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新冠疫情给我们“百年未有之变局”增加了新的变量。但不管怎样，中国国运上升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中国文明升级、升维的意志不会停顿，中国数亿农村人口涌进城市的潮流不会停歇。而迫在眉睫的是，如何在后疫情时期调试、调适我们的发展引擎，特别是如何在国际博弈白热化的大格局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做好自己的事，就显得更为重要。
面对危机来袭，在过去，我们习惯性依赖投资的大水漫灌，搞“铁公基”。08年搞的4万亿，固然把急速下坠的经济硬生生地拽起来了，但留下的后遗症除了消化了好长时间产能过剩外，还让我们想起来都后怕。何况，这办法以前搞得，现在却搞不得。为什么？以前我们基础设施薄弱，早干晚干，早晚都要干；现在继续干，就没有那么急切了。
眼见着这次不能再用老办法了，怎么办？不能被突发情况打乱了自己的步伐和章法，沿着既定路径走下去，是一百年不动摇的事。但不动摇不是一成不变，有些本来就要干的、有些原计划下一步再干的、有些准备一点一点、慢慢干的，都可以在应对危机时，提前干、提速干、下力干。这之中，城市化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提前、提速、下力去干的大事。是啊，中国从传统农业国变身为现代国，城市化是必由之路、必达目标。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城市化牵引下的资源大整合、人口大流动、需求大聚集；中国的乡村振兴也一定是城市化引领的变身塑形、脱胎换骨、涅槃升华。
近日，中央发布了关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文件。这个文件从治本上发力，从要素的市场化入手，系统设计，不仅对舒缓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困顿，而且对把中国经济导向高质量发展之途，都是一个重大政策动能，也为提速城市化供给了巨大政策利基。特别是关于土地、劳动力方面的改革意见，对提速城市化、促进农民进城都有很大的政策意涵。如何把这份文件细化落实，让农民更多、更好分享政策红利，带着实实在在的政策“礼包”进城，有三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回答。这也必将成为提速城市化的关键之处。
第一个就是如何让农民“进得起”城？
在城市化历史运动的概念下，农民进城不是指农民进城购物、探亲、旅游，也不是指进城谋生、打工，而是指能在城市住下来、把家搬到城市、成为城市的一分子，也就是不再是农民，不再是农民工，而是完完整整的市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农民进城，就得现实地回答如何让农民“进得起”城的问题。以现在农民的情况来看，要想在城市落得下脚、扎得下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起码他得要在城市有房子住吧。当然，他们可以租房，在城乡接合部租农房住，实际上现在就是这样的。如果政府今后大力发展廉租房，也是他们的一个希望，但拖家带口的长期在城中村住，毕竟不能算进城，更不能算市民。
所谓农民“进得起”城，指的是，农民来到城市不是除了力气就一无所有，不是身无分文、进城只是来挣钱的，他一定是带着“身家”进城的，他一定既是食力者也是食利者，既是劳动者也是带资者。但对农民来说，他能有什么“身家”？能有什么财产性收入？土地和房子，就是他最大的家当。这次中央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意见把土地放到第一条，推出了多项政策利好，让农民有了更多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契机。诸如，农村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征地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都会为农村集体和农民获得更多土地增值收益。又诸如，建设用地整理、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设用地和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等，也都会给农村集体和农民带来更多财产性收入。如果再加上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的收益，加上宅基地和房产的财产权利，农民的整体财产性收入整合起来也是一笔财富，如果农民能够带着自己的这些土地“身家”进城，足以让他“进得起”城。如果政府在提速城市化的大格局下在城乡接合部大力、大量发展成本价住房和廉租房，一部分在城里有活干、有收入的农民，阖家迁到城里、完成从农民向市民转化，就会成为现实和趋势。
第二个是如何让农民“进得了”城？
城市生活不易，城市就业也难。如何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城市就业机会，是农民进得了城的先决条件。不可能指望农民把农村的财产性收入打包，拖家带口进城当“寓公”，那是昔日的煤老板和再昔日的土财主干的事，今日进城的农民一定是自我预期能在城市养得起家才会全家进城的，也只有对自己和环境有信心才会作出家族命运历史性转轨的决定。要知道，从熟悉的乡村小路进入城市街巷，绝不是小路与街巷的区隔，而是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从熟悉到陌生地活出另一个自己。但这种转换，前提条件就是要在城市有稳定的收入。可喜的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为劳动力流动畅通了通道，除了户籍制度改革继续深化外，劳动者职业技能社会化评价和互通衔接，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都为农民工的区域流动创造了便利，有利于农民工在区域城市群内自由就业和就业范围及空间的拓宽。这之中，还需要政府实施就业优先的政策，在产业布局、公共设施建设、基本服务上统筹考虑，千方百计向就业倾斜。有就业、有更好的就业，在城里活得下，才是真正的“进得了”城。
第三个是如何让农民“进得好”城？
农民进城是一个波浪性的历史行进，一定是村看村、户看户、人看人的示范性、引领性行动。一个人、一家人的成功或失败，一定会成为一群人、一个地方人的样板和教训。所以，推进城市化提速，促进农民进城，政府一定要把工作做实做细做好，绝不可以萝卜快了不洗泥，追求速度和数字。一定是以稳为先，稳中有进，稳中求进，稳妥推进。为了这个目标，宁可慢一点，不留问题死角，不拔苗助长，不搞盆景，顺着事物固有的逻辑，做我们力有所逮、条件允许的。比如说，我们要对进城农民施行同城化、同等化政策，不求脱离条件的高水平，一定求一碗水端平，在教育、医疗、公共服务方面不搞“二等公民”那一套。任何政策的实施只同常住人口挂钩，逐步取消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种种差别。这次文件提出，“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这就为农民工更好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当然的成分创造了政策通道。这是政府的意志和决心，也是农民对未来的预期，是他们的指望和希望。
让农民“进得起”“进得了”“进得好”城，是城市化的要求，也是提速城市化的保障，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突破百年未有之变局、开启三千年未有之新局的契机。
后疫情，是一个倒逼。提速城市化，此其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