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王朝最後一個盛世是“康乾盛世”。在這個盛世中，康熙和乾隆都曾六下江南，是當時非常重大的事件。
表面上看兩位帝王六下江南都是為了巡視河工，諮訪吏治，考察民情，但後世無論是官書文獻還是稗聞野史對兩位帝王六下江南的評價卻大相徑庭。
康熙六下江南
康熙曾說：“朕自聽政以來，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書而懸之宮中柱上。”
在康熙皇帝看來，親政面臨三件大事：一是三藩，二是河務，三是漕運。”
平定三藩之後，河務和漕運便提上了日程。
康熙曾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六次南巡。
1.河務和漕運
河務，主要是治理黃河，也是康熙南巡的主要目的之一。
明末清初，戰亂不斷，黃河多年失修，淤泥堵塞，經常決堤，造成水患。
從順治到康熙初年，黃河大決口竟然達到了八十多次，給黃河下游的蘇皖一帶的人民造成了嚴重的災難。
更為可怕的是，黃河決口嚴重威脅淮河和大運河漕運。可以說，無河務則無漕運！
而用於漕運的大運河則是國家“南北之咽喉，軍民之命脈”！因為水災，導致江南每年四百萬石的糧食北運時常受阻。
“治國如治水，善治國者必先治水。 ” 中國曆代王朝的統治者，都對治水極為重視。
康熙在宮中經常閱讀“前代有關河務之書”，“夙夜廑懷，未嘗少釋”。
為了實地考察河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他親臨工地，視察河務，命令當地河務官員加固運河堤壩，以抵抗黃河的衝擊和侵蝕，保證漕運。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不顧危險，“親乘小舟，不避水險，各處周覽”（康熙朝卷107）。
通過實地考察，康熙對河務有了直觀的認識，同時也檢查了河務官員的治河成果，提拔了許多治河有功的大臣，如靳輔等。
康熙還親自接見當地的百姓，瞭解民間疾苦。
第一次南巡時，康熙路過高郵，見當地水災嚴重，極為憂慮，便“登岸巡行十餘里，召耆老詳問致災之故”，同時下令救荒。當地百姓“歡悅，不勝鼓舞感激。”
到了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經過多年的治理河務，黃河水患已經大為減少，有效的保障了大運河漕運。
清朝的國勢也如大運河上的漕運船隊一樣，平穩向前，蒸蒸日上。
2.籠絡江南士人
明朝崇禎皇帝吊死煤山之後，長江以南地區相繼出現了福王、魯王、唐王等南明小朝廷。雖然這些小朝廷被清朝迅速消滅，但原南明大臣及其門生故舊等不肯出仕，心理上敵視清朝，在江南民間的影響力依然很大。
籠絡江南士人的人心，這是康熙下江南的另一個目的。
自從南宋以來，江南就是中國經濟最發達、文化程度最高的地區，每年都為朝廷貢獻大量的糧食和賦稅。元明清三朝對江南極為重視，視為國家的根基和命脈。
熟讀史書的康熙對江南的重視自然也不例外。
江南是否穩定，不僅直接關係到清朝的賦稅，還關係到江南半壁江山的穩定。
在順治時期，因為清朝剛入關不久，戰事未平，所以清朝對剛征服的江南實行高壓政策，相繼爆發了“科場案”、“奏銷案”，屠殺了許多江南士人。其中最有名的當屬金聖嘆。
到了康熙時期，隨著三藩的平定，社會日益安定，清朝對江南的政策也開始由高壓轉向安撫和籠絡。
康熙一路南巡，謁孔廟，拜禹陵，祭明孝陵，這一番舉動，迎合了江南士人的心理，使他們對康熙和清朝產生了親近感。
與此同時，康熙擴大了江南士子的仕途，增加學額，甚至親自接見其中的名士，以示恩寵和重視。
比如第四次南巡時，康熙就接見了名士胡渭，賜扇，賞匾額“耆年篤學”。
康熙的六次南巡，極大的消除了江南士人對清朝的敵意，他們轉而依附清朝，使得清朝在江南的統治基礎得到了鞏固和擴大。
3.厲行節儉，不講排場
與我們想象的不同，康熙南巡並沒有大肆鋪張，而是“簡約儀式衛，滷薄不設，扈從者僅三百餘人。”作為一個皇帝來說，這樣的出巡相當節儉了。
一路上，康熙“正欲體察民情,周知吏治。一應沿途供用,皆令在京所司儲備,毫不取之民間”。
“朕此番巡歷,原以撫卹編氓,問俗觀風,於閭閻休慼,務期洞曉。凡經過地方,百姓須各安生業,照常寧處,毋得遷移遠避,反滋擾累。”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
他告誡沿途官吏，自己南巡是“為百姓閱視河道，諮訪閭閻風俗”，“非為遊觀也”。（康熙朝卷43）
康熙下令，嚴禁各地官吏設置供帳，科派擾民。
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南巡到南京，當地官吏為了討好康熙“裝飾舟船以待”。康熙知道後，下令“將造飾物料俱行拆毀，於應用處用之”。
由於康熙“崇儉黜浮”，所以沿途的官吏不敢鋪張浪費。康熙南巡所過之處，對百姓的驚擾也很小，甚至“御舟已入邑境，縣令猶坐堂決事。”（錢泳《履園叢話》）
多年以後，“天恩溫渝，莫可殫述，江南父老至今猶能言之。”（錢泳《履園叢話》）
一個九五至尊的封建帝王，出巡竟能對當地人民的影響這樣小，實在難能可貴。
乾隆六下江南
乾隆在歷史上也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在他統治前期，清朝的國勢達到了鼎盛，疆域擴大，政治統一，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當時人稱清朝“天下昇平,超唐邁漢”。
但到了乾隆統治後期，整個統治階級奢靡之風愈演愈烈，乾隆尤甚。
當他看到祖父康熙六下江南，“盛典昭垂，衢謠在耳”不禁生出效仿之心。
乾隆曾於1751年（乾隆十六年）、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1765年（乾隆三十年）、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六次巡幸江南，
在乾隆南巡時，他曾說：“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在南巡之時，乾隆對治理水患、興修水利極為重視。同時也重視吏治，裁撤庸官，減免賦稅等。
但作為“太平天子”，乾隆喜好遊玩，縱情聲色，奢侈無度，他下江南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遊山玩水。借南巡之機，以“眺覽山川之佳秀，民物之豐美”。
遊山玩水，揮霍奢靡
與康熙節儉，儘量做到少擾民不同，乾隆下江南，極盡豪奢為能事。
每次南巡前一年，乾隆就指定親王一人專門負責南巡之事，勘察路線，修橋補路，茸洽名勝，興建行宮等等。
到了南巡時，乾隆攜皇太后、皇后嬪妃，太監宮女，王公大臣，章京侍衛，多達兩千五百人，一路前呼後擁，浩浩蕩蕩的南下。
陸路所用的馬匹多達五六千匹，大車四百多輛，徵調民夫數不勝數。
水路則用船一千多隻，首尾相接，旌旗招展，大有當年隋煬帝乘龍舟下揚州的氣派。
沿途興行宮三十多處，陳設豪華，以供乾隆等人停留歇息。
每到一地，當地的官員都要提前一日在境外接駕，並準備大量的美食佳餚供乾隆一行人食用。
當然，乾隆每到一地，都會裝模作樣的申飭官吏，要“各敦本業，力屏浮華”、“時時思物力之維艱，事事惟奢靡之是戒”（《南巡盛典》卷1）。當然，這不過是官面文章罷了。
乾隆每次南巡，鋪張靡費，兩淮的豪富鹽商們都要捐出大量的金錢，“報效捐輸”，以供萬歲爺揮霍。
結果乾隆六下江南，導致許多鹽商破產。
1789年，歷任鹽商“首總”(首席總商)多年的揚州鹽商鉅富江春，就在貧困潦倒中去世。江春晚年的破產，主要就是因為多次接待乾隆下江南，捐獻了鉅額財產導致的。
乾隆六次南巡，總共花費了兩千多萬兩白銀，至於扈從對地方官吏的索賄，和地方官吏以“接駕”為名搜刮百姓的財物，就無法計算了。
沿途人民怨聲載道，叫苦連天，民情沸騰。
乾隆晚年也意識到：“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益害有益”，要後世子孫不要再學他南巡了。
乾隆下江南給整個清朝造成了極壞的影響，“以天下奉一人”，耗費了鉅額財富，整個社會風氣日益奢靡，“民財日以竭，民風日以奢 ” 。
“康乾盛世”也就不可避免的走向終結，清朝也由“康乾盛世”轉為“嘉道中衰”，一蹶不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