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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庭818次。判決書長1213頁。審判時間持續2年半。即東京審判。歷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留下檔案最浩瀚的一場審判。電影《東京審判》中，對於東條英機等25名戰犯是否該判處絞刑，十一國法官對量刑意見分歧很大。最後，表決結果以6比5的微弱優勢，將七名首犯送上了絞刑架。
宣判結果對全世界都意義非凡。當歷史的容顏逐漸走遠，關於歷史的記憶不容忘卻。將戰犯送上歷史絞刑架，17位中國代表團成員是重要的歷史見證人。而前幾天，最後一位健在的中方見證人，高文彬，在上海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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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東京審判，高文彬先生也許會被人們遺忘。但這場歷史審判註定成為整個民族心頭的烙印。每一位親歷者都值得被銘記，被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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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東京，《日日新聞》報紙刊登了一載有兩名日本軍官，展開了一場“百人斬殺人競賽”的報道。攻入南京時，他們中一個殺了105名中國人，另一個殺了106名。這場“競賽”被日本媒體大肆宣揚，並留下了一張著名的合影。兩人並肩跨立，軍刀拄地。
這張照片冷酷殘忍的形象，成了日本侵略者最典型的標誌，也成了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深植在中國人的心頭。悲憤至極的高文彬，立即把這份報紙複印3份，一份留在檢察處辦公室，另外兩份遞交給國民政府。中方立即向盟軍總部提出抓捕罪犯。經過半年多艱苦搜尋，盟軍最終在兩人家鄉日本崎玉縣發現隱姓埋名的他們。殺人狂已然成為頭裹白布，在街邊設攤的小商販。
在東京審判上，中國勢單力薄，一場力量懸殊的博弈，似乎不友好地宣判了結局。中國代表團僅派出17人，參加法庭審判的中方人員沒有超過10人。而蘇聯代表團有70多人，美國代表團人數過百。日本28名甲級戰犯的辯護律師竟多達112人。這兩個劊子手死一百遍也無法償還他們的罪惡，兩人在法庭上百般抵賴，拒不認罪。但確鑿的證據不容他們狡辯，最終被判處死刑。
日軍戰犯向井敏明、野田巖和田中軍吉（由左至右）
殘雪初晴，南京市萬人空巷，從市內通往雨花臺刑場的道路上站滿了中國軍民。211個冤魂和30萬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終於可以瞑目了。如今，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紀念館中，懸掛有高文彬的大幅照片，表彰他在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中提供的重要證據。高文彬先生晚年，多次呼籲建立“東京審判紀念館”。銘記這段歷史的意義，不是仇恨，而是中國之所以成為現在的中國，正是從這些歷史中走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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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遠在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舉世矚目的東京審判正式開始。恰逢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到上海招英語翻譯，高文彬經母校教授推薦，參加了測試。高文彬躊躇滿志，成功通過測試，這一刻他的報國夢終於可以實現了。起初要做的工作十分瑣碎，主要是簽收庭審記錄，每天一位美國少尉會把庭審記錄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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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為戰爭中受害時間最長、犧牲最大的戰勝國，佔了審判的大部分比重，涉及的55項罪行中，有44項與中國相關。意味著高文彬負責的庭審記錄浩繁。兩年下來，他經受了800本庭審記錄。他精心把每若干本裝訂成一冊，打印好日期，工整地貼在書脊。整整裝了兩大木箱，上面一字一句都是泣血的歷史。當時的審判是對外開放的。而國際法庭門口有一間小屋，民眾可以買旁聽券旁聽。
南京大屠殺是東京審判的重要部分，旁聽者特別多。日本民眾瞭解了南京大屠殺真相後，十分震驚。這顯然跟軍方在日本國內宣揚的版本大相徑庭。事實昭然那一刻，不少日本民眾幡然悔悟。以至於審判退庭時，高文彬碰到日本聽眾，他們都低著頭，不敢正視中國人。
因為良心受到強烈譴責而無地自容，這也為歷史贏得了最大程度的正視和尊重。審判結束後，兩大箱庭審記錄要運回上海，這可難壞了高文彬。當時的飛機太小，根本無法運載，他便改乘坐“美琪將軍號”輪船從橫濱到上海，行程時間增加了幾十倍，也在所不惜。
這些證據其實是一式兩份，多出來的那份是高文彬特別要求的。他每收一份，便要求多給一本作紀念。這麼重要的歷史資料一定要讓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記得。幾十萬人的流血犧牲、八百多天的法庭審判，不該就此沉沒在歷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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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日寇的痛恨，沒有誰比親歷這場戰爭的人更有發言權。高文彬正是其中一位受害者，更是一位強烈的愛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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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2月，高文彬出生在上海的一戶普通家庭。 和那個年代的許多年輕人一樣，高文彬在炮火中度過了艱辛的少年時代。 學生時代，他一腔熱血，滿腹才華。“我們不敢高喊愛國口號，但沒有人不痛恨侵略者。”當時他就讀的學校要經過一個日本兵營，為了表達憎恨，寧肯多走遠路繞開，也不願看到日寇為虎作倀地盤踞在身邊。
1937年，“八·一三”戰事爆發，高文彬一家居住的老宅被炮火炸燬。一夜之間，全部家產蕩然無存，來不及心碎，一家子匆忙逃難到英租界，過上顛沛流離的生活。但高文彬堅持不中斷學業，以優異成績直升東吳大學法學院。在20世紀初葉，它被稱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比較法”學院之一，即課程一半是大陸法，一半是英美法。
值得注意的是，學校英美法課程皆沿用英美原版教材，對學生的資質考驗極大。嚴校出英才，這裡曾培養出數百位學術精英，金庸先生也是其中之一。高文彬在法學院成績優異，畢業獲得法學學士學位後，這位24歲的年輕人迎來了人生的重大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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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氣盛的高文彬，眼睛裡揉不得沙子。任職上海市地方法院刑庭書記官，只幹了兩月就決意辭職。又到上海市老閘區公所任職戶政股長，不久又憤而辭職。
烏煙瘴氣、腐敗墮落的官場黑暗，令高文彬失望和窒息。學習法律是為了在這種爾虞我詐的職場，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潦草度日嗎？理想中的法學，在現實中竟然找不到一處乾淨的落腳點，高文彬陷入掙扎。隨後機緣巧合得到了參與東京審判的重要機會。這幾乎成為他一生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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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世事難料。新中國成立後，東吳法學院畢業的這一批風雲人物多半去了臺灣。留在大陸的，卻幾乎都做著與法律無關的事，英語教師，或者勞改犯。高文彬的人生至暗時刻也在這裡。他在鄱陽湖修大堤，一修就是二十七年，每天挑土幾十趟，累得連早晨上工的擊鑼聲都聽不見。那時的他經常給家裡寫信，家裡偶爾會寄點英文的書或雜誌。高文彬不喜歡喝酒打牌，還是喜歡看看書。
在當時，組織裡也沒有人懂英語，有人就問高文彬這是什麼雜誌，高文彬直說進步的東西，他堅持學習和閱讀，把唯一可讀的英文版《毛主席語錄》讀了無數遍。 1979年，高文彬終於回到上海,就職於上海海運學院（現為上海海事大學）。他擔任國際法學教師，主講國際法、國際私法、海洋法等。在勤勉的工作下，1986年被提升為教授。
1997年，75歲高齡的高文彬開始參與《元照英美法詞典》編纂工作，主要負責以A、D、H為首的詞條的校訂。北京方面把經過英中對譯的初稿送到高文彬家裡，而後定期把校訂後的稿子取回。
這是一項精細、繁重卻沒有報酬的工作。請他審閱的初稿都是手寫稿，看起來頗費勁，但他一絲不苟地對每一條目進行審定，邊勘誤邊對照，有出錯的地方，就修正抄寫後貼到樣稿上。他家裡的保姆都說“他現在成日成夜不睡覺！有的時候睡了，還要起來看這本書那本書。”廢寢忘食，期間因過於勞累而中風，出院後，又繼續投入到編撰工作中。
最終，在缺少經費、辦公場所簡陋的條件下，高老與同仁們一起克服重重困難，經過十餘年細緻認真的編撰。2003年，這部詞典一經出版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一致認可。詞典的扉頁上，記錄下了高文彬的名字，時年高老已經8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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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文彬先生的話說，他這一生主要就做了兩件事：一是參與了東京審判；二是參與審訂了《元照英美法大詞典》。但僅僅這兩件事，已經足以讓高文彬先生的名字高懸在抗日曆史中。
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這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