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短評快8854
古代的選舉人才制度經過了好幾次比較大的變革，從剛開始漢朝時期的舉孝廉，到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時開創的科舉制度，這肯定是一個比一個進步。要說科舉制度的話，在隋唐和北宋時期，它真正是一個公平公正的考試製度，因為有它的存在，使得許多寒門子弟有了前進的空間，同時也為朝廷選取了許許多多的國家棟梁。不說其他的，就說說最近的熱播劇《清平樂》中，宋仁宗時代，許多著名的文人兼名臣都是由科舉選取上來的，比如歐陽修、范仲淹、韓愈等等，正因為有了他們才有了宋仁宗時期的清平之世。而我認為科舉落後是由朱熹開始注四書五經，並在科舉時規定必須用朱熹所注的四書五經作答案開始，再加上明清時期規定的答題格式八股文，這樣更加限制了文人的思想，以至於後來的科舉永遠選不出諸如隋唐北宋一樣的有才之士。
因此我個人認為隋唐北宋時期的科舉是進步的，而後的科舉卻逐步落後，直至滅亡。
歷史長河中的小人物
古代選考如考狀元，是一個英明之舉，在未考狀之之前，只有富家子弟才有出路，窮人孩子無緣走到皇帝側面，故考狀元也是一行進步。
蒲江黎懷義
題主所說的“古代選考”，應該是指“科舉制度”吧。
這種制度，嚴格來說，最早實行於唐代。
至於其“先進還是落後”，想要說清楚，沒有一本幾十萬字的專著大概不行。
如果“掛一漏萬”地評價，大約只能說是“有巨大的積極性，同時也挾帶著很大的消極性”了。
還有一個視角——即從與世界文明發展進程的橫向比較來看，那麼，明代中期以前，“科舉制度”的積極作用相對更大一些；明中期以後，則消極作用愈發明顯。
一
中國的封建社會，不同於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社會。
中國，基本上是大一統的統一國家，最高權力中心是皇帝。皇帝之下，構建了階層複雜的官僚系統。這個系統，控制著歷朝歷代的國家行政、立法、司法、經濟、軍事各個方面；同時，還控制或者干預著思想、教育、學術、宗教等等意識形態活動。
這個官僚體系的人才選拔和人員充實，唐代以後，靠的就是科舉制度。
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從沒形成過一個統一國家——小國林立、更迭變換，特別是宗教勢力強盛。這使歐洲很長時間裡，“貴族總是貴族，平民總是貧民”，沒有也不可能有一種行之有效的人才選拔制度。
但是，中國的科舉制度，從一開始，在具有明顯的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帶有巨大的消極作用——科舉制度，既促成了古代中國的先進，也註定了近代中國的“掉隊”。
二
科舉制度，有哪些積極作用呢？
第一，科舉制度最重要的積極作用，就是建立了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文官制度。
這種文官制度，是從漢代的“察舉制度”開始的。至唐代，代之以考試為主，這標誌著完成了“察舉”向“科考”的過渡。到北宋，彌封、謄錄、迴避等科舉立法全面完善，表明科舉制度的全面完善。
第二，科舉制度的積極作用，從法律層面來說，是超階級的，在抑制貴族，廣攬下層人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唐以前的“察舉制度”，給貴族在推薦人才過程中上下其手留了足夠空間，特別是在魏晉時期，氏族門閥幾乎完全控制壟斷了“察舉”這件事。唐代開始，帝王們為了防止貴族官僚竊取權位，一是嚴格考試程序，二是打擊科舉作弊，這使最底層的人才，有可能一經科舉考取，便可無爭議地進入統治階級隊伍。唐以後，出於下層的科舉人才，佔到了中舉人數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這種統治階級內部人員的不斷更新，使社會上下層之間形成了對流，有利於緩和階級階層矛盾，保持國家政權的活力。
第三，科舉制度的積極作用，從文化層面來說，對文學和史學的影響特別深遠。
唐代科考重詩賦，宋代取士重策論。這對於唐詩、宋文的繁榮，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唐宋八大家”，又稱“唐宋散文八大家”，由明初朱右選集且命名，顯然他是受了宋代科考的影響。即便明清科考八股盛行，但因為其兩兩相對的長聯，是以早就存在的“對聯”為基礎，因此，明清時期的對聯和長聯極其繁榮。對於史學發展的巨大推動，亦功不可沒。
除以上三條之外，科考制度，促成了社會上極其濃厚的學習氛圍；同時，逐漸在社會上形成了尊重文人的風氣，利瑪竇當年即認為中國是一個“文憑社會”；科舉制度，還促進了官僚體制、官員設置的完善，唐代的中央機構已設立吏、禮、戶、刑、工、兵六部，歐洲到近代初期，尚未形成如此明確的政府職能分工。
三
科考制度的消極作用亦十分明顯。
第一，科考制度，確立了通行全國、延續逾千年的“官本位”定位。
這種定位，不僅表現在現實中，還滲透到幾乎所有人的“骨子裡”。《儒林外史》中的周進、范進，窮經皓首，只為科考。清代馮桂芬寫了《校邠廬抗議.改科舉議》，其曰：“今科雖失而來科可得，一科復一科，轉瞬之間其人已老。”當官的和有財產的人，千方百計要讓自己的子孫參考，以便輩輩做官和更加有錢；民間的和窮人，也想方設法讓子孫應考，為的是改換門庭。這種局面的另一個副作用，是使社會上幾乎所有知識分子的注意力和精力，完全集中於科考之上。
第二，科舉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封建皇權的極端專制性。
科考，是“命題作文”，最終的“閱卷者”，是皇帝。中舉的文人，做的是皇帝的官，所要效忠的也是皇帝。科考制度，限制了氏族門閥勢力，但同時，也極大削弱了貴族們對皇權的限制，這是一把“雙刃劍”。《世說新語》裡的魏晉士族名士，談吐自由灑脫、狂放不羈。唐以後，再也難見到這樣的知識分子。唐代“牛李黨爭”，非科舉出身的氏族宰相李德裕，比起科舉出身的庶族宰相牛僧孺，敢作敢為不知多少倍。及至清代，幾乎所有科舉官員立馬都喪失了血性，皆變得唯唯諾諾。
第三，以儒家學說為核心內容科考，不僅極大限制了文職官員的創造性，也使科學的發展收到了極大的遏制。
唐代初期，李淵父子為了證明李氏政權的合理性，把老子稱為自己的祖先，由此崇奉過一段時間道教。但總體上，科考是以儒家學說作為核心內容的，即所謂“我注六經，六經注我”。逼仄偏狹的科考內容，配合以“官本位”的思想和現實，是幾乎全國的考生，都一股腦鑽入儒學當中。這令學者們的眼界越來越窄，思路越來越偏。特別是在明中期後，世界已經進入科學快速發展的時期，但中國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仍然禁錮於故紙堆中，而且把一切新事物和外來事物，解釋為“雕蟲小技”、“奇技淫巧”，這對於中國及時邁入新時代，對於經濟、科學和政治的發展，都具有很大的阻礙作用。18世紀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裡說到中國：“許久之前，它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若進一步推測，恐怕在馬可波羅客居時代以前好久，中國的財富就已經達到了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之極限。”他所說的達到“極限”，應該指的是宋代。
關於科考制度，可以說很多，但限於篇幅，簡略歸納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