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中國國家博物館與山東文化和旅遊廳（山東省文物局）、山東省濱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相由心生——山東博興佛造像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展期4個月。這是繼“宅茲中國”“格物匠新”“玉出紅山”等展覽之後，中國國家博物館又一個攜手地方文博單位共同舉辦的地方歷史文化展覽，是山東博興地區佛造像歷史藝術的系統性展示。
本次展覽以山東博興地區佛像精品為主體，重點展示佛像蘊含的藝術、歷史與思想內涵，探討博興地區佛造像在北朝時期的演變歷程，發掘這一時期佛造像藝術所展現的中國文化精神內涵。展覽選取了119件（套）展品，分為博善興佛、金像流輝、金像銘願三個部分，系統展示了博興地區歷年來出土的石雕、金銅、白陶佛造像。從造像藝術特色、地域時代風格及造像銘文內涵來展示博興地區佛造像的歷史與藝術價值。
第一單元“博善興佛”，從“遺寺存古”和“金耀龍華”兩個方面展示了博興地區的佛寺遺址與龍華寺出土的金銅佛像，介紹了博興地區佛寺文化的興盛與佛造像藝術風格融匯南北之特色。
博興地區目前已發現有龍華寺、般若寺、興國寺、高昌寺等古寺遺址30多處，其中北朝至隋代寺院遺址20多處。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寺院遺址相繼出土了金銅、石、白陶等各類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佛造像，證實了北朝、隋代這一區域寺院文化的興盛和民間造像活動的頻繁。東魏時期的“疃子造像”出土於博興縣疃子村，這裡是北朝時期疃子寺的遺址。該像為一佛二脅侍背屏式造像，雕刻精美、細膩，線條流暢。東魏的佛立像採集於博興縣高昌寺遺址，高昌寺是隋代寺院。該像面相清癯、神情恬靜，是北朝時期小型金銅佛像的代表作。北齊時期的螺髻梵王立像出土於博興縣龍華寺遺址，龍華寺是北朝至隋代的寺院遺址。螺髻梵王的比例勻稱、寬肩隆胸、四肢修長，而薄衣貼體的特色是北朝時期中印佛造像藝術合璧的產物。北齊時期的白陶佛造像主要出土於龍華寺遺址，雖然造型小巧，但比例準確、線條流暢，體現了高超的製作技藝。這類造像是古代佛造像中較為少見的類型，主要出土于山東地區。
博興龍華寺遺址的總面積約120萬平方米，是目前國內發現的北朝至隋代最大的寺院遺址。初建於北魏年間，後因北周武帝滅佛而廢毀。隋文帝自仁壽三年（603年）開始敕令各地建塔修寺，龍華寺即在這一時期重建。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龍華寺遺址附近不斷出土佛造像，尤以1983年出土的金銅佛造像最具影響力。北魏時期的程暈造佛像、釋迦多寶佛並坐像等佛像形式在龍華寺遺址出土較多，東魏時期的張茄喜造思惟菩薩像在造型上與石雕思惟菩薩像的造型相似，表現了這一地區金銅造像與石雕造像在表現形式上的相互影響。博興地區出土的金銅佛造像屬小型佛像，多為平民或比丘出資製作，主要用於在家供養或隨身供養。這裡的金銅佛造像受到河北定州及南朝地區金銅佛造像藝術的影響，形成了造型古樸、多不鎏金、衣紋運用細隆線法雕刻等地域性特徵。
第二單元“金像流輝”，從“造像規尺”和“地域神韻”兩個方面展示龍華寺出土金銅佛像的特點，凸顯博興地區佛造像飽含的歷史價值與獨特的地方特徵。
1983年博興龍華寺遺址出土94件金銅佛造像，其中45件帶有銘文，銘文中又有35件具有確切紀年，紀年時代自北魏太和二年（478年）至隋仁壽三年（603年），歷北魏、東魏、北齊、隋四代，長達125年之久。這批金銅佛造像所跨年代之久、紀年序列之清，在區域佛造像中實屬罕見，被專家學者稱為“中國小型鎏金銅佛像斷代的標尺”，也為探討山東地區佛造像的藝術風格提供了重要依據。北魏時期的張文造佛坐像雖無紀年，從佛像頭部特點、手印形式及方形獅子座等造像特徵來看，屬於公元4至5世紀作品，是山東地區發現的較早佛造像。北魏太和二年（478年）的落陵委造觀世音像是目前山東境內發現的紀年最早的佛造像之一。觀音頭戴蓮瓣狀寶冠，臉型長圓，神情莊重，兩手分持蓮蕾和淨瓶，雙肩搭帔帛，帛帶自肩繞雙臂飄於身體兩側，極具動感。東魏（543—550年）統治時間僅有16年，金銅佛造像遺存不多，博興出土有4件東魏紀年佛造像，分別是興和二年（540年）、興和四年（542年）、武定三年（545年）和武定八年（550年），為研究這一時期山東地區佛造像藝術風格和類型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北齊時期博興地區的佛造像樣式逐漸增多，除了帶有背光的造像外，還出現了單體圓雕佛造像，在製作工藝上出現了透雕工藝。如北齊天保五年（554年）的薛明陵造菩薩像製作精緻，裝飾華麗。
博興金銅佛造像具有濃厚的地方特徵，一鋪三尊的組合形式、闊舟形背光、覆蓮座等呈現出鮮明的地域面貌。造像小巧但內容齊全，裝飾繁簡適宜，體現出高超的造像技藝。造像題材主要以觀音、釋迦多寶佛、彌勒為表現對象，反映了當地民眾的信仰與追求。觀音是北朝時期博興地區造像的主要表現題材，龍華寺遺址出土的金銅佛像有11件銘文中出現了“觀世音”“觀音”。朱德元造觀世音像，為觀音手持蓮花的造型；明敬武造觀世音像，為觀音雙手作施無畏與願印的造型；觀音菩薩立像，是後期常見的手持淨瓶形象。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像盛行於北朝至隋代，博興龍華寺遺址出土有12件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像，主要是北魏時期作品。彌勒是博興地區流行的造像題材，龍華寺遺址出土有9件帶有“彌勒”銘文的金銅佛造像。孔雀造彌勒像、孔昭俤造彌勒像、彌勒倚坐像分別表現了立式彌勒、交腳彌勒和垂足彌勒三種不同的形式。孔鉞造老子像是這批造像中唯一一件道教造像，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有紀年銅造老子像之一，表明當時已出現了佛、道融合發展的局面。
第三單元“金像銘願”，通過“觀像取意”“西方淨土”和“興福造像”三個方面表現博興地區民眾對佛造像認識與理解的過程，展示出佛教傳入中國後，為適應中國社會與文化不斷進行本土化的轉型。
禪定佛像，在造型上延續了十六國時期的造像樣式，用於禪觀或禮拜供養。盧舍那佛，佛像表面刻繪諸世界形象，表示整個法界都是由盧舍那佛的願力所化現，寓意著觀想所產生的世界形象。紀和遵造像的銘文中沒有出現佛像主尊名稱，僅以“像”來指稱，表現出當時民眾尚未對佛教教義有深入的理解與研究，佛造像是佛教信仰實踐的載體。王上造多寶像的銘文中包含有為亡故親人追福的內容，體現了佛教逐漸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程次男造觀音像、張見造觀世音像的銘文中涉及到“皇帝陛下”“師僧”“一切眾生”等祈願對象，表現出對家庭成員以外的人員的關注。項智坦造像銘文中出現了“西方樂土”體現佛教對時間、空間等的闡釋，使廣大民眾對生死觀念有了全新的認識，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產生了一定影響。
博興佛造像不僅表現出藝術風格的交融，也印證了佛教中國本土化的演變歷程。源自域外的佛教在本土化後被民眾更廣泛地接受，同時民眾的觀念也在佛教影響之下發生了嬗變。作為中國古代佛造像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博興地區佛造像在藝術風格上體現出一定的包容性，造像銘文不僅展示出歷史脈絡性的連續性，也記錄了佛教中國化的歷程。
展覽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