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延巳《蝶戀花》：
誰道閒情拋擲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裡朱顏瘦。河畔青蕪堤上柳，為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蝶戀花
這首詞無具體的情事，從字面上看，我們無法指實其意。詞中出現的“閒情”、“惆悵”與“新愁”從語義學角度來看，應有細微的區別，其中有程度之分，內在外露之分。但詞人在感覺上是作為一種相同的意緒來描述的。似乎是閒情惆悵與新愁的交織，其中沒有明顯的界限，故這種意緒是很朦朧的。這種意緒的來由僅僅是因為春天的大自然這個萬物復甦的審美客體。春天的重複，也使這種由春而感發的意緒同樣年年依舊出現。而這種意緒在“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的冷清與孤寂中顯得更為強烈，更為纏綿。我們以況氏所論的詞心以及他敘述的所歷詞境來觀照馮詞，不難理解在萬物復甦的大自然這個審美客體前確實能引發詞人內心深處一種不可名狀的意緒。
冷清與孤寂
那是非理性化的，是“萬不得已者”，故花前病酒也無法消釋，只能給人帶來“惆悵”和“新愁”，於是就只有“朱顏瘦”的結果了。馮延已這首詞只是客觀地描述了自己真切的審美感受，抒發出了其深層的微茫意緒。因為抒發的是深層意緒，故歷來眾說紛壇，如馮煦《陽春集序》雲：“翁俯仰身世，所懷萬端，繆悠其詞，若顯若晦。揆之六義，比興為多。若《三臺令》《歸國謠》《蝶戀花》諸作，其旨隱，其詞微，類勞人思婦、羈臣孽子，鬱伊惝恍之所為”。張爾田《曼陀羅室詞序》亦云：“正中身仕偏朝，知時不可為，所為《蝶戀花》諸闋，幽咽倘恍，如醉如迷，皆賢人君子不得志發憤之所為作也”。
蝶戀花
他們雖都注意到其旨隱其詞微的特點，但都用傳統的“詩言志”的觀念強作解釋認為是賢人君子不得志而寄託之，而忽略了詞自有與詩細微區別的審美特性我們認為，詞心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理性在更多的時候是以積澱的形式出現的，它已經毫無痕跡地化解在人的深層意緒之中，這就決定了詞比詩更善於表達深層意緒。這種深層意緒與由具體情事引起的淺層意緒不同。一般來說，淺層意緒因由具體情事所引發，受情事的侷限表現的範圍較窄；深層意緒超越了具體情事，具有抽象的概括性，更易引起人們的審美聯想，相對來說，表現的範圍較廣。淺層意緒因與具體情事有涉，故意境比較明朗；
蝶戀花
深層意緒與具體情事無涉，故意境比較朦朧。前者有具體情事不免帶有理性的評介，多顯示為感受融有說明的混合型，而後者往往無具體情事，常常是非理性的或是理性的積澱，多顯示為感受性的單一型唐宋詞中的不少情詞表達的是淺層意緒與深層意緒的交織，有跡可尋，故還較易讀。但像馮的這首《蝶戀花》之類的作品是純深層意緒的抒寫，無跡可尋，故不易說清它所具有的內涵，也易造成歧義。其實像馮延已作為風雨飄搖的南唐的大臣，他承擔了國家安危與政敵毀的雙重負荷，這必使他對人生自然有超越常人的深切體驗和感慨。
蝶戀花
而這種體驗和感慨也會很自然地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但這些都早已以積澱的形式融入他的深層意緒中去了。其惆悵與新愁可能就融有自己對人生命運不可主宰的悲慨，但它作為一種悲慨已瀰漫在惆悵與新愁之中，不能分離出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