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從中國西南地區經緬甸與印度洋航路相聯結的古代道路被稱為“滇緬道”，經緬甸至印度的道路稱為“中印緬道”，也稱“蜀身毒道”，或“西南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但這條通道是否存在，起源何時以及盛衰走向，學術界存在爭議。
有人提出早在舊石器和新石器時代，中國西南地區與緬甸、印度東北部似乎已經存在文化上的聯繫。印度北部、中國西南地區和東南亞的舊石器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徵，因此有人認為通過緬甸中印之間早就存在一條通道。也有人對這條道路的早期存在表示質疑。
近年來考古學的資料揭示出這條古老的道路早就存在，至漢代得到進一步發展，我們今天要探究的就是漢代南方絲綢之路是如何開拓的。
南方絲路上的早期交流為漢朝開拓奠定了基礎
南方絲綢之路是起於今中國四川成都，經雲南至緬甸，而後進人印度洋，與海上絲路相聯結或至印度的通商道路，這是中國最古老的國際通道之一。
它和西北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同為我國古代對外交通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南方絲綢之路”是以巴蜀文化為中心所提出的，此外還涉及了我國雲南省和南亞、西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這些年來我國西南地區出土了大量的文物，這些文物除了帶有蜀地區專屬的文化色彩，很多還帶有南亞、西亞地區的文化色彩。
先秦時期的文獻就已記載我國西南地區與周圍其他國家和地區有著貿易往來了，雖然沒有具體的數字與語言記載了這種商貿的規模，但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近代出土的文物中推斷出來：
1979年，在呈貢天子廟戰國中期墓中，出土海貝1500多枚。由此可見，當時的貿易規模已經很大了。關於南方絲路開通的時間學者們認識並不一致。童恩正先生研究認為戰國時代已初步開通，這一點從雲南出土的春秋末戰國初的貝幣中可以得到考證。
現在學者大多也認為南方絲綢之路可追溯至公元前四世紀，他們認為，直至公元前四世紀，西北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仍未開通，當時中國正值秦滅巴蜀，開通通向雲南的五尺道的時候。孔雀王朝時的大臣考提利亞在其著作《治國安邦術》中寫道：
＂橋奢耶和產自支那的成捆的絲＂
按照季羨林先生的解釋，據此最遲在公元前四世紀中國絲綢便輸入了印度， 這裡成捆的絲，很有可能是由某個事件通過川滇緬印間的陸路輾轉到達印度的，所以，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南絲路＂即己開通的觀點，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
但有學者認為南方絲路的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紀：
南方絲綢之路是中國絲綢輸往南亞、中亞並進一步輸往西方的最早線路。早在商代中晚期，南方絲綢之路已初步開通，產於印度洋北部地區的齒貝與印度地區的象牙即在這個時期見於廣漢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遺址，產於印度和西亞的瑟瑟也不僅見於四川考古，而且見於文獻記載。
對於南方絲路上的早期交流建立在大量考古資料基礎上，因此可以接受其為漢代南方絲路的開拓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民間商賈貿易推動了南絲路的開拓
早在漢武帝時期，就有張騫在大夏國發現當地權貴使用蜀布的史料記載，這就表示當時至少有一條路是能讓蜀地的貨物運往西亞的，這條通道就是我們現今所說的“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從成都出發，主要有兩條線路：
一條為西道，即靈關道，又稱零關道、旄牛道，這條路最遠可達“滇越”乘象國。
另一條是東道，稱為“五尺道”。雲南銅鼓文化傳入越南地區，應該通過這條道路。考古工作者探査了東漢至魏晉時期雲南與四川之間的交通道路，其起點是當時四川經濟文化的中心成都。
道路上的洱海西海岸的喜洲文閣，考古工作者發現有西晉時期的磚室墓，出有“太康六年趙氏作”的紀年銘文磚。在大理大展屯村西北面的荷花村也發現過西晉磚室墓，出有“太康十三年”紀年銘文磚。在祥雲縣紅州曾發現過“太康元年”的西晉磚室墓，出有陶人物俑和陶馬等。
薴麻是古代巴蜀地區的特產，應該在這時己經成為商品了，中原不產薴布，僅有麻布，根據史書記述，薴布已經為巴蜀地區的權貴，並用其與滇黔地區進行貿易交換。
據史料記載，漢王室的奴僕大部分來源於巴蜀、漢中與鄂西的地區江漢流域，由於當時沒有設置徵稅的關卡，商賈得以在四川盆地自由貿易。由此可見，在海運未開通之前，這些商賈只可能陸運而來。
而這條道路雖然已經存在，但主要是民間自發的商貿交換，所能到達的目的地距離不遠，規模也相對有限。雲貴高原地區大部實行部落苗長制，自由經商活動的空間較為有限。
隨著商品貿易的逐步活躍，西南地區的楚國、蜀國、巴國、夜郎、巧國等己形成“國家”的國家與其附近的任處於奴隸社會的部族相互之間進行商品交換，商品的種類不斷增加，例如象牙、犀角、珊瑚、珍珠、海貝、香料和藤杖（巧竹杖）等中原珍視的物品。
除了上述商貿路線外，可能還存在一些小的的支線。例如當時存在著一條從成都順岷江而下，然後翻山經今涼山東部山地而至邛都的小路。在東漢中晚期和蜀漢時期，這條道曾一度成為從成都到邛都的主道。
《三國志》記載了蜀將張嶷就是從這條路去的成都；諸葛亮南征也是走的這條路。今在昭覺、美姑一帶發現許多漢晉磚室墓，其分佈有一定規律，從東北至西南走向，列於道路附近，說明當時的“安上之道”即經由這一地段。
在昭覺好谷發現東漢初平三年的石表，表文中有“繕治郵亭”字樣，說明當時官方在此道上曾設郵置亭；在昭覺縣發現有東漢晚期至蜀漢時期的軍屯遺址。這些都可以證明這條道在當時的重要性以及這條道經由昭覺、美姑一帶。
但從美姑至岷江邊的這一段路線尚不清楚，有待進一步考察。當時可能還存在著一條從南安（今樂山市）沿青衣江至今雅安對巖鄉，再到嚴道的小路。在雅安對巖鄉以下的青衣江河谷地帶，也發現不少的東漢崖墓和磚室墓。
漢代君臣對南方絲路的開拓所作貢獻
漢代西南各部族被中原政權稱為“西南夷”。“西南夷”是公元前３至５世紀對分佈於今雲南、貴州、四川西南部和甘肅南部廣大地區少數民族的總稱。西南夷引起漢朝的關注，始於唐蒙出使南越國。
公元前１３５年，王恢統軍擊東越國，東越人殺其王郢歸附漢朝，王恢乘勢欲諷勸南越王降漢，派番陽令唐蒙出使南越。唐蒙在南粵吃到蜀枸醬，問南粵人這種食物從那裡來，南粵人告知從西北方向經牂牁江水路而來。
唐蒙回到長安，問蜀地商人，才知道只有蜀地出枸醬，蜀人偷渡至夜郎國販買，夜郎國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於是唐蒙向漢武帝建議，通夜郎道，從夜郎沿牂牁江進軍南粵。
漢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議，派他率兵千人出使夜郎國，夜郎國和周圍小國貪圖漢朝所贈送的高級絲綢，都聽從夜郎國的指令，願意接受漢使的和約，唐蒙歸報，漢朝在此置犍為郡 ，並：
“發巴界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
司馬相如向漢武帝建議，在西夷邛、莋可置郡，漢武帝任命司馬相如為郎中將，往諭西夷，亦設都尉，轄十餘縣，屬蜀郡。
但漢朝開通西南夷道的事業頗不順利。一是工程艱難；二是西南夷不肯接受漢通此道，多次造反，漢朝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三是漢朝正在北方朔方築城，抗擊匈奴。漢武帝採納了公孫弘的意見，暫時停止通西夷。
暫停開通南方絲綢之路的狀況在張騫出使西域迴歸後得到了改善，在張騫的建議下，漢武帝同意讓其率使打通西南夷道。
此去西南，張騫一行由於夜郎與滇等國國君過於自大輕視漢朝的緣故，沒能開通蜀身毒道，但此行探査瞭解到不少有關西南夷更西的地方“滇越國”的情況，而且還了解到自蜀至滇越之間，蜀地商人的貿易活動一直存在。
漢朝與西南夷的關係，在漢平定南越之後發生了根本變化。漢平南越後，對西南夷展開了暴力征服，不敵漢朝的西南夷請吏入朝，漢朝在西南夷設郡治理。但漢通“蜀身毒道”的活動仍受到昆明夷的頑強抵制，終西漢之世，官方利用此道交通身毒和西域的目的都沒有實現。
漢武帝在夜郎置牂牁郡，成為了彝人聚居的區域。考古發現的材料反映了西漢中後期中國西南地區通過南方絲綢之路與域外的文化交流關係。近代，考古發掘出了大量的錢幣，這些錢幣見證了繁盛的貿易往來與悠久的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友誼。
東漢時期，強大的漢朝打敗了西南方向的哀牢國，這迫使哀牢國不得不向漢俯首稱臣。由此，漢明帝將哀牢國的地域劃分哀牢縣和博南縣。
除此之外，他還將原屬於益州郡西部較偏遠的六個縣劃出與哀牢國所建的兩個縣合併，稱為永昌郡，受益州刺史部統領。永昌郡的設置是南方絲綢之路劃時代意義的大事——蜀身毒道滇緬段完全暢通了。
結語
近代，由於經濟需求等因素，促使南方絲綢之路又恢復了往日的生機。但是在開發南方絲綢之路的過程中，破壞文化遺產的現象屢屢發生。
我們應該認識到，南方絲綢之路不僅僅只是作為作為一條貿易道路而存在的，沿途所孕育出的多姿多彩的文化，才是其真正的價值。在開發南方絲綢之路經濟價值的過程中注意保護其文化價值是才是正確的舉措！
參考文獻
《史記》
《三國志》
《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