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學而》第五章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國學”譯文,孔子說：治理一個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就要嚴謹認真地辦理國家大事而又恪守信用，誠實無欺，節約財政開支而又愛護官吏臣僚，役使百姓要不誤農時。
這仍舊是個不討人喜歡的“國學”譯本。
因為此章最後一句“使民以時”中有個“民”字代表了百姓人民，很多“國學”譯本就把前一句“節用而愛人”的“人”解釋為與“民”對立的官吏臣僚，說孔子愛的不是人民，而是官僚。魯迅先生也曾說孔子是替權勢者管制民眾出謀劃策，孔子就此被貼上政治標籤擺到了人民群眾的對立面。在階級鬥爭時代，孔子的下場自然就不問而知了。
立場大於事實，文字獄莫不由此產生。
暫把孔子的立場放一邊，先來看看事實。孔子說，領導者治國有這麼五點：敬事守誠；取信於民；節約財政；愛護人民；不誤農時。這既是施政標準，也是治國者應有的修身法則。
敬事守誠。領導者在其位必謀其政，盡職盡責，勤政務實，此為敬其事。
取信於民。官員敬其事，則樹立政府公信力，獲得民眾擁護。民眾擁護則民心安定、社會和諧，此乃信於民。如今網絡時事眾口懸河、滔滔如流的海量評論，有多少無不事關公信力的探討關切。
節約財政。財政稅收取之於民，節約財政支用既是減輕納稅人負擔，也是積攢國家財力。過去的“精兵簡政”，現在的政府公費節減、公務員編制壓縮、政府採購招標、稅收減免等等，就是不傷民財的現實例證。財稅的收取與支用，哪一件都事關民眾心理的向背。
愛護人民。敬事、立信、不傷民財本來就是愛惜民力，注重民生之舉。
不誤農時。我們幾千年來都是以農立國的農業社會，過去無論戰爭、建造宮殿陵寢、官賈宅邸，還是興修水利、路橋民生工程，都需大量徵調人力。工程、尤其是戰爭徵調勞力時，錯開季節時段，不耽誤人民耕種收割。這既是國家財政積累、護民養生之需，也是安定社會、民心所向。無論古代現代，戰平兩時，在大型機械出現之前的時代，動不動幾十、上百萬的調動勞力，一干幾年、幾十年，那宏大的規模自是社會力量的見證，也是既傷力又傷財的見證。能夠
“使民以時”，最足以體現治國者智慧和仁心。不要說在孔子那個時代，拿到今天來看，這五點都是為政者最基本的德政要求，也是民眾最仰望的清明政治，都是很淺顯的道理。縱論中外歷史，要真正做到這些，實際上很不容易，需要為政者極具有極高的道德認知和施政能力。所以宋儒程伊川也說孔子“此言至淺，…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
古人言必稱三代，堯舜禹被認為是歷史上德政水平最高的時代，此後便“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雖未必完全客觀，但是足夠說明孔子言論的根本性。至於說這只是為權勢者謀劃，顯然是曲解孔子、小看聖人了。聖人心懷天下，目極千秋而有此綜論，不可管窺而偏廢之。
就算“節用而愛人”愛的只是“官吏臣僚”而非民眾，也不必就此打上“階級立場”烙印而加以抵制批判。須知一個隱性邏輯，客觀上官與民並非先天對立，治國者根本無須在官與民之間選邊站隊。愛官與愛民，在治國者而言應是一體兩用，並不矛盾。極簡樸的至理：
沒有良好的公務員隊伍，何以治國安民。孔子此論依舊是教人行修身之道，居上位者所應秉承的做人學問。拿到今天，就是政府領導、企業管理者帶領團隊所需的基本哲學思維——仁政的邏輯和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