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女在抗美援朝中的歷史貢獻

中國婦女在抗美援朝中的歷史貢獻
中國婦女在抗美援朝中的歷史貢獻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作為電影《上甘嶺》的主題曲,電影《上甘嶺》中志願軍部隊中的女衛生員王蘭在坑道里深情歌唱的《我的祖國》承載了新中國一代人對抗美援朝的珍貴記憶。

而在抗美援朝的戰爭史上,如同電影中女衛生員王蘭一樣的廣大中國婦女積極地響應中央號召參加抗美援朝運動,通過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以下簡稱志願軍)、和平簽名運動和集會遊行、開展愛國增產與捐獻運動等多種方式支援前線,為抗美援朝的勝利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和平簽名與遊行運動

1950年6月,在國際民主婦聯的領導下,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發動保衛和平簽名運動,婦聯主席蔡暢提出“全國簽名總數中婦女要佔三分之一”的號召。在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分會和婦聯的聯合組織下,工廠女工、知識女性和女學生們走上街頭,以演講會、群眾集會、文藝匯演等多種方式宣傳反對侵略戰爭對新中國建設和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北京、上海、杭州、西安等大中城市中的婦女積極踴躍地參與其中。各地婦聯成立了家庭婦女聯合會,採用挨家挨戶串門、舉行小型群眾聚會等多種方式將家庭主婦們廣泛地組織起來。在這場運動中,全國各地的城市婦女被充分動員起來,自發地簽名抗議美國侵略行徑。上海市家庭婦女聯合會的張麗萍以一己之力推動了2200人簽名,有時清晨來不及吃早飯就出門宣傳,因疲勞過度暈倒在街頭,被救醒後仍然堅持徵集簽名。隨著和平簽名運動在城市的順利推進,婦女群體成為推動和平簽名運動的主力,以一己之力收集簽名達數千個。誕生了一批和張麗萍一樣的“和平英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和城市中不同,簽名運動在農村婦女群體中推廣的難度很高,在當時,識字婦女只佔全國婦女群體的10%,而農村婦女文盲率則達到95%,但不識字的婦女也在和平大會中被充分地組織起來,她們採取與識字婦女合作的方法宣傳簽名活動。西安回族婦女王蓮如自己不識字,與識字婦女史萍合作,王蓮如負責宣傳,史彩萍負責幫不識字的婦女簽名,兩人合作共發動了3000餘人簽名。在各級婦聯的努力下,根據1950年8月的統計,全國共徵集和平簽名近6000萬個,婦女簽名佔總簽名數的45%。1951年2月和平簽名運動順利結束,在全世界共收集的6億簽名中,婦女貢獻了一半,中國的和平簽名人數達2.23億,中國婦女群眾為維護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中國婦女在抗美援朝中的歷史貢獻

349名各族婦女代表,代表1300萬西北婦女在兩面紅邊黃底的巨幅錦旗上向中國人民志願軍、朝鮮姊妹簽名致敬慰問。《新中國婦女》,1951年2月第19期夾頁。

1950年11月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發表支持各民主黨派抗美援朝的聯合宣言,號召全國婦女展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各省市分別成立婦女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委員會,組織各大城市中組織婦女走上街頭,舉行抗美援朝愛國大會和大規模示威遊行活動。這一活動在1951年達到高潮。1951年1月28日,北京各界婦女4萬餘人在太和殿舉行了抗美援朝愛國與反對美帝武裝日本大會。大會從早上9點舉行到下午5點,大遊行持續了2個半小時,隊伍中不僅有白髮蒼蒼的老年婦女,也有跟隨母親遊行的幾歲孩童,連北京盲人講習所的9位女學員也參加了遊行隊伍。參加遊行的婦女中有許多職業女性,在白天緊張的勞動後利用下班的休息時間配合街道婦女組織排練秧歌劇、活報劇,繪製宣傳漫畫,深入社區進行家庭訪問。此次大會彰顯了婦女在抗美援朝運動中的巨大力量,有力地促進了各階層廣大婦女瞭解和參與抗美援朝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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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六區的婦女在和平勇士張穎貞的領導之下,組織宣傳隊進行街頭宣傳,圖中是張穎貞和她的身上掛著宣傳牌的小兒子。《新中國婦女》,1951年2月第19期夾頁。

城市、農村婦女的愛國生產運動

1950年底,抗美援朝總會發出廣泛訂立並認真執行愛國公約的號召,各界婦女在婦聯的組織下分別簽訂了愛國公約,堅決響應國家號召,以時事學習、增產節約、擁軍參軍等實際行動貢獻婦女的力量。

在城市女工中,掀起了愛國增產運動和增產節約運動的高潮。她們將工廠作為戰場,用戰鬥的精神展開了愛國主義生產競賽,據統計,女工出勤率由競賽初期的81.5%提高到94%,婦女職工工作效率顯著提高。作為抗美援朝的國防最前線,鴨綠江西岸的安東市女工在愛國主義生產競賽的熱情最為高漲,她們以“工廠當做戰場,機器當做武器”為口號,不斷創造著新的生產記錄。在全市1358位生產新紀錄的創造者中,女工就佔了21%。東北大連裕民膠皮工廠女工張蘭提出了“為節省一秒鐘而鬥爭”的口號,她精確地計算工時,並改進操作方法,產量從過去每天縫六十雙鞋提高到三百六十雙,在質量全部合格的基礎上工作效率提高了500%。1952年,僅遼西一省就有448名婦女被評為勞動模範。該省的紡織女工劉秀英總結的捻頭法使全組回絲率大大降低,每月超額完成18%的工作量。

除東北最前線外,北京、上海、濟南、西安的女工們不斷在各行各業中刷新生產記錄。北京農業機械廠張鳳泉小組的女工們提出以1個月的時間完成兩個月的生產計劃。上海的千萬女工和家庭婦女響應上海民主婦聯趕製40萬雙軍鞋的號召。不少婦女職工家屬通過改進家務與調劑生活的方式協助丈夫、子女參加生產競賽,大批家庭勞動婦女踴躍參加絮行工作,為前線將士縫製了大批軍需用品。為抗美援朝作出物質貢獻的同時,又補助了家庭生活,提高了自身的社會地位。北京市家庭婦女李淑卿是7個孩子的母親,丈夫在石景山銅鐵廠管理賬目。抗美援朝活動中,她發動同廠工屬們為前線的志願軍製作了50餘個慰問袋。

農村婦女們在競賽中喊出了“多打糧食扎富根,支援朝鮮打敵人”、“男人多種花,婦女保證收回家”的口號,以多種愛國棉,多種愛國糧的實際行動支援抗美援朝。山西省浮沱河水利工程中,參與建設的婦女大21300人,其中湧現出92位勞動模範。在抗美援朝愛國主義生產運動中,婦女們學會了棉花的整枝、使用除蟲藥劑等技術,湧現出的大批豐產互助組和個體戶婦女,不僅提高了農業單位面積產量,也成為革新農業技術的重要力量。

中國婦女在抗美援朝中的歷史貢獻

黑龍江齊齊哈爾市民婦女給在朝鮮冰天雪地中打擊敵人的志願軍部隊做氈襪。《新中國婦女》,1951年2月第19期夾頁。

捐贈飛機與支前慰勞

在中國抗美援朝總會發出的捐獻飛機大炮的號召下,各地婦女開始積極捐贈婦女號飛機,據1951年底的統計,全國計劃由婦女群體捐助飛機的數量達59架,大炮2門。其中最著名的當屬著名豫劇表演家常香玉捐贈的同名戰機。

1950年,時任西安劇團副團長的常香玉得知了抗美援朝總會“捐飛機、捐坦克”的號召後,在丈夫的支持下開始籌措購買一架戰鬥機的款項。在說服了劇團成員後,常香玉賣掉了劇團裡用來運送道具服裝唯一的一輛大卡車。不僅如此,她還變賣了自己所有的首飾和嫁妝。1951年8月,常香玉開始了全國巡迴義演,為了籌措更多的款項,每場她都要拿出壓軸絕活連續演出三個小時,雖然場場爆滿,但僅憑演出的收入對購買一架戰機來說仍然杯水車薪。有人幫她算賬,買一架15億的戰鬥機至少演夠200場的錢才夠,勸她改捐其他小型武器,但常香玉仍然堅持最初的目標,即使帶病也登臺演出。她的堅持感動了國人。從1951年8月到1952年2月,經過輾轉11個省的180多場義演,常香玉最終共籌得舊幣15.27億,實踐了捐贈飛機的承諾。時任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會長的郭沫若深受感動,親自為這架飛機題字“常香玉號”。女豫劇家義演捐戰機的壯舉震動了中南海,毛澤東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想親眼見一見這個為朝鮮戰場捐獻飛機的女戲劇家。1952年4月,常香玉在中南海懷仁堂進行演出。演出結束後,毛澤東親切地同她握手說“你這個香玉了不起嘛!我該向你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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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香玉於1952年捐獻給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噴氣式戰鬥機“常香玉號”,現藏於北京郊區的中國航空博物館。圖為1992年3月22日常香玉來到博物館與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戰機合影。

除了常香玉這樣具有專業技能的婦女以捐獻飛機外,廣大婦女群眾聚沙成塔,用眾籌的方式捐贈飛機,“北京婦女號”、“上海家庭婦女號”、“瀋陽婦女號”飛機就是在各城市的各界婦女共同努力下被捐出的。以“北京婦女號”為例,1951年6月14日,北京各界婦女共1300餘人集會通過“號召全市婦女捐獻飛機”的決議,當場就有來自13個單位的270位婦女捐出了舊幣9000萬元。除現金捐贈外,婦女們還捐贈了2000餘斤小米。有些婦女將她們珍藏許久的嫁妝和祖傳的金銀首飾全部捐贈,當場就收到了金戒指、金手鐲27件,黃金3兩,銀元114枚。燕京大學婦女會蔚秀園小組想出了在端午節義賣粽子的捐獻辦法,她們在11天晝夜趕工包了1萬1千個粽子,將賣粽子賺到的180多萬舊幣全部捐獻給“北京婦女號”飛機。工廠女工也通過增加生產的方式把獲得的額外獎勵捐給“北京婦女號”。在各界婦女的共同努力下,最終委員會順利完成了捐贈飛機的任務。此外,婦女群體還以“劉胡蘭號”“趙一曼號”“三八號”等命名戰機,以顯示婦女群體堅持抗美援朝的決心。

除了捐款捐物,1951年3月和1952年11月,婦女群體在抗美援朝總會和全國民主婦聯的領導和組織下先後組織兩屆赴朝慰問團赴朝鮮慰問,通過帶去裝滿日常必需品的慰問袋、嶄新的軍服棉被以及全國婦女對戰士們的關愛和鼓勵,各界婦女極大地鼓舞了中朝軍隊的戰鬥意志。在參加了第二屆慰問團歸國後,全國民主婦聯宣教部部長沈茲九在回國後撰寫了《給全國母親和姊妹們的一封信》,激勵全國婦女繼續為抗美援朝做出貢獻。1953年4月到8月間,捐贈了同名戰機的常香玉趕赴朝鮮進行了多場慰問演出,受到志願軍的熱情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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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婦女為志願軍送去滿滿幾卡車的慰問袋。《新中國婦女》1951年2月第19期夾頁。

參軍參戰,屢建戰功

在抗美援朝運動中,遼寧人民繼續發揚“母送子、妻送郎”和“保家保田上前線”的革命精神,義無反顧地將丈夫、兒子和兄弟送往前線參軍。吉林長嶺縣參加志願軍的有1200人,其中由婦女動員參加的就有567名;據遼西省13個縣不完全統計:有101名婦女送丈夫、97名母親送兒子、17名姐妹送兄弟、30名未婚女子送未婚夫,參加志願軍。遼西省撫新縣八區河土村婦女代表趙大娘在解放戰爭時期把大兒子送去參加解放軍,抗美援朝的戰鬥剛一打響,就把在村裡做鐵匠的二兒子送去了朝鮮前線做志願軍。類似這樣的擁軍參軍的模範事例數不勝數。對於母親和妻子們無私的選擇,《新中國婦女》上刊登的《母親們的驕傲》用愛國主義精神謳歌了她們的心聲:“難道母親們的辛勤撫育,就是為了把兒女送上戰場嗎?如果她們以自己的力量和生命來為人類的正義事業而戰,如果她們能使和平生活早日實現,那我就應該滿足於自己期望的達成!”

中國婦女在抗美援朝中的歷史貢獻

左圖為旅大婦女馬桂蘭歡送丈夫苗倩華參加志願軍;右圖為吉林省雲大娘送兒子云玉榮參加志願軍。《新中國婦女》,1951年2月第19期夾頁。

除了“送子送郎上前線”外,全國婦女還掀起了參加志願軍的熱潮。僅據河北省石家莊、唐山、秦皇島、保定4個市的統計,1950年共有1223名女青年報名參軍,唐山市共有40名女醫務工作者報名參加赴朝醫療隊。河北省高陽縣於堤村的解秀梅是抗美援朝戰役中唯一一位榮獲一等軍功的志願軍女戰士。她17歲加入人民解放軍,抗美援朝開始後通過反覆申請成為了志願軍前線文工團的一名文藝兵,多次冒著戰火為戰士們演出,隨後又申請調入前線手術室護理傷員,多次冒著生命危險在火線上搶救傷員。1952年12月31日,美軍在冰天雪地中轟炸了傷員的住處,在河邊清洗紗布的解秀梅衝入火海救出了10多名傷員,為了掩護其中一名重傷員,她在炸彈落下的瞬間飛撲在傷員身上,自己身受重傷。朝鮮戰爭結束後,她成為電影《英雄兒女》中女主角王芳的原型,伴隨著《英雄讚歌》雄渾激昂的旋律,以解秀梅為原型的女英雄形象也凝聚成為抗美援朝精神的經典記憶。

1950年11月,時任上海軍醫大學護士李藍丁接到抗美援朝的援助任務後,帶領160餘人的手術隊奔赴朝鮮戰爭前線。李藍丁和同事們克服重重困難為傷員提供護理治療,最緊張的時候,李藍丁和她的同事們曾經在一晚上的時間裡給5個重傷員進行連續手術。在李藍丁擔任志願隊手術隊隊長的8個多月裡,手術隊共進行了1200多次手術,共挽救了800多位重傷員的生命。李藍丁也因此被稱為“中國的南丁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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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英雄兒女》(1964,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劇照,該片謳歌了抗美援朝時期志願軍的愛國主義精神。文工團員王芳承擔了宣傳英雄唱英雄的任務,隨文工團在陣地上演唱時,遭敵人襲擊,為掩護炊事員而負傷。

除了誕生了眾多的模範醫務工作者,抗美援朝也是中國首次有女空軍飛行員參戰的戰爭。在舉行首批女航空員起飛典禮的一個月後,1952年4月,新中國三位女飛行員由教員帶領奔赴安東,成為首批投入了抗美援朝前線進行戰鬥的女飛行員。秦桂芳於1952年9月任機長單獨執行飛行任務,成為中國第一個飛赴抗美援朝前線執行戰備任務的女飛行員。隨後,優秀的女飛行員陸續投入朝鮮戰場,執行戰備空運、空降、空投和部隊轉場、人員運送任務。此外,還有大量從事政治宣傳、話務傳遞、後勤保障工作的女戰士。在更為廣闊的東北前線,近2000萬東北婦女積極參與醫療護理和軍需製作等戰時工作。在遼寧地區有很多臨時醫院,參加護理隊的婦女都吃住在醫院,由護士帶著三班倒,承擔為傷員穿衣、洗衣、打飯、餵飯、端屎、端尿這些繁重而瑣碎的護理工作,最忙碌的時候,一位婦女同時要護理100多名傷病員,但沒有一個人嫌棄這些工作。她們是戰鬥在抗美援朝戰線後方不可缺少的堅強力量。

中國婦女在抗美援朝中的歷史貢獻

1951年4月李藍丁作為封面人物登上《人民畫報》;1952年8月的《新中國婦女》封面題為“新中國的女航空員”。

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訂,標誌著中國抗美援朝運動的勝利結束。在這場以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為中心的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中,許多婦女加入了志願軍的醫療隊和救護隊,許多農村婦女送子、送郎上朝鮮前線殺敵,自己在後方生產;在愛國主義生產競賽中,許多優秀的女工運用智力與體力的結合,創造出新紀錄和模範事蹟;許多婦女自動寫慰問信,制慰問袋,節省菜錢捐獻購買子彈、飛機,加強國防力量。國際民主婦聯總書記在給第二次中國婦女代表大會召開的賀電中,專門向“在朝鮮打擊帝國主義侵略者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妻子和母親”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抗美援朝勝利70週年之際,我們不應忘記在前線和後方為這場新中國的“立國之戰”做出巨大貢獻的偉大女性們。

參考文獻:

1.《人民日報》(1950-1953年)。

2.全國民主婦聯:《新中國婦女》(1950-1953年)。

3.顧秀蓮主編:《20世紀中國婦女運動史(中)》,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2013年。

4.劉曉麗:《1950年的中國婦女》,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4年。

5.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當代中國婦女運動簡史(1949-2000)》,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2017年。

本文來源:貴州省婦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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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編:石 玉

編 審:晉 軸

編 輯:代麗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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