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費孝通先生誕辰110週年。近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刊行“費孝通作品精選”，脈絡性地呈現費先生的學思歷程和主要成就。
12月12日，北京大學文研院、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共同舉辦了“紀念費孝通先生誕辰110週年暨‘費孝通作品精選’新書發佈會”，清華大學新雅書院院長甘陽、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朱蘇力、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邱澤奇、王銘銘、渠敬東，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趙曉力、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肖瑛等專家學者與會，重讀費孝通，再議“社會科學中國化”這個百年議題，以此紀念費老留給我們的巨大思想遺產和他偉大的“士人”品性。
新書發佈會現場
費孝通是20世紀中國卓越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他不僅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而且學以致用、知行合一，一生致力於探尋適合中國文化與社會傳統的現代化之路。費孝通早年對鄉土中國的論述如今成為了中學生的必讀書目；而他晚年對文明與文化的諸多思考與提煉出的一些說法，如“多元一體”“文化自覺”“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等，幾乎已經成為全民共識，上自官方領導下自普通民眾都耳熟能詳；不僅如此，費孝通還是世界性的社會科學家，他為世界社會科學貢獻了中國式的概念、中國的現代化理論，以及中國學者對世界性問題的獨創性思考。
費老是某種意義上的“失敗者”
甘陽在新書發佈會上表示，從一定意義上來說，費老很多方面是“失敗者”。“這個失敗不是意味著否定費孝通。而是說無論中國社會經濟後來發展的道路還是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道路，跟費老的期待完全不一致，甚至很多方面是背道而馳。”
甘陽上世紀90年代開始關注中國鄉鎮企業的現象，在蒐集資料的時候讀到了費孝通的著作。他當時的觀點是，如果鄉鎮企業代表中國農村社會（當時中國百分之九十都是農村），社會轉型方式非常有鄉土社會特點，並不是以毀滅掉鄉土社會為最後的目標，而是仍然在保持某種鄉土社會。甘陽說：“我相信費孝通在四十年代已經有這樣的想法。”後來，費老看到甘陽寫的相關文章，的確表示“第一次有人把他們四十年代的努力提到想法上。”
“但現在，很多城市已經走向超大型城市，很多鄉村空心化，不知道費老看到會是什麼樣的感覺。中國後來實際的發展方式，並不是按費老期待的那樣發展，不是小城鎮自下而上，可能發展得緩慢一點，但代價會小一點，這會帶來人際關係的不同。”甘陽說。
另一方面，甘陽指出，按照費老原本的意圖，他所走向的社會學應該是總體社會科學走向。“經濟和經濟學僅僅是社會學的部分，而不是倒過來，整個社會成了經濟的附庸，一切都是以經濟來決定整個社會生態。今天的中國社會科學甚至社會學是走在費老的社會學的道路上嗎？我認為不是。可能除了北大社會學還有一點，總體來說社會學是非學院派，甚至是反學院派的社會研究方式。”
費孝通先生
費老始終關愛鄉土中國
在朱蘇力眼裡，費老天生是一個學者，而且終身是一個學者。“許多學者一做了官就不再是學者，這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費老可以說是自始至終對生活很多細節保持高度敏感，並能儘快用理論加以解說，這是令人吃驚的。”
費老對民族國家，對鄉土中國抱有持久的熱愛。朱蘇力表示，中國文化不可能按照費老自己的預想來走，比如說今天5G的問題，比如淘寶的問題，這些是費老所處的時代不可能想到的。“但對這個民族，特別是在災難深重的時代，他可以始終關愛。他寫鄉土重建，寫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旦進城以後就不再回到農村，這些問題都是超越了當時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當時許多知識分子把脫離農村看作一種解放或一種幸福生活。”
朱蘇力還特別提到，費老所有的文字精煉、簡潔，相對而言，今天的學術過早專業化、計量化，一半以上文章沒辦法看。“這樣的文章在一條路上推進，失去了很多東西。首先是文本的可讀性，此外，過分嚴格的科班訓練，使得許多其他珍貴的信息在寫作的過程中失去了。而費孝通先生記錄了很多感悟和細節，當時可能並不覺得有學術意義，僅僅是對風俗、時間、空間簡單的描述，但留下印記，讓我們看到八十年代中國的痕跡。”
新書發佈會現場
費老的學問“有人情味，理在情中”
渠敬東記得費老文章裡有一句話：“有人情味，理在情中。”他最感興趣的就是費孝通的情感結構，或者情與知的關係。渠敬東說：“我們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對於熟悉的人和不太熟悉的人的關愛都是以情為出發點的，沒有了這個，我覺得就理解不了費先生的文章，也看不清楚他這個人。”
對渠敬東個人而言，最受感動的是讀費老晚年寫的文章。這些文章大多是對自己的親人，對自己的老師，對自己的朋友，對自己一生曾經有過的各種各樣的緣分的回憶。“如果費老說文化自覺。他這些回憶才是真正的文化自覺。”
他認為，費老在晚年有幾層意義上的返回：返回自己的年輕時代，返回自己的家鄉，同時返回使自己成為這樣的人的中國傳統。
“從費老那兒我學到，所有的問題本身都來自於你最有親切感受的問題，而不是一寫社會學文章，都是普遍價值，道路有多遠，電線杆就有多少，人都傻掉，智力感情都受損害。費老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治學。學問講的就是道義關係，不是純粹抽象的個體。中國人認知的世界結構和西方的不太一樣。社會科學、人文絕對不能把研究對象理解成一個客觀實體。”渠敬東說。
舉例來講，費老一生講江村經濟產生於自己家鄉。到了雲南山村，他用自己家鄉的方式來去同情地理解其他，接下來把這些問題再進一步拓展為對社會結構的理解，這仍然是非常親近的方式。“因為中國人的文化就是用同情和共黨的方式來理解我們自己的人，或者是通過這些理解，把不是自己的人變成自己的人。所以我想費老真的學問動力就來自於這兒。”
一窺費孝通思想世界的整體面貌
王銘銘特別提到，費先生將自己定位為紳士，還寫文章表明紳士是一個文字階級，也即是寫字的，靠寫字生活併發揮社會作用的人。
“作為其中的一份子，費先生一生寫了非常多字。如此之多，使想編他全集的同仁最後總會發現會有所遺漏。三聯版的費孝通作品精選，從費先生的大量文字中選擇了一部分並不是大部分，分十二種出版，從局部表現了一個思想世界的整體面貌。我認為這相當務實。”
王銘銘認為，直至目前，學界同仁對於費老思想的整體性認識是相當不足的。他說：“從事鄉村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學者大都會把費先生描繪成一個只是與鄉村社區研究、鄉村工業化、小城鎮建設等議題有關的人物。從事民族問題研究的大多隻知道費先生的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影響。我們大多會顧此失彼，對費先生花籃謠雲南農村調查關聯者，社區研究和民族研究的作品失去重視，而域外的費孝通觀則更為有限。歐美、日本的學者只知道費先生的江村經濟和鄉土中國，即使是對費先生的民族論述，1950年代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推出過的《中國紳士》和《被土地束縛的中國》，雖然有英文版但不怎麼知道。費先生曾經反其道而行之，對歐美、日本等現代‘西方’國家展開的域外書寫，這些外國人更不知道。”
而費孝通作品精選已經讓我們一窺完整的費孝通。王銘銘說：“通過費先生的作品出版來紀念這位先賢的誕辰特別有意義，因為恢復費先生思想的整體性有助於我們恢復中國所謂地方性知識的世界性原貌。”
據悉，“費孝通作品精選”從他七百餘萬字的著述中精選最有代表作的作品，凡12種，三百餘萬字，涉及農村農民問題、邊區民族問題、文明文化問題、世界觀察、學術反思等多個層面。其中，《江村經濟》《祿村農田》《鄉土中國》《生育制度》《美國與美國人》《行行重行行》等，均在作者生前單行出版過；《留英記》《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師承·補課·治學》《孔林片思：論文化自覺》，則是根據主題重新編選；《中國士紳》1953年出版英文版，2009年三聯書店推出中譯本；《繭》是近期發現的作者1936年用英文寫作的中篇小說，為首次翻譯出版，對於理解費孝通早期的學術思想與時代思潮的關係提供了難得的新維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