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與實業有什麼關係
中國現在有一種趨勢是“人人都想玩金融，每家公司都想玩金融”，其實這種現象說明，我們的經濟出現了嚴重的脫實向虛的局面。脫實向虛就是大家都去玩金融、玩投機，而不去從事真正創造財富的製造業和科技創新。
過去40年來，由於全球貨幣體系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特別是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全球的貨幣完全失去了控制，從那個時候開始，脫實向虛的現象便更加普遍。那麼脫實向虛到底表現在哪些方面？
第一個方面就是金融資產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實體資產的增長速度。金融資產包括銀行存款、股票、債券、衍生金融工具等，原則上凡是金融化的投機性資產，都可以歸到金融資產中。實體資產就是我們通常講的固定資產，比如廠房、設備等。在美國、英國等很多國家，金融資產的增速遠遠超過實體資產的增速。
第二個方面是金融投資、金融投機的收益往往超過實體投資的收益。這主要是因為金融業的槓桿比實體公司的更高，因此它們的資本收益率就更高。
第三個方面是金融公司和金融機構的整體利潤和收入，遠遠超過一些實體公司的整體利潤和收入。
第四個方面是比較嚴重的收入差距。在美國就有所謂的1%的問題，即美國1%的人口差不多拿走了全部財富的一半，剩下99%的人口再分配另外一半。這個1%的問題在美國存在，在其他國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這樣的脫實向虛現象，過去幾十年在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地演變、惡化，是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現在出現嚴重社會問題的根源。現在這些問題在中國也變得日益突出，所以在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國家領導人嚴厲地批評了金融體系，說我們的很多金融機構是自娛自樂、自我循環、脫實向虛，也就是金融和實體經濟脫節。
為什麼會脫實向虛？坦率地說，這裡面有著複雜的形成原因，也是人類經濟、金融體系演變的一種必然趨勢，概括起來有三個方面的客觀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隨著經濟的增長、財富的積累，我們的資產和財富，越來越多地表現為金融資產。金融資產的積累速度往往會超過實體資產的積累速度，所以它有內在的必然性。
第二個原因是人們對財富的觀念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古代其實沒有虛擬資產的概念，那時人們所說的資產都是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的財富，例如一棟房子、多少畝土地、生產工具等。但隨著經濟不斷髮展，今天很多人的資產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比如股票的市值、債券的市值、衍生金融工具等賬面財富，這些賬面財富就是虛擬資產。
第三個原因是貨幣制度的演變。在金本位制、銀本位制、商品貨幣本位制崩潰之後，各國的貨幣發行實際上失去了約束，想發多少就發多少。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以美國美聯儲為首的中央銀行都開始推行量化寬鬆政策，也就是中央銀行無限度地發行貨幣。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出來，通過各種渠道必然會演變成各種金融資產。所以這種金融資產或虛擬資產的擴張實際上是無限度的。在擴張的過程中，自然也會造成很多資產價格的暴漲。
例如在中國，過去的貨幣擴張速度和社會融資的擴張速度非常迅速。因此很多城市的房價都在瘋狂上漲，過去一棟房子值100萬元，現在可能值1 000萬元。那麼中間差的900萬元其實是一種金融資產的擴張，它改變的只是房子的虛擬資產價格，房子還是那棟房子。這種虛擬資產的擴張，本身並不代表人類財富有了實際增長。
當然，這三大原因並不是全部的原因，人類經濟、金融為什麼有脫實向虛的趨勢，還有一些更深層次的原因，包括宏觀經濟政策等方面。
今天人類面臨的很多重大問題，包括經濟結構的失衡、金融風險、金融危機、實體經濟增速下降、勞動生產率增速下降、貧富懸殊加劇、社會矛盾不斷尖銳等，都和經濟出現的脫實向虛趨勢有極大的關係。
全球性的金融投機或脫實向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華爾街金融市場為代表的賭場資本主義，其具有賭場一般的高投機性和風險性。很多人相信，華爾街的賭場資本主義是導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說得嚴厲一點就是罪魁禍首。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德國總理默克爾就嚴厲地批評華爾街是賭場資本主義。默克爾認為，華爾街這種賭場資本主義引發了過度的投機，最終造成金融危機，給全球帶來巨大的災難。美國經濟領域裡有很多大佬級的人物，也經常批評華爾街的賭場資本主義，例如巴菲特就多次說這種資本主義是美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一個毒瘤。
在21世紀初期，衍生金融工具非常火爆。當時美國有一種很著名的衍生金融工具叫作信用違約掉期（CDS），它在美國的交易量達到了62萬億美元。巴菲特在2003年就警告說，CDS是美國金融體系的一個定時炸彈，它一旦爆炸，就會把美國整個金融體系乃至全球金融體系炸燬，後果不堪設想。果不其然，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2008年華爾街爆發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球。2011年出現了“佔領華爾街”運動，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華爾街抗議示威，抗議華爾街這種極度貪婪的賭場資本主義，抗議他們製造金融泡沫，操縱金融市場，最終引發金融危機，給普通勞動者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華爾街的賭場資本主義，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每一個方面都有很多甚至無限多的操作辦法。
第一是大量與實體經濟無關的金融活動。這種表現不只在華爾街上有，在全世界都有。所謂的脫實向虛，就是金融機構的金融活動往往成了一種自娛自樂、自我循環、自我膨脹。比如華爾街最初發明的利率掉期——兩個主體約定雙方在規定時間內的一系列節點上按約定交換借款，本金相同，但雙方選擇的利率不同，一方是固定利率，另一方是浮動利率。初期看起來好像是為實體經濟的企業創造了一個避險工具，雙方可以按照各自預期提前約定利率方式，但其實最後這些避險工具完全脫離了企業的實際需要，成了一種真正的投機性的金融工具。
除此以外，還有過度的金融資產的證券化。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期，美國的資產證券化過度發展，比如CDS²，即把證券化的資產再一次進行證券化，甚至多次打包、多次證券化，不斷地進行包裝、分割。最後可以把一堆垃圾資產包裝成比黃金還要貴的資產。他們創造了很多方法，如量化交易、高頻交易、算法交易等，一般人完全不明白它們的具體作用。所以華爾街有句話說，“如果你還能搞明白你在幹什麼，你每年可能只能賺5萬美元，如果你已經搞不明白你在幹什麼的話，那麼你一年就可能賺500萬美元，甚至更多。”這句話其實刻畫出了華爾街賭場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徵，也就是金融產品跟實體經濟已經失去了聯繫。
擴展到全球範圍，外匯買賣相關的衍生金融產品的交易量每天可以達到5萬億美元，每年可以達到800萬億美元，甚至1 000萬億美元。但實際上，全球每年真實的貿易量只有20萬億美元。這些衍生金融工具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
第二是公開地操縱市場。操縱市場的辦法變化多端、高深莫測。華爾街可以通過操縱利率、匯率、股價，以及買空賣空等各種方式，製造各種虛假信息來獲取暴利。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全球有很多銀行曾經因為在市場上操縱利率被各國中央銀行，特別是被美聯儲、英格蘭銀行開出鉅額罰單，每次罰款都是數十億甚至數百億美元，這些銀行也都是耳熟能詳、如雷貫耳的大銀行，例如摩根大通、匯豐、花旗、瑞銀等，它們每年通過操控利率賺得鉅額利潤，雖然被罰了上百億美元，但實際上它們歷年通過操縱利率賺了多少錢，一般人並不知道。
華爾街的一些金融機構還會相互勾結起來，為自身的利益操縱市場。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華爾街的信用評級機構穆迪、標準普爾。當年它們和一些投資銀行勾結起來，把那些所謂的證券化資產的產品評級定為AAA。這些所謂的資產證券化的產品，就成了後來引發金融危機的主要罪魁禍首之一。
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起，如何防範、遏制過度的金融投機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大問題。但在對這個問題的解決上，各國的意見存在著嚴重的分歧。
比如，美國在奧巴馬（民主黨）執政期間就通過了《多德–弗蘭克法案》，以改革華爾街的金融體系，其核心就是要對金融監管進行改革，這項改革嚴格地限定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業務範圍，特別是禁止金融機構利用客戶的資金去進行金融投機，這個法案據說長達上千頁。但特朗普（共和黨）上臺之後，又在某種程度上放鬆了對華爾街的監管。
又如德國一直反對金融投機，所以希望在全世界範圍之內，對衍生金融產品以及對沖基金實行嚴格的監管，但是以美國和英國為首的國家就堅決反對，或者至少是不太願意。為什麼分歧這麼大？當然跟國家利益有關，或者說跟既得利益團體的利益有關。
第一個原因是這些衍生金融工具主要在倫敦、紐約交易，如果進行嚴格的限制、監管，對倫敦、紐約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很不利的。
第二個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勢力非常強大，華爾街和華盛頓其實在歷史上具有緊密的聯繫。華爾街的“金融大鱷”在華盛頓有著非常龐大的院外遊說集團，能夠替華爾街遊說政府，給華爾街更好的政策以及更寬鬆的空間。實際上全球的金融集團，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這些大金融集團，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全球性既得利益集團，其中又以猶太金融集團的勢力最為強大。
第三個原因是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華爾街金融巨頭和美國普通老百姓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特朗普之所以能夠當選美國總統，就是成功地利用了這種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得到很好的調和。
美國如此，世界各國如此，中國也是如此。所以未來我們需要遏制過度的金融投機，要防止經濟脫實向虛，這既是一個全球性的難題，也是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金融問題。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還需要進行理論創新，想出各種政策手段，特別是在制度體制、機制方面進行深刻的變革。
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政府反覆強調金融要回歸本源、迴歸本質，這個本源和本質就是實體經濟。
簡單來說，實體經濟是指財富的產生經過了一個物理和化學的轉化過程。例如，餐館就是典型的實體經濟，開餐館需要炒菜、做飯，要把食材變成各種美味佳餚才能賣出去賺錢，做手機也是實體經濟，需要加工各種原材料，研發各種軟件、硬件，最後才能組合成一部手機。
而和實體經濟相對的虛擬經濟是指單純依靠資產的價格變化來賺錢的經濟活動。金融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比較接近這種虛擬經濟活動，因為它不直接參與物理和化學轉化的財富創造過程，它也可以說是一種中介服務。
我們可以設想兩種極端的情況，第一種極端的情況是這個社會完全沒有虛擬經濟，我們所有的財富創造過程都需要通過物理和化學的物質轉換過程。如果出現了這樣的極端情況，金融將不會存在，整個經濟活動的活躍程度也會下降到一個很低的水平。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情況比較接近這種設想，當時沒有什麼金融活動，貨幣只在極小的範圍之內使用。另一種極端情況是大家都不從事實體經濟的產業，都去投機、玩金融，這樣整個財富的創造活動也會完全停頓。
虛擬經濟過度發展，實體經濟發展不足；反之，假如虛擬經濟不發達，實體經濟也發展不起來。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就好像魚和水的關係，相伴相生、缺一不可，所以我們需要在兩者之間維持一個微妙的平衡。
不過今天從全球範圍來講，確實存在虛擬經濟發展過度的情況，虛擬經濟的發展已經超過實體經濟。全世界都在討論脫實向虛的問題，為了更好地把握金融的本質，讓金融迴歸實體經濟，有4個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方面，要儘量想辦法讓金融資源不脫離實體經濟。現在有很多金融機構實際上是在做“二道販子”，它們以低成本從銀行拿到資金，轉手就貸給其他實體企業，從中間再收一道手續費，實際上這變相加大了很多企業的融資成本。所以相關部門需要從政策、監管上採取措施，儘可能減少金融服務的各種中間環節，減少二道販子的生存空間，讓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直接針對實體企業和個人創業者。
第二個方面，完善監管措施，儘可能防止資金在金融體系內部循環。現在有很多的資金並沒有流入實體經濟，只是在金融體系內部循環。例如一家銀行發行一個債券，購買者是其他金融機構，通過貨幣市場，大家相互拆借。金融機構之間買來買去，賺取中間的差價，就把資金的成本推得越來越高，最後成本只會轉嫁到實體經濟的企業身上，企業的盈利能力、收入就必然會受到壓制。
第三個方面，慎重發展衍生金融工具。衍生工具曾經像脫韁的野馬一樣引發過度的投機，最終對實體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所以金融監管應該仔細地甄別所有的衍生工具，判斷哪些是真正對實體經濟有幫助的衍生工具。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託賓就曾建議對跨境炒作衍生金融工具的資金徵稅，後來有人把這個稅稱為託賓稅。雖然託賓稅並沒有實施，但仍有一些國家在考慮利用稅收的手段來限制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
第四個方面，嚴格監管上市公司的資金使用。有機構做過統計，在過去十多年裡，上市公司通過IPO、定向增發、圈錢共計獲得約10萬億元資金，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並沒有被用於主業經營，而是用於搞投機炒作。所以我們要更加嚴格地監管上市公司，防止上市公司利用客戶、投資者的資金去進行金融炒作。除此以外，我們對於企業的槓桿率也應該實施一定程度的監管，控制企業的負債。現在很多企業熱衷於資本運作、金融的運作等，不去做真正的實體經濟，慢慢形成龐大的金融控股集團。所以我們經常說的“某某系”，其實都是金融槓桿操作的結果。這些金融槓桿的操作實際上形成了過度的負債，這在本質上就會演變成一種金融危機。
除了這四個方面以外，政府自身也不應該過度強調金融的發展。過去這些年，有很多地方政府把“金融業的附加值佔GDP的比重”列為政府的重要業績考核指標，這可能適用於深圳、上海等一線城市，但是並不代表每個地方政府都應該把金融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客觀上，這樣的指標會助長一些地方想方設法做金融服務，脫離實際，例如興起的基金小鎮、私募小鎮等。
所以，要想真正實現金融的本質，讓金融迴歸本源，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在監管政策、服務政策、發展戰略等重要領域，都應該做出相應的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