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記載了一則故事。魯國有一項政策：如果有魯人在其他諸侯國淪為奴隸，本國人可以將其贖回來，從政府領取所花費的金錢。有一次子貢從外面贖回了一些人，他是富豪，不在乎那些錢，或許也覺得計較那些錢有損於自己的清德，於是就推讓不受。這本來可以理解為高尚的行為，卻遭到孔子的批評。因為普通人並不像子貢那樣有錢，讓他們自己掏腰包贖人，政府給錢也不要，他們會感到為難，結果只能是視而不見。魯國一項很好的政策，卻因為子貢的“高風亮節”，實質上遭到了破壞。而更嚴重的是，這還損害了魯人的道德風俗，因為人們將逐漸習慣自己的冷漠。
孔子對子貢的批評，包含了一種既簡單又深刻的思考：道德的價值，在於它能夠維護某種公眾利益，如果脫離實際去提高道德標準，將道德自身視為目的，其結果足以破壞道德存在的基礎。中國幾十年前很努力地宣揚“無私”的理念，“文革”中更是發展到戲劇化的程度，結果是人人演戲，可信的道德就在這種表演中消失了。
《論語》中有一段對話也值得一說。有位葉公告訴孔子：他的家鄉有個做父親的偷了別人的羊，兒子就去告發，大家都認為他很正直。孔子針鋒相對地說：我們那裡對正直的看法不是這樣，我們認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正直就在其中。對孔子的這段話歷來有很多爭議，現代更有人嚴厲批評這是以親情破壞法制。但其實孔子的意見牽涉到法律與倫理的一些根本問題。
在孔子看來，親情是人類的天性，維護親情也就是維護社會倫理的根本基礎。父子之間、夫妻之間相互告發，其帶來的倫理損害要遠遠大於偷羊之類錯誤行為所帶來的倫理損害。用孟德斯鳩的話來說，就是：“妻子怎能告發她的丈夫呢？兒子怎能告發他的父親呢？為了要對一種罪惡的行為進行報復，法律竟規定出一種更為罪惡的行為……為了保存風紀，反而破壞人性，而人性卻是風紀的泉源。”
當然，中國自古就有“大義滅親”之說。問題是“大義”必須大到超過維護親情的必要。所以孔子談論“父子相隱”的道理，取的是“攘羊”這樣的例子。你不能說孔子不反對偷羊，但這和“大義”畢竟還有很遠的距離。“文革”中鼓勵人們相互揭發，芝麻綠豆、扯皮撒謊皆往“大義”上靠，弄到夫妻在床上關了燈都不敢放膽胡說，這時想到“父子相隱”，就會明白它的道理了吧。
《史記·孔子世家》記述孔子經過蒲地去衛國都城，當地有公叔氏發動叛亂，阻止孔子去衛，意思大概是怕對自己有所不利。於是孔子和他們立下盟誓，答應離開蒲以後不去衛。 結果才出東門，孔子就下令車子向衛馳去。子貢疑惑地問：這不是背盟了嗎？孔子淡然一笑，灑脫得很：受要挾訂下的盟誓，不管用的。用現代法律的概念來說，就是在不能表達本人真實意志的情況下籤訂的文書不具法律效力。
上面說的三件事，性質都有些不同，但都表現了孔子的一種性格特點、思想特點，就是不用極端的、偏執的態度來看待道德問題。我對孔子，不像有些人崇敬得那麼厲害，但很喜歡他的溫厚與看重常情常理，覺得他是一位好老頭。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周作人曾經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議論，其中一點是健康的道德必須建立在正常的人情、人性的基礎之上。回頭看孔子，他沒有背離這個道理，儒家理論，有許多是到了後來才演化得苛酷乃至奇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