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吳苡婷
1970年4月24日21時35分，中國第1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從甘肅酒泉衛星發射場發射成功，21時48分進入預定軌道。
中國成為繼蘇聯、美國、法國和日本之後，第5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發射衛星的國家。
由於東方紅一號衛星的近地點高度較高，它至今仍在軌道上。
東方紅一號的誕生地，人們習慣稱它為501部，在501部的樓道里，有一排紀念牆，牆上展示著那些為中國航天立下不朽功勳的開創者，但是有一個名字對於公眾來說卻有點陌生，他就是東方紅一號方案的總體負責人——錢驥。
從“東方紅一號”到後來中國航天史上的多個第一，中國空間技術正在沿著錢驥當年的規劃穩步前行。
在中國科學界，錢姓的科學家撐起了一片天，“中國航天之父“”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中國近代力學之父”錢偉長、“中國原子彈之父”錢三強，為譽為中國”三錢”，相比較他們，“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的錢驥顯得有些默默無聞。
1917年12月27日，錢驥出生於江蘇省金壇縣的一個清貧家庭，1930年，聰明好學的錢驥考入了江蘇省立中學，但是家裡根本交不起學雜費，父親咬牙賣了幾畝地來維持他的求學費用。
在校期間，錢驥銘記父親的告誡，一切以學業為重。因為家庭貧寒，錢驥放棄了繼續讀高中，考大學的機會，去了食宿全免的無錫師範院校。
錢驥關心民族的生存與興亡，同情和擁護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行為表示憤慨。他在師範學院裡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每當看到共產黨抗日的消息，回到宿舍總是滔滔不絕地說給同學們聽。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戰之後，無錫師範學校被敵機炸燬，學校被迫停課。錢驥只好和其他同學前往武漢，希望那裡可以成為保家衛國、挽救民族的中心。
錢驥在自傳中寫到那段難忘的國仇家恨的歷史：“一剎那爆炸聲起，百姓們扶老攜幼，啼哭奔跑，那悲痛的情景實在令人怒火滿腔。我們當時年輕氣盛，風華正茂，雖都抱有報國雪恥的雄心，但卻不知哪年哪月，祖國才能富強起來，報仇雪恨，討回這筆血債。當時，個人的選擇沒有了，工業救國、科學救國成為青年學生的首選目標。”
錢驥後來回憶時說道：“我心目中崇拜的人物，只有牛頓、愛因斯坦等大物理學家，認為他們發現宇宙的奧妙，才真正偉大，對人類有益處，不像帝王將相，靠著犧牲了無數生靈以成名成功。自己的努力方向，就是要以這些大物理學家作目標。”
1938年12月，錢驥懷著“國家興亡 ，匹夫有責”的熱忱來到中央大學師範學院求學。1943年7月，錢驥在中央大學師範學院理化系畢業。由於刻苦鑽研，成績優秀，錢驥被留在理化系當助教。
日本投降後錢驥被分配到中央大學柏溪分校，負責籌建普通物理實驗室。在那裡，他聽到了嘉陵江船伕悲痛的吼聲，艱難的生活刺痛了他的心。他在自傳中寫道：“我看到船工們拉著纖繩，在過險灘時爬伏掙扎前進，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對他們感到同情憐憫。我覺得他們之所以這麼苦，是因為中國科學不發達的緣故。一旦科學發達，中國工業化，江上行駛的都是輪船，他們就不必再這樣吃苦了。”
1949年國民黨要撤離大陸時，錢驥在國民政府擔任中央氣象研究所所長。很多人來勸他，希望他能夠到臺灣去。但是，他和另外一位“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趙九章先生，毅然拒絕了國民黨的要求。他們要投入到新中國建設的浪潮中，實踐自己科學強國的理想！
新中國成立以後，錢驥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下屬研究室的副主任。他負責承擔的第一項國防任務是研製一臺水銀氣壓表，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對氣象儀器製造還缺乏實際的經驗，錢驥和同事們不畏艱難，製造出中國的第一支水銀氣壓表，解了燃眉之急。
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這個消息震驚全世界，也讓錢驥等一批科學家深受震動。他們明顯地預感到空間科學是具有巨大潛力的發展領域，當時國內沒有人研究這個領域。錢驥主動找領導談話，明確表示了自己願意放棄從事多年的地球物理專業，轉入人造衛星事業。
1958年4月，毛主席在黨的八屆二次會議上提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倡議，隨後，中國科學院以58年一號任務命名，成立了581小組，負責衛星研製工作，組長是錢學森，副組長是趙九章，此時的錢驥是趙九章的業務秘書，主要負責協助趙九章同志，在衛星的總體結構、天線、環境模擬等方面進行理論研究。
1959年到1964年底，錢驥作為衛星技術總體負責人，全面推動衛星預研項目進展。他先後組織和完善了6個研究室，在火箭探空、衛星總體等8個領域取得了顯著研究進展，為人造衛星的研製打下了良好基礎。
1965年，中科院組建了人造衛星設計院，錢驥被任命為設計院的技術負責人，組織領導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總體方案和分系統技術設計，擬定了各個系統的設計指標。為了落實這些指標和要求，他還率領各個組到各研究單位，協調各方工作要求和進度，安排落實了200多個預研和試製的項目，組成了一箇中國的衛星研製協作網。
之後他正式向國務院作出了關於第一顆人造衛星總體方案的報告並一同上報了之前所撰寫的《我國衛星系列發展規劃設想》，並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
1968年，錢驥受到影響，從領導幹部一下子變成了普通員工。1970年4月24日。隨著一聲巨響，東方紅一號衛星上天了，當時的錢驥坐在家裡的小小陽臺上，掩飾不住幸福的淚光，透過樓前的樹梢，在天穹上搜索著那再熟悉不過的軌道。當聽到從太空傳回的《東方紅》樂曲，看到多年的心血結出碩果，多年的奮鬥與夢想變為了現實，錢驥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留下了喜悅的淚水。
1974年，錢驥主持修訂了“東方紅二號”通信衛星方案和“實踐二號”科學衛星方案。
1979年4月，錢驥被任命為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副院長，並相繼擔任了中國宇宙學會理事和中國空間科學學會副理事長，他參與組織領導了返回是衛星等科學實驗衛星的研製工作，組織論證提出了實踐二號衛星的設計方案，確定該衛星是一顆空間物理探測兼新技術實驗衛星，並論證提出了加速發展返回式遙感衛星的重要建議，充分發揮實驗衛星的經濟效益。
1983年。錢驥罹患膽囊癌去世，在生命的最後時光裡，他仍然掛念著的他那魂牽夢縈的衛星事業。床頭堆滿各種技術資料和刊物，每當有人來看他時，他總是詢問衛星研製和技術攻關之類的問題。
在妻子史麗君的印象中，錢驥就是一個百分百的老實人，他不向這個世界提出任何與自己地位不相稱的要求，也從不讓這個世界來給自己確定什麼地位。在工作中，他總是百般忍讓，與世無爭。家裡住房太擠，他不吭氣；職稱該調了，他不吭氣；生病躺倒了，他不吭氣；每次在公共汽車上被別人擠扁了身子，他還是照樣不吭一聲。有人請他幫忙指導完善的科學報告，錢驥總是一字一字推敲，大段大段地補充，而不留自己的名字。如果署名中有錢驥的名字，他總是一筆勾掉，從不願意搶別人的功勞。
國家沒有忘記錢驥為國家做出的突出貢獻，1999年9月他被追授國家“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錢驥和蒼穹中的東方紅一號一樣，將永遠留存在中國人民的記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