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精緻的老人。
這種精緻有別於世俗意義上的時尚和潮流,他就靜靜的坐在那裡望著你,眼神乾淨而溫暖。房裡疊得整整齊齊的衣服和被子,東西擺放有序,身上雖然簡樸但非常整潔。所有的細節都在無聲的告訴你,這是一個訓練有素且高度自律的人。父親在淞滬會戰失蹤後的第三年,17歲的他也走上了前線。“我當兵就是想上前線,想打日本人。打死一個就幫我父親報仇,打死兩個就幫其他的人也報了仇。”
說到這裡98歲的他泣不成聲。
他就是胡光元。
這是他的故事,也是我們的故事。
父親是1937年抽丁走的。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到現在我也不清楚,那時他都三十七八歲了,還把他抓了去。後來我就再也沒有看見過他了。只是聽我家裡的長輩們說,他有郵回過一封家信,說是隨部隊去了上海打仗,此後就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就再無音信了。
當兵之前,我父親是桂東當地有名的縫工,就是幫別人縫衣服。我家裡是祖傳的手藝,我爺爺的爺爺就是裁縫。當時我們住在縣城的老衙背,家裡人口多,只有一畝地,幸虧有這門手藝才能糊住口。到我父親這一輩時,我們家的手藝在當地已經有些名聲了,十里八鄉的人都會過來找我們做衣服,連縣城裡那些官太太和小姐們也讓我父親上門去做。生意好了之後,我父親他們就盤下了一間門面,開了一個小店,就不用去做上門工了。
我父親走了之後,我就沒有讀書了,家裡吃飯的人多,母親就租了人家的地種菜賣,我也子承父業當起了裁縫。說起來還是很可惜的,我那時其實已經讀了七年的書了,但是那個社會,那個局勢下,作為我們這樣的人家,又有什麼辦法呢。到了1940年的時候,整個中國的局勢就更加緊張了,我們這裡也是到處抓丁,以前還有些規矩,不滿十八歲的基本不抓,後來前方吃緊,就沒有規矩了,管你多大隻要夠數就行。我就是十七歲去當的兵。
我因為讀了幾年書有些文化,就被分到了航空軍事委員會第六總檯第41無線電分臺。抗戰期間,政府為了應對打戰的需要,在全國各地設了不少防空情報無線電臺。因為我們的無線電設備的功率不大,所以傳輸的距離也不是很遠,一般是在重點區域先設一個總檯,然後再圍繞這個總檯按照傳輸距離設立相應的分臺。當時大功率的電臺都是要從國外進口,因此在部隊裡裝備得很少,一般都放在總檯使用。基層部隊中裝備的大部分是國產小功率電臺,以15瓦的最多。我們當時使用的就是湘潭生產的,這種設備的傳輸距離不超過60公里,因此必須要設很多分臺,才能保證信息的
最先是在桂東這邊,當時的第九戰區司令薛嶽,把很多作戰機構都放在了汝城,桂東一帶,我們就跟著他們在這一帶轉。我們的日常工作主要是轉發和接收電報,有時也要負責監察敵機。工作的時候,我們一般是三到四個人一組,輪流值班。我因為年紀小,主要是負責搖發電機,搖的時候,一邊站一個,兩個人才能搖發電。那個時候不像現在,為了隱蔽,分臺的位置都比較偏僻,發電就只能靠人手工搖發。雖然我們不需要跟日本人面對面的打,但是被日本人發現了,也不得了,他們就會派飛機來炸,在桂東的時候,我就親眼看到過空戰,那個日本飛機被趕跑後,就看到那個美國飛行員開著冒煙的飛機在天上打轉,我估計是跟他的戰友告別,然後飛機就一頭落在了四都那邊的石頭山上。
後來,我們就去了江西,在江西我們呆的時間長,去的地方也多,基本上江西我都跑了一大半。後來就去了遂川機場。遂川三面環山是一個山區,地形還是很隱蔽的,很難被敵人發現。當時跟我們一起的好像是空軍第十二團,具體的情況我也不是很清楚了,我們臺就跟機場一起,所以有印象。那個機場很大的,跑道也長,要說我們中國人也是不容易,你想要在那樣的山區修一個機場,難度有多大,遂川那個地方離開南昌又近,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日本人發現。當時從美國過來的飛機,還有那個飛虎隊都來過這裡,機場上的飛機種類也很多,有戰鬥機,運輸機,還有B-25轟炸機。當時的遂川機場,號稱"第二國際機場",你想想那個機場有多大。可惜後面機場還是暴露了,日本人派了很多飛機來轟炸,最後面跑道都修復不了了,我們才放棄遂川機場。
說起來也好笑,我當了六年的兵,面對面見的日本人都沒幾個,倒是美國人見得多,機場裡四處都可以看見美國飛行員和地勤人員。他們打仗勇敢,伙食也好,我們的伙食比他們差,但是比起其它部隊,那又算好的了,特別是我們的團長陳耀宗,那是個好人,從不克扣我們的軍餉和口糧,抗戰勝利那天他還親自掏腰包請我們喝了一頓大酒。
要說當兵最遺憾的事,就是沒有親自打死過日本人。我當兵就是為了幫我父親報仇去的,打死一個就報了仇,打死兩個就幫其他的同胞報了仇,可惜的是,我是搖機兵,沒有這個機會,但是經我們分臺發出和接收的電報就有四千多份,一部分是平級轉發的,我們叫轉免,還有一部分是發給上級的,我們叫呈免。不管怎麼樣,我們幫空軍還是打下來不少日本人的飛機,作為空軍的順風耳,我想貢獻還是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