全家老小，第一次回到祖籍地廣東番禺。
大陸方很重視，出動了代表最高禮遇的紅旗牌轎車接送，路上還有人夾道歡迎。
霍英東心中滿是驕傲，但一路走過，他又很惆悵。
番禺全是破舊的茅屋和低矮的平房，霍英東想：家鄉還很落後，同胞們仍在受苦。
回鄉期間，兒媳問接待的姑娘哪裡有洗手間，對方二話不說端來一盆熱水：可以洗手啦！
家裡人都樂了起來，霍英東卻笑不出來，心裡堵得慌。
番禺舊照
回去之後，霍英東立刻捐錢給番禺建了一座園林式、佔地6萬平米的賓館。
但捐完他又覺得：捐點錢算什麼呢？
捐資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一個地方的落後，我要回家鄉、回大陸投資，以實業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
當時，改革開放政策剛剛提出，外商投資大陸的先例是零，霍英東成了第一個投資內地的港澳商人。
他的第一個項目是在中山建酒店，這也是中國第一個外商投資項目。
在當時什麼問題都上綱上線的背景下，投資酒店也不好做，很多人有各種各樣的顧慮：
涉外旅遊酒店會有精神汙染嗎？
內地東西會不會被吃光吃貴？
賓館耗電大，影響群眾用電怎麼辦？
霍英東不怕虧本，他的計劃是即便全虧了，就當是又一次捐資。
但也有怕的地方，他擔心改革開放遇到阻力，國家的經濟再度停步，牽涉外資的人也受到“批判”
——在時局中如履薄冰近20年的他，最擔心的就是這類事情。
1979年，北京首都機場出現了一幅名為《生命讚歌》、表現少數民族歡度潑水節的壁畫。
霍英東每次到北京都要看看這幅畫還在不在，“如果在，我心裡就比較踏實”。
07 霍英東創辦中山溫泉賓館
成為中國向外敞開的第一扇門
中山溫泉酒店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山、改變了國內酒店業、建築業的革新，甚至改變了“制度”。
當時，人心渙散，很多人都沒心思幹活，時任國家旅遊局長曾告訴霍英東，他們想在長城建一個廁所，但提了10年都沒有建成。
霍英東決定以破釜沉舟的方式給相關人士以刺激。
“我就是希望調動全縣、全省的力量，有了期限，才能有憑有據要求各方按規定和時間辦事情。
比如設備運到了大陸，但是沒有按照規定時間運到中山，那肯定是有部門疏漏。”
霍英東是個生意人，沒能力改變太多。
但是他覺得情況不該如此：
中國人到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很成功，留在大陸的都是精英，沒有理由搞不好。
賓館建成後，到中山旅遊的人大增。
有時候一下子湧入幾千人，物資供應很緊張。有老百姓反應：
開這些酒店有什麼用？
電用完了，東西吃貴了，每天那麼多人，除了大小便，什麼都沒留下來。
經濟改革之初，新舊理念交匯，很多事情很難理清。有人當面指責霍英東，稱他帶來了資本主義的糟粕。
這件事還被拿到全國政協會議上、當著霍英東的面討論，場面一度很緊張。
一座酒店給霍英東帶來了很多顧慮，他怕犯錯誤、怕牽累到別人。
思前想後，霍英東才想清楚：
大的方向上面自有定奪，我的出發點不過是想做一件對國家、對家鄉有益的事情，希望探索出可供別人參考的模式，又有什麼好怕的呢？
改革開放40年的經濟騰飛，對於中國而言就是一條勇往直前的路。
在這條路上，中山溫泉賓館只能算是一塊小小的路基，但其重要性卻顯而易見
——那是大陸“關閉”多年以後，向外敞開的第一扇門。
08 投資兩億興建34層酒店
全力支持改革開放
敲定溫泉賓館的同時，霍英東又籌辦了投資大陸的第二項工程。
當時中國提出八大中外合資酒店的計劃，以此向海外投資者昭示推行改革開放的決心和誠意。
1979年，霍英東投資2億，興建了34層高的廣州白天鵝酒店。
白天鵝是一項更大的工程，這項工程遇到的問題很多。
服務員穿尼龍短襪是意識形態問題、填湖施工是“異想天開”……
人事制度、財會制度、保安制度，什麼都得改革。
由於沒有先例參考，哪些變化合理、哪些變化不行，霍英東心裡沒底，完全是摸著石頭過河。
酒店建成後，成了第一家對群眾開放的高級賓館，廣州市民蜂擁而來，差點把大門擠倒。
因為擁擠，當天晚上被踩掉、留在酒店的鞋就有一大筐，遊客一天用掉了幾百卷的手紙。
霍英東很興奮，他希望全廣州的人都來，全國的人都來，看看什麼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什麼是新事物。
那個年代的物資匱乏程度是現在人難以想象的。
改革開放之前，國內一窮二白。
霍英東到一些高級幹部的家裡做客，看到其衣櫃裡就一套衣服，家裡連酒杯都沒有。
每年廣交會時，有幾千人到廣州，食物、用水、用電，都得做計劃報給中央，由上面統一調配。
霍英東希望讓國人看到發展經濟所帶來的變化。
那期間，什麼有利於經濟發展，他就捐什麼。
比如在廣州清平，他看見有人進行物品買賣，馬上找廣州政府捐建了一座天橋。
落成後的白天鵝成了大陸首批3家五星級酒店之一，英國女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老布什等都曾下榻於此。
尼克松還在留言簿上寫道：
我曾經住過美國和全世界許多酒店的總統套間，我認為沒有一間能夠超過白天鵝賓館。
09 一輩子也沒哭過幾回的霍英東
在國慶35週年慶祝儀式上痛哭流涕
白天鵝對於霍英東而言像是一場戰役，他從未如此疲憊。
八大涉外酒店中，其他酒店都是多家財團一起參與，只有白天鵝是霍英東孤軍奮戰。
酒店於1983年開張後，霍英東突然病倒，經查罹患淋巴癌。
在新華社一位朋友的建議下，他選擇到北京醫治。
一年多治療期間，霍英東的病情一直相對穩定，直至後來擺脫病魔的侵蝕。
因此，他將新華社的這位朋友視為救命恩人。
期間，霍英東經常躺在床上思考人生。
他從貧苦中掙扎過來，而立之年便創下巨大財富，又在時局的壓迫下步步驚心。
幾十年間，見慣了風風雨雨，到了臥病的年紀，他已經什麼都看淡了。
霍英東當時的最大願望，就是能再多看看改革開放的成果，看到國民真正富裕起來。
治病期間，他宣佈出資10億港幣成立霍英東基金會，不久後又創立了霍英東教育基金會。
1984年10月1日，身體逐漸康復的霍英東，應邀參加國慶35週年紀念日慶祝儀式。
第一次站上城樓觀禮的他，當被記者問及有何感想時，一時不知說什麼，眼淚嘩嘩直淌。
按照霍英東後來的自述，他一輩子也沒哭過幾回。
長子霍震霆結婚時，霍英東因為母親沒能堅持到這一刻，傷心了很長時間，卻也沒有流淚。
但在觀禮臺上，他卻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直至痛哭流涕。
霍英東當時的腦子裡就像幻燈片一下飛速閃過一幅幅畫面：
他想起了番禺路邊的茅屋；
想起了在國際體育會議中的一次次辯論；
想起了不久前洛杉磯奧運會上的國旗國歌……
國家正發生巨大變化，祖國正走向富強，霍英東一時感慨萬千。
這段往事，霍英東只在自傳中提及，他覺得哭這件事有點丟人。
1984年大閱兵
10 掙錢已經不是霍英東的目標
他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奉獻
讓祖國更強大
因為巨大貢獻，霍英東成了第一個在全國政協、全國人大這兩個國家機構任職的香港人之一，也是香港首位全國人大常委。
香港迴歸時，他近距離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冉冉升起、英國在香港超過150年的統治宣告終結。
那一刻，霍英東熱血沸騰，為自己作為一箇中國人，並且生存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感到無比自豪和榮幸。
當時曾有評論認為，香港迴歸後，擁有財力、實力和政治關係的霍英東將成為商界的最大贏家，但霍英東卻沒有像曾經那樣在商界大開大合。
多年後，其長孫霍啟剛透露了箇中緣由：
“爺爺總是告訴我們，一定要做實實在在的東西，炒股票、炒樓都是害人的事情。
餅就那麼大，你吃太多，別人就沒有了。
雖然當時他做什麼生意都行，但那個時候，掙錢已經不是他的目標。”
霍英東曾有很多掙錢的機會。
開發海南時，他答應出資並且包攬了三亞市亞龍灣區域。
合約簽完後，海南地價瘋長，炒地皮的發展商前赴後繼，亞龍灣這一黃金寶地成了各路人馬覬覦的目標。
按照簽約時的價格，霍英東的收益將是一個天文數字。
但因種種原因，先前簽訂的合約最終取消。
霍英東一口應下，並沒有將這筆損失放在心上。
霍英東希望他在內地的投資能直指偉大目標。
遵循著這一理念，他將晚年的全部心血都傾注在了家鄉廣州番禺的南沙島。
1988年，霍英東捐建的洛溪大橋通車，打通了廣州前往南沙的通路。
霍英東正式提出開發南沙，此後的時間裡，他到訪南沙近千次。
霍英東希望將南沙發展成為“小香港”，一座以深水港為中心，交通運輸、工業加工、旅遊服務綜合發展的現代化濱海城市。
外界並不清楚霍家在南沙島一共投了多少錢，但毫無疑問，霍英東徹底改變了這個曾經的灘塗。
按照其規劃，南沙正向著現代化綜合城市大步邁進。
不過，霍英東在南沙的投資並非一帆風順。
他曾言：外界認為我這樣的人，在內地投資一定是事事順利。
其實不然，很多意想不到的阻滯，令人感到無奈，我甚至有時感到無力。
霍英東在南沙篳路藍縷的同時，當地政府藉助其打下的基礎，申請成立開發區。
1993年4月，梁柏楠成為南沙開發區第一任黨委書記，5年後升任番禺區委書記。
10年間，梁柏楠依靠南沙的政績不斷升遷，而真正的貢獻者霍英東卻遭受百般刁難。
而所有這些事，直至2004年梁柏楠因受賄罪入獄後，才由霍英東基金會的律師對外透露。
這意味著，霍英東已經“默默”被敲詐了十幾年。
霍英東曾評價自己說：
“別人負我，我也是默然處之、逆來順受。
拿得起、放得下、輸得起、願吃虧。”
他不僅吃金錢的虧，也吃名譽的虧。
他曾捐款1000萬建設洛溪大橋，該橋建成後收取過橋費，霍英東的名字在“過橋費”的名單裡。
但霍英東捐橋純粹是為了支持家鄉建設，根本沒想過收取分毫，甚至壓根兒不知道這件事。
事情曝光後，他一度非常難過。
無論是早年間在香港做生意，還是來大陸進行投資，霍英東都謹小慎微，能忍則忍。
他的處世原則是：
寧願保持沉默，但一旦出來講話，就得講真話、實話，不能昧著良知說大話。
霍英東雖然從未指名道姓揭發某些事件，但他的愛國心並不盲目，曾多次批評大陸存在的一些現象，其出發點只有一個：
希望經濟環境能夠不斷完善，希望中國更加強大。
11 他伴隨著香港的海風出生
在“國葬”的禮遇中離世
霍英東信奉“公道在人心”，他曾說：
“體育有裁判和規則來限定，做生意和體育看似不一樣，做實際上，規則都在自己的心裡。”
霍英東是一個很遵從“自我規則”的人，他一生創立了大大小小數百個公司，沒有一家上市。
他給後輩定下規矩：
除長房外，其他子女不得從商從政。
2006年10月28日，霍英東因病在北京逝世。
有評論稱，霍英東在“國葬”的級別中告別。
逝世前，霍英東曾總結自己的人生，
稱“回首往事，我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如果人生的滿分是100分，他要給自己打100多分。
霍英東或許仍有遺憾：
他沒能等到北京奧運會開幕，沒有等到廣東自貿區南沙片區正式揭牌。
不過相較其恢弘的一生，這樣的遺憾無關緊要。
他伴隨著香港的海風出生，在“國葬”的禮遇中離世。
前半生，他推動香港從小漁村蛻變為矗立亞洲的東方之珠；
後半生，他傾注心血“喚醒”東方雄獅；
這之後，他的名字被寫入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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