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始皇統一六國以來，以封建集權體制為核心的封建王朝你方登罷我登場，不絕於史。每個王朝在建立之初都盼望著江山永固，皇統綿長。但正如事物有生必有死，王朝也不例外，“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最後一個漢人王朝——明朝也是如此。到了明朝萬曆皇帝之後，受財政、邊患、土地兼併和黨爭等多種因素影響，明朝的頹勢盡顯，到了崇禎皇帝任內，持續十多年的旱災引發了西北農民起義，再加上遼東戰場後金政權日益強盛，內憂外患之下，明朝已經走到了滅亡的邊緣。儘管王朝覆滅幾乎不可逆轉，但在一定時間內延長國祚卻並非毫無希望，
歷史也曾給了崇禎皇帝為首的明朝君臣至少四個機會，但由於執拗地糾結王朝的顏面和正統性，這些形而上學的東西最終壓倒了現實利益，崇禎皇帝一一錯過了這四次機會，最終釀成了自己自盡於煤山的悲劇，也使得後續的南明政權先天不足，在抵抗四十多年之後，徹底淪喪於滿清政權之手。喪失的第一個機會：崇禎帝拒絕與後金政權議和，使得自己長期陷入遼東戰場的持續消耗，無力騰出手來集中解決國內農民軍起義的問題，陷入了兩線作戰的被動局面，使得李自成等農民軍最終坐大，葬送了大明基業。
雖然明朝號稱“不納親、不割地、不賠款”，但是，在實際情況中，明朝與盤踞在東北地區的後金政權至少有三次議和，其中對大明最重要的是與皇太極的第三次議和。在松錦之戰慘敗後，明軍已經喪失了在遼東戰場的主動權，朝中重拾議和的呼聲高漲。為了緩解明朝兩線作戰的壓力，崇禎皇帝和當時的兵部尚書陳新甲商議，打算和滿清政權達成停戰協議。
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明朝派職方郎中馬紹愉，兵部司務朱濟之，都司朱龍等人攜帶皇上給予的敕書趕赴瀋陽，經過雙方多次商討，皇太極最終提出了議和條件：第一，明朝和清朝以寧遠、塔山一線為邊境，保證互不相侵。第二，明朝人口逃進清朝境內，清朝會遣返回明朝。第三，明朝每年向清朝提供100萬兩白銀和1萬兩黃金，換取清朝的1000斤人參、1000張貂皮。第四，明朝崇禎皇帝本人或者明朝內閣高官，前來遼東與皇太極會盟，雙方宣誓為兄弟之國。仔細看這份議和條件，儼然是宋遼“澶淵之盟”的翻版，總的來說，這份議和條件對明朝方面相當有利，可以保障東北防線相當長時間的安定，可以騰出手來集中解決國內農民起義，正所謂“攘外必先安內”。只是第四條十分敏感，需要得到皇帝的認可。於是，馬紹愉等人將和議密報帶給了陳新甲，本以為這次議和將會成功，但是沒想到這位尚書大人把材料整理成公文，準備第二天秘密上報給崇禎皇帝。但陳新甲的僕人不瞭解情況，將這份材料當做“塘報”刊登出去，結果第二天，明朝中高層官員們都知道了這件事。“義憤填膺”的明朝官員們紛紛彈劾陳新甲，崇禎帝本想大事化小，先讓陳新甲背下這口黑鍋，頒發一道嚴厲的聖旨，嚴厲批評新甲，要他自我解釋。陳新甲不引罪自責，反自詡其功。最終將陳新甲下獄，並處死了他。至此，明朝和後金政權最後一次議和以失敗而告終。後金政權也以明朝不遵守和議條件為由，繼續加強對明朝的軍事進攻，使得明朝將大量軍事資源耗費於遼東戰場，陷入了兩線作戰的泥潭。
崇禎帝
應該說，雖然在軍事層面佔據優勢，但後金政權對與明朝的第三次議和還是懷著較大的誠意。面對崇禎帝派出的使團，在遼東戰場佔據優勢的皇太極率眾出城二十里熱烈歡迎，態度十分誠懇，甚至說出了“若爾國誠心和好….尊卑之別何必較雲？”來暗示願意放棄帝位，只求關外的實際統治權。皇太極之所以這麼做，主要原因就在於雖然在軍事層面佔據優勢，但多年征戰下來，後金政權也損失慘重，再加上後金政權亟需時間和合法理由來消化鞏固既有的地盤和勝利成果，滿清貴族因此對議和大都持支持態度，此外，此時的後金政權人口有限，對短期內征服控制人數佔據絕對優勢的漢人信心不足，沒有大規模發動戰爭的打算。
總的來看，明朝和後金政權的第三次議和對明朝十分有利，如果能夠成功，明朝很有可能繼續延續國祚，甚至有可能獲得喘息之機，集中力量消滅國內的農民起義軍，在鞏固內部統治基礎的情況下，增強軍備，進而在與後金政權的對抗逐漸挽回劣勢。由於崇尚顏面和自詡正統性的崇禎帝雖然承認“策遼事者，不宜戰而宜和也”，但不願意公開承認自己下令議和，他不想成為輿論中的“罪人”，成為向滿人低頭的“昏庸皇帝”。崇禎越發覺得議和是“國家之恥”，於是，索性將罪責全部歸咎於陳新甲，進而斷送了本可獲得的喘息之機。
喪失的第二個機會：崇禎帝礙於意識形態的限制和僵化的政治體制，未能及時南遷，喪失了王朝中興的機會。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年初 ，“九邊”重鎮之一的大同失守，北京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刻，遷都南京便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此時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右庶子李明睿等，都向皇帝提出過都城南遷的建議。李明睿認為，只要向南進行戰略轉移，就能緩過這口氣來。當年宋高宗趙構南渡，在杭州建立了南宋政權，趙家天下又延續了150多年。關鍵是明成祖朱棣當年遷都北京時，設南京為陪都，那裡有一套完整的行政體系，一旦遷都至南京，朝廷可以馬上運轉起來。聽了這番話，崇禎帝也動了南遷的念頭，在當晚崇禎帝還單獨召見了李明睿，李明睿提出了南遷的路線，即以拜祭孔子為由，經河北取道山東，到達曲阜之後，迅速南下只需20天左右即可抵達淮安。但圍繞從京畿地區徵募護駕南下的新兵費用該由誰出的問題，崇禎皇帝不同意由內庫出錢，堅持要由戶部出錢，君臣密談無疾而終，崇禎皇帝就此錯過了南遷的第一次機會。
緊接著，崇禎帝考慮到南遷是背上罵名之事，便組織群臣廷議，希望先得到群臣支持，減輕自己的心理壓力。以南方官員為主的朝臣贊成南遷，崇禎皇帝很高興，一下子把講政治的話說了出來：“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明季北略》），表示自己要親自堅守，不打算南遷。這樣的話一說出去，朝臣頓時不敢再提南遷的事，再加上北方籍貫的朝臣不願意拋家舍業南下，這樣一來，這次廷議又是沒達成一致，崇禎皇帝錯失了南遷的第二次機會。
這樣猶豫不決的日子又過了一個多月，當李自成兵鋒抵達北京周邊時，崇禎帝又組織廷議，左都御史李邦華等人建議請太子南下監國，這時候反對派官員給事中光時亨拋出了靈武奪位的典故：“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這就刺激了崇禎帝對權力的逆鱗。崇禎帝擔心太子一到南京，便會將自己取而代之，所以一聽到靈武奪權的典故就斷然拒絕了李邦華的提議，看到這一情形，在場的27位大臣有19位馬上改變之前南遷的主張。看到絕大多數的臣工均建議整個朝廷留在北京，崇禎帝更加生氣了，因為他的本意是讓太子留下，他南下主持大局，這下太子和他都得留在北京。崇禎帝把雙方都斥責了一頓之後，南遷之事算是正式流產了， “南遷之議寢矣。”
李建泰上書，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上召對平臺，諭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範景文、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覆問戰守之策，眾臣默然。上嘆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明季北略》
到了二月下旬，李自成攻取了昌平和居庸關，北京城危在旦夕，這時候崇禎帝終於忍不住了，他果斷地下令，不跟群臣扯淡了，馬上南遷，這時候李明睿嘆了口氣，說:“已經來不及了，沿途我軍都被打散了，北京城已經插翅難飛。”
本有數次機會可以南遷的明王朝就這麼在一次又一次的爭論中將機會錯過了，當時明朝的威脅在西北和東北，如果向東南而下，憑藉長江天塹，偏隅東南，延續國祚未嘗不是一種忍辱負重，臥薪嚐膽之舉。
第三個機會的喪失：在南遷無望的情況下，下詔天下勤王為時過晚，錯失了挽救崇禎帝和明朝的時機。
在李自成兵臨城下之際，號召天下勤王保衛北京，是崇禎帝延續國祚最後的機會，但崇禎帝出於對宗室成員和武將天然不信任的心理，遲遲不願作出號召天下勤王的決定，一直等到了公元1644年3月，李自成兵臨城下，南遷已然徹底無望之際，才發出了勤王號召，並點名要求五人前來。雖然手握重兵的吳三桂、劉澤清、左良玉等人或拖延出兵或詐稱受傷，坐看北京淪陷，只有昌平總兵唐通麾下的八千人馬因距離較近，成為唯一一支趕到北京救援的軍隊，很可惜崇禎帝從骨子裡並不信任武將，只是將唐通派往居庸關守衛，還派太監杜之秩監軍，唐通有感於此，在李自成大軍來臨之際，直接跟隨杜之秩投降，沒有發揮作用。但這並不意味著崇禎帝早日下詔勤王就無忠誠軍隊可用。至少未被戰火過多波及的南京還有不少兵馬勤王。事實上，在接到勤王詔書後，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失聲痛哭，馬上聯合南京其他官員，組建軍隊準備進京勤王。但是史可法的軍隊行進到途中，遇到從北京城逃難而來的官員，他們報告說：“北京城已經被李自成攻破，皇上已經自殺殉國數日。”史可法和其他人剛開始還半信半疑，但是隨著行軍越來越接近京師，崇禎皇帝自殺的消息得到了證實。史可法和南京重臣，如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等商議，最後共同草擬誓言，共同擁立新君，延續大明國祚。如果崇禎帝不是那麼對勤王之事優柔寡斷，對勤王之師既盼又怕，早一點發出了勤王詔書，雖然有相當一部分武將擁兵自重，希望觀察形勢發展，拖延出兵，但以史可法為首的南京軍隊仍然具備相當強的勢力，在史可法軍隊的支援下，崇禎帝成功守住北京，趁機南遷也是很有可能。
崇禎帝之所以對勤王之師既盼又怕，源於他對皇權的痴迷，擔心宗室成員或武將一旦來到京城，萬一有不臣之心，擁戴宗室成員稱帝。因此，崇禎帝向來對勤王十分慎重，不到萬不得已，絕不願出此策，而且對出於忠誠勤王之心的宗室成員高度戒備，後來的南明隆武帝朱聿鍵的遭遇就是例證。崇禎九年，後金政權皇太極率軍繞過了關寧防線，從蒙古突襲北京，很快兵臨北京城下，此時明帝國已處在生死存亡之際。崇禎帝不得不下令各地兵馬勤王，但不允許宗室成員勤王，此時封地在南陽的唐王朱聿鍵不顧祖宗之法，召集1000多人北上勤王，崇禎帝得知這一消息後，先是多次下令讓唐王返回封地，事後還將唐王廢為庶人，押解至鳳陽囚禁。中央朝廷式微，權力開始下移，地方軍隊就開始坐大，相應的統領這些軍隊的將領，多是擁兵自重，桀驁不馴，朝廷已經難以對其形成管制。
第四個機會：在北京陷落之前，李自成主動提出談判條件，被考慮顏面的崇禎帝拒絕。
公元1644年3月，李自成的大順軍已經完成對北京的合圍之勢，即將進攻北京城。但是，在這樣佔據優勢的情況下，李自成卻出人意料地釋放出善意，他派早已在城外投降的太監杜勳向崇禎帝傳達他的談判條件：明王朝割讓出西北一帶，分國而王，並犒賞大順軍白銀百萬兩，大順軍從此以後可為朝廷內遏群寇，尤其是能夠用精銳軍隊幫助明王朝抵制後金政權進攻。
李自成嚮明廷提出這樣的和談條件，決不是因為他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有著深遠的政治考量。李自成東進一路勢如破竹，在來到北京城下後，他突然提出願意和解，見好就收，甘為西北王，個人認為，這其中真實性成分較大。主要在於奪取北京容易，但徹底奪取全國政權難度很大。即使大順軍攻下北京城，把崇禎帝趕下臺，李自成的日子也不會因此而好過，反倒會處境艱難，併成為眾矢之。顯然，當皇帝沒有當“西北王”把握和安穩。面對現實，著眼長遠，李自成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與崇禎帝議和，成為明廷承認的“西北王”，使維護明朝統治與維護“西北王”的地位、利益具有了一致性，就不失為一招高棋。在召開廷議討論是否接受李自成的提議時，各位臣工出於正統意識形態和維護自家名聲的考慮，割地賠款的政治帽子根本不敢戴，只能大講保家衛國的空話套話，最終喪失了最後一次挽救大明的機會。
明末農民戰爭示意圖
李自成
此時窮途末路的崇禎帝依然是帝國的正統象徵，不管李自成是否真心實意求和，都不妨採取緩兵之計先答應下來。這樣一來，崇禎帝可以獲得巨大的收益，一是獲得喘息之機，等待史可法的援軍前來，即使不能消滅李自成大軍，也足以掩護自己南遷。二是借刀殺人，使得大順軍和明軍聯合起來，對抗後金政權。三是使得隔岸觀火靜觀其變的後金政權沒有可趁之機，外患暫時得以緩解。
當然，崇禎帝答應李自成的和談要求，也將付出巨大的代價，這就使得崇禎帝丟失了西北大片領土，難以向祖宗交代，也使得崇禎帝的政治威望一落千丈，這也是心氣極高的崇禎帝難以接受的。拒絕最後一次機會的崇禎帝只能秉承“君王守國門，天子死社稷”的理念自殺殉國，他的死，再加上太子朱慈烺未能南逃成功，不僅標誌著明朝在北方的統治趨於瓦解，也使得明帝國失去了正統的接班人，留守在南方的大臣們頓時陷入擁立新君的內鬥中，這就使得南明政權內部嚴重不穩，為南明多個政權最終覆滅埋下了禍根。
結語
自古以來，王朝的更迭乃是常事，沒有不亡的王朝，明朝也概莫能外。到了崇禎帝時期，大明王朝早已千瘡百孔，積重難返。但即使在內憂外患之際，後金政權和農民軍起義夾擊之下，明朝仍然有至少四次機會可能延長國祚，很可惜的是，“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崇禎帝和滿朝重臣要麼出於天朝面子不容丟的考慮，要麼不願背上割地賣國的歷史罵名，要麼執拗於自家切身利益的考量，糾結於小場面小格局的得失，忽視了大場面大格局的考量，以至於崇禎帝君臣都陷入了萬劫不復的悲慘結局：崇禎帝自殺殉國，而那些執拗於正統性和個人利益的重臣們也沒有得到好下場，不是投降於李自成，被拷掠抄家罰沒萬貫家產，就是委身於滿清統治者，被滿清貴族表面重用內心鄙視，被天下人恥笑。
參考資料：《明史》、《明季北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