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在上世紀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時代，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論調，曾被各路大漢奸們在不同場合，反反覆覆的宣講：“東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國的地方，奉天本來是滿清帶來的嫁妝。”
待到日本戰敗投降後，這句原本只是漢奸們拿來“貼金”的雷語，竟也找到了不少市場，變成了上世紀某些武俠小說裡“東北是清朝帶來的嫁妝”等“主題”，在個別野史票友中間，也是長期流行。只是，不知那些持此觀點的“野史票友”們，敢不敢把這一聲“東北是清朝帶來的嫁妝”，說給一座東北歷史名城——吉林省吉林市。
作為一座與吉林省“重名”的地級市，從明朝永樂年間起，吉林市的一個“別名”，也一度十分有名：船廠。
這“船廠”二字，見證的不止是吉林市歷史上，一項曾經無比強大的傳統產業，更見證了從明代至清代的六百年裡，這座城市為開發保衛東北邊陲，做出的沉默且重大的貢獻。東北是清朝帶來的嫁妝？說這話，恰恰褻瀆了吉林市光榮的歷史。
一：大明“船廠”
明朝永樂九年（1411），出於鞏固開發東北邊陲的考慮，明成祖朱棣正式在元朝遼陽行省“徵東元帥府”舊址上，設立新機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簡稱“奴兒干都司”），負責管理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的廣袤國土。雖然明英宗年間，“奴兒干都司”就遭到了內遷裁撤，但其治下的184個衛所（萬曆年間擴展到384個），在從永樂至萬曆中期的兩個多世紀裡，一直是大明北疆的堅固屏障，意義十分重大。
不過，在這個“重大意義”之前，設立奴兒干都司，卻還有一個難題要解決——交通難題。當時的東北大地，幾乎都是未開發的原始森林，天寒地凍的黑龍江流域，道路條件更十分困難。從明太祖朱元璋收復遼東起，明朝就恢復了元代時東北的驛路，然後又在黑龍江松花江流域，增開45個新驛站，最北直達滿涇衛（今俄羅斯阿姆貢河河口）。但更重要的，是要打通松花江黑龍江流域的水路航線。
於是，早在奴兒干都司設立前兩年，即明朝永樂七年（1409），明王朝就在松花江北岸的阿什哈達地區，即今天吉林市江南鄉阿什村設立“船廠”，負責為奴兒干都司建立船隻。“船廠”，也就成了明代吉林市的“稱呼”。
這個“船廠”的意義有多大？僅僅是兩年後，即永樂九年春天，“船廠”就為奴兒干都司提供了二十五艘大船，載著一千多名官員士兵沿松花江黑龍江，一路來到特林建立治所，行使對黑龍江流域的主權。這以後的二十年裡，吉林市“出品”的大船，支持了奴兒干都司對黑龍江流域的九次巡航（有說十次），甚至還劈波斬浪，抵達庫頁島地區，在當地建立衛所鞏固主權。
比起這些風光大事來，“船廠”還有另一恆久的貢獻：奴兒干都司設立後，從都指揮司到其治下的衛所，每年軍民所需的糧食衣襪等物資，都是通過鬆花江的水路轉運。當地部落百姓繳納的賦稅貢品，也同樣是經這條水路運輸。而這些運輸重任，都是由“船廠”的船舶承擔。這些凝聚著吉林人民心血的大船，搭起了東北與中原間的血脈。
現存當地松花江北岸山上的“阿什哈達摩崖石刻”，更記錄了明代“船廠”曾經的繁華：永樂十八年至宣德七年，明朝都指揮使劉清三次來到這裡，負責造船運糧等事務。每一次，他都在松花江北岸山上刻字留念，是為“阿什哈達摩崖石刻”。這些簡單卻珍貴的文字，濃縮了六百年前，這裡火熱的產業盛況。更見證了明朝開發東北的時代裡，“船廠”的樞紐地位。
（阿什哈達摩崖石刻）
（石刻拓印）
（石刻內容）
與之相對應的，更有《重建永寧寺碑》上記載的，“船廠”強大的產業能力。永樂年間奴兒干都司初建時，“船廠”提供了二十五艘船舶。到了宣德年間奴兒干都司再度巡視時，規模已是“巨船五十”。這強大的造船與航運能力，不但維護了東北大地的穩定，也再度激活了著名的“東北亞絲綢之路”。
正是從永樂年間起，起於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沿松花江北上入海的“東北亞絲綢之路”，再度進入數百年的火熱繁榮期。中國的絲綢沿這條線路輸入日本北海道，成了在日本極受歡迎的“蝦夷錦”，東北各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也更頻繁熱鬧。依蘭、阿城、呼蘭、巴彥等東北名城，都是從這時期起熱鬧起來。
所有這一切的珍貴歷史記憶，都足以把“東北是清朝嫁妝”的“高論”，打臉啪啪。
二：鐵血堡壘
17世紀明清易代，作為明朝“船廠”的吉林市，也因為一場新的邊疆危機，再度“升級”——沙俄入侵。
從清朝順治年間至康熙初年，是清代的東北邊疆，一段十分危險的年月：清軍入關以後，帶足了東北大部分精銳部隊，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流域的防務，一度十分空虛。偏偏就是這當口，遠道而來的沙俄侵略軍，憑著“可載三百石”的大戰船與兇悍裝備，大肆竄犯黑龍江流域，瘋狂屠戮當地的達翰爾、赫哲族等部落。面對越來越近的侵略腳步，“船廠”，再現英雄本色。
清朝順治九年起，駐防寧古塔的清軍老將沙爾虎達，擔起了抗擊沙俄的重任。但當地清軍比缺裝備更慘的事，正是缺船。比起沙俄的精良戰船來，清軍的大戰船隻能“可容十七人”。於是在沙爾虎達的經營下，“船廠”吉林市的造船業再度興盛。到了順治十五年時，“船廠”已為清軍造出了四十四艘精良戰船。“手裡有船”的沙爾虎達，也就主動出擊，在松花江口重創沙俄斯捷潘諾夫匪幫，打出了酣暢淋漓的“松花江大捷”。
這之後的二十多年裡，在清軍主力暫時無力北顧的困境下，“船廠”的戰船，成了清軍抗擊沙俄的重要法寶。順治十七年的伯力之戰等勝利，都是清軍憑藉戰船優勢打出來。“船廠”的地位也扶搖直上。順治十八年，清王朝正式在此地建立“吉林水師營”，康熙十年時，寧古塔副都統安珠瑚，更在“船廠”的基礎上，建成了方圓七公里的“吉林城”。
而在康熙二十四年，清王朝反擊沙俄入侵的雅克薩之戰裡，作為清王朝造船中心的吉林船廠，更以大批精良船隻，為前線源源不斷提供軍糧。以現代學者的復原研究，當時吉林船廠造出的內河戰船，長20米左右，桅杆高15米，配有六米以上的尾櫓，無論性能還是戰鬥力，都是當時世界先進水平。這強大的戰船與航運，成了戰事最重要的保證。
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以吉林市為中心的，清初強大的戰船業，在康熙帝打響反擊戰以前，沙俄恐怕早已攫取了更多的土地。默默造船的吉林，就是當時抵禦侵略的又一鐵血堡壘。《尼布楚條約》簽訂後，作為東北造船中心的吉林，已“康乾盛世”時代的東北交通樞紐，同時還是寧古塔將軍的駐地。發達的造船與航運，成了當時吉林的“標牌”。雅克薩之戰後，東北大地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和平穩固，同樣有這“船廠”的軍功章。
從明至清，吉林這座城市的歷史，亦是當地各族人民團結苦幹，開發保衛東北大地的光輝歷史。其昔日強大的造船產業，對於中國歷史的意義，時至今日，依然有太多值得記取的經驗。
參考資料：晁中辰《明成祖傳》、陳萍《東北“船廠”名將劉清與吉林阿什哈達摩崖石刻》、顏章炮，婁曾泉《中國歷史大講堂：明朝史話》、席龍飛《中國造船史》、叢佩遠，宋德金《明清年間吉林船廠建制年代考》、彭援軍《東北最早的造船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