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年前的1519年，葡萄牙著名航海家和探险家麦哲伦率领5艘船、270名水手从西班牙圣罗卡尔港出发，开启了第一次环球航行，海上新航路的开辟逐渐将分散的世界连为一体。从近代到现代，海上航行的贸易问题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海上丝绸之路之前的研究主要提及印度洋一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亚洲地区密切相关的太平洋航线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关于太平洋海上航行和贸易的研究包含许多值得探究的问题，其中，“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就是地理大发现时代太平洋航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1567年，中国明朝政府正式开放海禁，华商获得较大的海外贸易自由，其商船络绎来到菲律宾。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开始对菲律宾进行殖民统治。1573 年，两艘载着中国货物的大帆船扬帆首航，离开马尼拉前往美洲，所载货物包括712 匹中国丝绸和22300件精美瓷器。这次航行于同年11月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拉开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序幕。大帆船贸易航线由中国漳州的月港出发，到达菲律宾的马尼拉，再航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最后延伸至西班牙。
图一：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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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的专题研讨会上，国内外专家学者分享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研究心得，探讨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性质。有专家表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属于官方性质主导的贸易，然而大量史实表明，大帆船贸易中同时存在民间性质的贸易活动。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淼表示，明代中期以后，海禁政策逐渐放宽，东南沿海的大量私商开始到东南亚进行贸易。就西方而言，地理大发现之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陆续到达东亚海域，最早到来的是葡萄牙人，他们和东南沿海的私商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走私贸易。16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期是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的沉船中，发现了大量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这种带有开光装饰的瓷器专销欧洲市场，漳州窑产品中也发现了大量仿景德镇窑的开光装饰风格的瓷器。
从两种不同的产品来看，当时为马尼拉帆船贸易提供货源的货商不止一种，可能是从漳州月港到马尼拉的中国商人，以及从澳门到马尼拉的葡萄牙人，而他们都是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重要参与者。17世纪中期，中国的商船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主要参与这一时期的瓷器运销，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受到郑氏武装海商集团重视，他们参与了1662至1683年间中国—台湾—马尼拉的贸易。刘淼运用了大量沉船中的出水瓷器进行分析，从考古学的角度说明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并非孤立的贸易，而是与当时不同的海洋势力及海洋航线相互交织；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也绝非单一官方性质的贸易，非官方的民间贸易要素诸如中国沿海私商、葡萄牙外商、郑氏武装海商集团也是大帆船贸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主体。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翁彦俊同样以考古学为据，从墨西哥恩森那达沉船个案研究入手，分析了大帆船贸易早期阶段中民间贸易存在的可能性。在墨西哥恩森那达港口发现了十六世纪沉船，出水了中国瓷器。翁彦俊对比了“南澳一号”沉船的情况，发现两艘沉船瓷器的类型和纹饰都很相似，基本属于同一时期的船只。而前不久对“南澳1号”进行的热释光鉴定显示，瓷器的年代下限在隆庆年，由此翁彦俊大致推断恩森那达沉船的瓷器应烧制于16世纪60年代至16世纪70年代。
结合前文来看，恩森那达沉船属于早期贸易，它的瓷器是非定制的：一些做工精细，但还有一些做工粗糙；一些青花瓷器上写有“一路连科”“高官厚禄”等字样，体现了民间讨彩头的想法。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产品带有一定的私销性和尝试性。到目前为止，所有船只是否都是官方船只还不能确定，可能存在民间船只进行贸易的可能性。马尼拉大帆船货源供给来源于哪些地方的哪些厂商，是一个仍待探究的问题，由于当时的中国封建政府将民间私人贸易纳入走私范畴，所以相关的记载很少。从贸易性质的角度来看，翁彦俊认为这次贸易更像二次选择，商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将货物运至菲律宾存储，多批次累积后由拉美国家进行批发。
陶瓷是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重要货物之一，精美的瓷器受到了沿线消费地人民的青睐，掀起了当地文化生活中的“陶瓷热”，有力地推动了民间文化的交流。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教授Cinta Krahe表示，民间贸易是中国瓷器在西班牙美洲及新西班牙流传的重要途径，中国瓷器逐渐融为了当地人民日常生活。西班牙商人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开始之初，就对中国商品很感兴趣，加之菲律宾积攒了大量货物，西班牙商人也很容易获得货物来源。大多数中国商品经由私商之手，首先到达墨西哥的新西班牙。中国瓷器以其轻巧美观的特点受到了新西班牙民众的青睐，当地居民将中国瓷器当成餐具和储存容器，中国瓷器由此在整个西班牙美洲广泛流传。在新西班牙，倒买倒卖中国瓷器逐渐成为高利润的交易，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瓷器贸易并非王室垄断，而是通过私人交易渠道来到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港，从此融入了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当地的陶器店直到现在都在销售中国陶瓷；在一些修道院遗址中，出土了作为教堂装饰物的明朝瓷器；在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统治时期创作的绘画中，也可以看到家居装饰中不可或缺的中国瓷器。
图二：深受欧洲人喜爱的明代克拉克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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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器具代表的东方元素丰富了西方的家居装饰和审美认知，“陶瓷热”并非只是官方贸易强制性作用的结果，也依赖于中西方的民间交流。民间交流是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重要构成部分，而民间贸易作为一种重要方式有效推动了大帆船贸易中的民间交流。明朝建立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严禁民间进行海外贸易，洪武三十年“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但经过明初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政府财政税收增多，对海外贸易的需求增加，直至1567年放开海禁。但民间贸易因其机动性与灵活性，从始至终都没有退出过历史舞台。
前明的海禁政策抑制了民间贸易的活跃性，但到了明朝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明朝当时的纺织工业技术先进、原材料成本低廉、棉布产量丰富，因而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很强。据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吴承明估算，明代后期江南棉布的输出量每年约为1500至2000万匹。大量的商品出口带来了巨额的白银收入，大量白银从商品消费地流向商品出产地，明朝政府以无可争议的优势处于贸易顺差的领先地位。美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一书中指出，1500至1800年即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前，“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而非欧洲。由于商业环境的繁荣的影响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上层政府默许了民间贸易与官方贸易同时存在，虽然明朝政府只设浙江、福建、广东三个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但挡不住民间贸易的活跃发展。
民间贸易的繁荣推进了民间文化的交流，为海上丝绸之路添上了一抹别样的色彩。海上丝绸之路曾在宋元时期空前繁荣，在明代由盛转衰，直至清代停滞衰落，而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海上丝路又将焕发新的活力。而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航线，更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相对于官方途径，民间交流的方式少了一些强制性，交流方式更加多样化。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民间交流将会有力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我认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的民间交流离不开官方的支持与推动，同时，也应利用沿海港口城市的位置优势，鼓励民间出口贸易与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发挥其带头作用；民间交流也必将会促进海上丝绸之路变通途！
（作者：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宋佳欣，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燕南66优创团队出品）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学术简报
[2]武志.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英国和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对比为例[A].北京：当代经济研究,2017.
[3]樊树志.晚明大变局[M].北京：中华书局,2015.
[4]范中义,王振华.郑和下西洋.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