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董牧孜
2020年，是費孝通誕辰110週年。提起費孝通，人們往往首先想到他的代表作《鄉土中國》。然而，費孝通的思考遠不止於此。作為“三朝老人”，費孝通經歷了晚清、民國、新中國三個歷史時期的劇烈變動，在中西方文明之間不斷求學遊走。豐富的人生跨度與思考廣度，促使他成為中國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一生致力於探尋適合中國文化與社會傳統的現代化之路；這種視野也賦予了他世界性學者的眼光，可以說，費孝通為世界社會科學貢獻了中國式的概念、中國的現代化理論，以及中國學者對世界性問題的獨創性思考。
費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社會活動家。
除了鄉土研究，費孝通也寫過小說
費孝通一生以書生自任，筆耕不輟，著作等身。很多人不知道，費孝通早年在英國留學期間，曾低調寫作過一本英文小說《繭》。這本書敘寫了1930年代蘇南鄉村一家新興制絲企業的種種遭際，為我們理解費孝通早期的學術思想提供了新維度。我們可以把這本書看作費孝通名著《江村經濟》的“文學版”；而它的創作背景又與30年代左翼文學遙相呼應，體現出費孝通的研究與時代思潮的關係。
這部20世紀30年代中期用英文寫作的中篇小說，長期被封存於作者曾經就讀的倫敦經濟學院圖書館的“弗思檔案”中，2016年才被發現並翻譯成中文。近日，《繭》一書首次出版，收錄於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刊行“費孝通作品精選”之中。這一系列從費孝通七百餘萬字的著述中精選最有代表作的作品，凡12種，三百餘萬字，脈絡性地呈現費孝通的學思歷程和主要成就。
費孝通一生所學涉及農村農民問題、邊區民族問題、文明文化問題、世界觀察、學術反思等多個層面。除了不曾出版過的小說《繭》，其中，《江村經濟》《祿村農田》《鄉土中國》《生育制度》《美國與美國人》《行行重行行》等，均在作者生前單行出版過；《留英記》《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學術自述與反思》《孔林片思：論文化自覺》，則是根據主題重新編選；此外，《中國士紳》1953年出版英文版，2009年三聯書店曾推出過中譯本。
三百餘萬字的“費孝通作品精選”十二卷。
費孝通的作品曾經一版再版，但此前並沒有能貫穿其一生學術思想貢獻的系列權威版本。這也在某種意義上導致讀者對於費孝通的整體性認識是不足的，就連學者對於費孝通的理解也往往顧此失彼。對此，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銘銘在“紀念費孝通先生誕辰110週年暨‘費孝通作品精選’新書發佈會”上指出，從事鄉村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學者大多會把費孝通描繪成一個只是與鄉村社區研究、鄉村工業化、小城鎮建設等議題有關的人物，而忽視了他的社區研究和民族研究；從事民族問題研究的大多隻知道費孝通的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影響；至於海外的費孝通觀則更為有限，歐美、日本的學者只知道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和《鄉土中國》，他的民族論述以及對海外生活的書寫則不為人知——儘管費孝通早在1950年代就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過《中國士紳》和《被土地束縛的中國》英文版。
《江村經濟》英文版。
費孝通是在上世紀30年代進入中國思想界、學術界的。二十世紀的知識分子，尤其是上世紀30年代、40年代的知識分子，在討論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時往往有兩種參照系，一類是主張學習英國的儒家知識分子，一類是主張學習俄德日革命性的知識分子，費孝通屬於前一類。在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肖瑛看來，不同於孫中山、梁漱溟這樣觀念搖擺的思想家，費孝通的思想基本上一輩子沒有走偏，終身不虞地從鄉土出發，走農工互補的道路。
費孝通在每一個階段只想一個問題，從1940年到新中國成立前，費孝通思考的中心點就是農村問題。儘管這一時期中國很多知識分子都研究農村問題，但費孝通關注的角度是獨特的，他認為農村真正進入現代是從農村工業化開始，但他並不認為我們依靠大工業就能使社會走入現代化。費孝通的思想某些地方非常超前，比如他在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多元一體”，當時大多數人沒有從這一角度思考問題；他晚年提出“文化自覺”，是從更總體性、感受性的角度思考世界性問題；海灣戰爭之後，他提出“全球戰國”的概念，指明瞭全球化潛在的危險。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開始轉制，農民開始離開鄉土到城市裡去。這與費孝通此前的結論——中國的城鎮化道路是“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發生了矛盾。如今，農民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費孝通意識到這一點，他於是從生態研究轉向了心態問題研究，指出大流動下的中國之所以仍然穩定，是因為人人心裡都有個家。這也是為什麼晚年的費孝通格外關注中國人的心靈和安置問題。實際上，這一問題意識早已貫穿於他的經濟研究和社會組織變遷的研究中之。
《鄉土中國》英文版。
費孝通的視野，從來沒有侷限於中國
審視這次費孝通精選集的出版編排方式，我們可以看到《江村經濟》《祿村農田》《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生育制度》等，是費孝通“第一次學術生命”階段的重要作品。這一時期，從最初的大瑤山到江村，再到後來的“魁閣”工作站，費孝通致力於社會生活的實地研究，繼之以社會的結構特徵考察，提出諸如“差序格局”、“家核心三角”、“社會繼替”、“士紳”及“鄉土損蝕”等概念和表述。在其學術求索中，費孝通與西方學術中有關傳統與現代的理論構成了廣泛對話，而他的現實目標可歸結為“鄉土重建”，其學術思考圍繞如何理解中國社會、如何推動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問題展開。
除了鄉土問題研究，費孝通的民族學研究也極為關鍵。作為中國民族學的奠基人之一，費孝通從1935年進入廣西大瑤山展開實地調查開始，對民族問題不同層面的關注與研究貫穿了整個學術生涯。上世紀50年代，費孝通在共和國民族政策與民族工作的建言與商討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親身參與民族訪問團和民族識別調查工作。此間，他得以將其在“第一次學術生命”階段提出的部分見解付諸實踐，也得以在大瑤山調查之後，再次有機會深入民族地區，對邊疆社會的組織結構和變遷過程進行廣泛研究。選集中的《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民族學文選》按民族學主題重新編選了費孝通三個歷史時期共24篇文章，以呈現其有關民族問題長達近七十年的思考與研究。
左起：費孝通、孟吟、潘光旦、吳文藻。
1978年，費孝通在二十餘年學術生命中斷之後獲得了“第二次學術生命”。在這個階段中，費孝通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這一有彈性的論述，引領了社會學學科的恢復重建工作，以“志在富民”為內在職志，努力探索中國自己因應世界變局的發展戰略。從80年代初期開始，費孝通“行行重行行”，接續了他的“鄉土重建”事業，走遍中國的大江南北，致力於小城鎮建設及城鄉、東西部區域協同發展的調查研究。《行行重行行》彙集了他這一時期（1980年代-1990年代中期）所寫的近六十篇考察隨記，內容包括了他先後提出的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等不同的鄉鎮發展類型，以及長三角、港珠澳、京津冀、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中西部經濟協作區等多種區域發展戰略，其中還包含了他對中西部城市發展類型的思考。
上世紀80年代末期，費孝通開始思考世界性的文化關係問題。到90年代，這些思考落實為“文化自覺”的十六字表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和而不同。
值得指出的是，費孝通這一晚年的思想洞見其實淵源有自，早在其青年時代，人類學與跨文化比較就一直是費孝通內在的視野和方法，這使他從來沒有侷限於從中國看中國。他在1950年代前寫作的大量有關英國和美國的文章，都是以雜感和時論的形式創造性地書寫西方，並由此反觀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加深他對中國社會總體結構的原則性理解。精選集選入的《美國與美國人》《留英記》等作品，加上此次新編選的晚年文集《孔林片思：論文化自覺》（1989年至2004年間關於人與人、人與自然、國與國、文明與文明之間關係的論述），較完整地呈現了費孝通一生對於世界性文化關係的思考和探索。
縱觀費孝通整體的創作脈絡，我們可以發現他不僅具體研究了江南的社區，還對中國的傳統結構及其核心聯繫紐帶（即士紳）做出過重要論述，在晚年，他又重複這一論述。此外，費孝通還對有世界價值的文化自覺概念展開探索。除了集中考察中國的古今之變，還將其與英美、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國的古今之變相比較。他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論述，則是從社會學角度重新整合了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對於中國民族的既有研究。本來的世界性原貌，被社會學家稱之為地方性，費孝通的著作則有助於我們恢復中國所謂地方性知識的世界性原貌。
今天，閱讀這些作品，我們再次意識到費孝通的宏闊視野和歷史預見力：不論是當年他敏銳地洞察英美兩大帝國的世紀輪替和“美國世紀”的誕生；還是後來針對“文明衝突論”和文化相對主義，提出的“文化自覺”“美好社會”“美美與共”等膾炙人口的說法，於國際關係錯綜複雜的今日看都尤有借鑑意義。
撰文丨董牧孜
編輯丨羅東
校對丨陳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