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文明史，開始於文字的發明，距今最早也不過七八千年，大約只佔據人類演化史的百分之一而已。然而，正是在這短短的數千年裡，地球上不同地區的人們誕生了絢麗多彩的文化，宛若百花爭豔一般。在這其中，既有以華夏、古埃及和兩河流域的農耕文明形態，亦有古希臘、古羅馬這樣的海洋商貿文明，不同文明之間既有文明社會的許多共性、也同時存在根植於本土自然環境和地緣環境下的獨特之處，本文就讓我們探究一番日本這個與華夏文明羈絆千年之久的文明，探尋其“萬世一系的天皇制度”表皮之下所掩藏的真實脈絡。
大化改新：蘇我氏和遣唐使
基於自身狹長多山的地理環境，日本形成了海洋尚武的文化，同時又因處於中華文明圈的影響範圍之內，加之自身自然環境的不穩定，所以封建禮教、尤其是等級思想被日本完全貫徹。進入4世紀之後，日本天皇制度確立起來，可是由於在此之前一直是氏族部落的社會形態，故而即使大和國打下了大片的領土，日本的實際掌權者卻並非天皇，而是以蘇我氏為首的幾大氏族。
氏族的統治加劇了土地兼併之風，底層百姓生活日趨困苦，這為天皇發動政變提供了根基。7世紀初，聖德太子攝政並推行改革，為後來學習中國奠定了條件。公元645年，天皇組織了刺殺權臣蘇我入鹿的行動，皇室奪權成功。此後，日本根據中國隋唐時期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實行改革，史稱“大化改新”。此後，取得了實質權力的日本天皇更加頻繁地派出龐大的遣唐使隊伍到長安學習。至此，日本才算從氏族部落的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
雖說日本深入的學習了唐朝文化，但有兩樣東西卻並未學習。其一是中國古代皇宮中的宦官制度，這可能與日本惡劣環境造就的尚武文化相關。當然鑑於天皇還是有壟斷皇宮交配權的需要，於是日本皇宮中除了皇室成員以外均是女人，她們需要完成包括體力活兒在內的所有工作。從宦官對中國古代皇權、官僚體系的傷害來看，沒學對於日本而言應該是一件好事。至於其二，則是隋唐時期興起的科舉制度，日本同樣沒有學習，而這讓日本失去了一次打破內部社會等級壁壘的機會，對其日後造成非常負面的影響。
日本的自然環境與歐洲希臘半島類似，那就是山地密佈、平原稀少，面積不大的區域被山川分割成眾多零碎的板塊，且缺乏一塊具備碾壓優勢的地區統合各方。這就導致日本文明雖然在天皇的旗幟下長期維持表面統一，其內部的眾多氏族藩國卻宛若古希臘城邦一樣林立四方。不過，也正是源於惡劣的自然環境，日本天皇為了維持權力統治的穩固，沒有學習科舉制度。他們將儒家君臣禮教思想視為維持社會穩定的鐵律，但卻並不願意科舉制度成為日本的選官模式。畢竟引入科舉制度會嚴重觸及貴族世襲罔替的根本利益，天皇很有可能會再次被貴族滅掉。沒有科舉制度導致日本的官職和社會地位只能世襲，底層民眾沒有任何上升通道，甚至就連武士世襲的兵種也是世襲不變的。
在這樣一種“唯血統論”的社會環境之下，很容易出現庸才治國的情況。不過由於日本的極端集體主義帶來的恥感文化，管理失敗的人通常會辭職或者剖腹自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一問題。但是世襲制引發的另一個更為嚴重的後果，那就是由於官職是依據血統而來的，所以天皇並不具備任免官員的權力。世襲模式下的權力導致所謂的天皇根本無法實際控制手下的將軍或者大名，從而使得中央缺乏對地方封建領主的干預能力。
自李唐來，中國的皇帝一直將科舉制考試的最後階段設為殿試，就是皇帝直接監考並批閱試卷，地方官員的試卷也要自己批閱。雖然辛苦，但是官員的任免權一定要掌握在皇權之下，才算是將權力集中在中央，中央才能控制權臣和地方官員。相較而言，日本的天皇除非以軍事壓力進行威脅，否則地方官員可以選擇不執行天皇的政令。所以在這樣繼承權力全靠世襲的情況下，天皇的權力不可避免的被架空，直到失去所有實權成為國家吉祥物。
攝政關白：藤原氏和武士階層崛起
正因如此，從645年天皇從氏族首領那裡奪取政權不到二百年，實權再次被實權將軍奪走。公元8世紀，一直作為攝政王存在的藤原家，通過與皇室不斷的通婚攬政逐漸架空天皇，成為日本的實際統治者。而各地的封建地主也通過世世代代的土地兼併獲取了農民的土地，成為地方的實際統治者。
在中國，土地兼併是一個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失去土地的人大部分成為流民或者被地主剝削的佃農。佃農的收成50%以上要交給地主，剩下的還要按照中央稅率給國家交稅，生物爭奪利益的本性會讓他們心生不滿，成為 社會不穩定因素，進而成為農民起義的誘因。這些人一旦被組織起來就會爆發出強大的力量。還有一部分失去土地的農民會在募兵制社會環境下成為職業軍人，而只認錢糧的職業軍人往往會成為顛覆政權的主導力量。中國因土地兼併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後，因為中央權力集中，下層矛盾最終會指向中央 ，農民揭竿而起推翻舊地主和皇帝，社會重新洗牌、土地再次分配。所以，中國古代皇朝都在這個土地集中又分散的過程中不斷循環，直到近代土地不再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為止。
而日本由於中央沒有很大的權力，矛盾也就不會集中。地方大名的權力很大，他的莊園生產的糧食可以不用向中央納稅，中央派到地方的官吏也不能干涉莊園事務，因此土地兼併的矛盾主要體現在了地方農民和大名之間。對此，大名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就是僱人，來保護自己的莊園不受平民搶劫，同時也監督佃農耕作交租。這些僱來的人被稱作侍從或者家臣（又稱“御家人”），最開始很大一部分和領主有血緣關係，隨後這些侍從、家臣逐漸演化成武士。武士的多寡和忠誠度就是 一個大名實力最具象化的體現，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武士的重要性。
武士階層逐漸成為日本社會解決土地兼併問題、維持社會穩定的關鍵，也因此取得了相當大的權力，而武士的地位後來同樣被確定成為世襲制。武士可以隨意斬殺庶民，法律也規定庶民不能攜帶武器，以此來保證武士對庶民的絕對控制。另外，武士不能耕種糧食、也不能從事手工業和商業，生活來源完全來自封建領主發的俸祿，也因此保證了武士對封建領主的忠誠。
可是用武力壓制的方式來解決封建領主與農民的矛盾，解決的只是表面問題，根本問題還是土地多寡決定了糧食產量。畢竟日本一直都處於人多地少的狀態，而作為社會最精壯勞動力的武士被禁止從事生產活動，反而需要地主收來的賦稅和地租養活，本身也加重了社會負擔。根據史料記載，日本戰國時代自耕農需要向大名繳納的賦稅地租大約是其總產量的60%，差不多和中國沒有土地的佃農一樣，而日本的佃農當然更慘。其他時期稅率不同，但變化幅度不大。要知道，在中國皇權時代，除了因徵收重稅二世而亡的秦代，其他時期農業稅通常都不超過10%。
當然，特殊時期中國官府也會提前收取以後很多年的賦稅從而造成民怨，每個朝代後期大多數農民也會成為佃農，但總體而言中國百姓的壓力比日本小得多。所以日本的封建領主就需要大量的武士來壓制庶民的反抗，同時結合日本自身強烈的集體主義觀念，解決糧食最根本的問題就成了去掠奪其他大名的領地，獲得更多的土地和糧食來養活自己的人民，才能維持自己統治的穩定。
當然，一個領地內的人民作為一個集體，對外戰爭也能將這個集體的內部矛盾轉移，所以藩國混戰也是日本封建時期的常態。可以說，中國解決土地問題是通過起義改朝換代來重新洗牌，而日本是通過下層封建領主之間的相互征伐來消化矛盾。因此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之前從來就沒有被真正統一過，沒有建立起長期穩固的中央集權。當天皇再度被權臣架空，以武士為主角的戰國時代就開始了。
幕府將軍：源氏和徵夷大將軍
藤原氏是日本大化改新學習唐朝、引入中華文化的功臣家族，在天皇取得國家權力之時，這個家族就獲得了很高的地位，隨後其家族成員一直以類似宰相的身份存在，即攝政關白，簡稱“攝關”。天皇還有年幼無知和老邁昏聵的時候，而藤原氏卻一直可以讓家族最年富力強的人來攝政。由於權力世襲，導致天皇並不能罷免攝關，也不能任命其他攝關進行制衡，這就促使這個世襲家族獲得了權力。可是同樣的，即使獲得了權力，他又不是天皇，從法理上將控制地方就更加不合情理、無法維持穩定和中央權力集中了。
很快，國內有兩大家族勢力興起，他們是不同時期因為財政不足而被逐出皇室自力更生的天皇后代，源氏和平氏。兩大家族各自集結力量，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持續30年的混戰（即“源平合戰”），最後以源氏勝出而告終。從此，源氏成為全日本最強大的大名，而早已江河日下的藤原氏也無法與之抗衡。源氏首領源賴朝在公元1192年被天皇冊封為徵夷大將軍，第一個幕府將軍就此誕生。
所謂“徵夷大將軍”，是指徵討日本北部的蝦夷人。而幕府的原意便是用來形容指將軍指揮作戰的營帳，大將軍（源賴朝）在鎌倉設立幕府成為他的統治機構。鎌倉幕府建立後統治日本一百多年，不過所謂的統治也只是類似漠北草原上眾多遊牧族群共用推舉可汗一般的存在，可以在草原稱雄，但無法有效管理各個遊牧部落。當鎌倉幕府越來越管不住這個天下的時候，天皇再次發動政變造反。公元1333年後醍醐天皇集合力量攻下幕府，天皇如願奪下政權。可是天皇手下得力部將足利尊氏，也是奉昭攻打鎌倉幕府的急先鋒，在兩年之後反叛，原因便是天皇新政削弱了武士的權力。
足利尊氏集合武士力量成立新的幕府，日本的第二個幕府（即室町幕府）的時代開始了。後醍醐天皇的勢力無法與之抗衡，於是逃到南方吉野建立政權，日本進入南北朝時代。兩個政權的對抗長達56年，最後天皇勢力由於武士力量不足，戰爭失敗後被室町幕府三代目將軍足利義滿請回京都的新皇宮。隨後因為同樣的原因，室町幕府不再能震懾各路諸侯領主，在建立的138年後，八代目將軍足利義政時期（即1467年）爆發了應仁之亂。幕府手下權臣因為將軍的繼承權問題反目成仇、相互征戰。
連續十年的奪嫡戰爭耗盡了幕府的實力，幕府將軍的權威也喪失殆盡。爾後，日本列島群雄並起，分裂成了66個大小藩國，開始各自發展並相互征伐吞併，真正的戰國時代開始。因為戰爭被滅國的武士沒了職業、丟了俸祿而成為浪人，於是有很大一部分就成了倭寇。無論是自成勢力還是被中國海盜團伙僱傭，都造成了中國明代沿海倭寇勢力的猖獗。接著在連續一個世紀的征伐吞併以後，還是出現了幾個強大的武士大名集團。在這段歷史中，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大家耳熟能詳的人物也相繼湧現出來，並再度完成對日本的統一。
天下布武：信長、秀吉和家康
確立統一之勢之前的日本藩國林立，而織田信長是新上任的尾張國（即今天的名古屋）大名，實力較為弱小，不過它佔據著濃尾平原這片生產稻米的沃土。信長小時候頑劣不堪，不願意學習禮數，這一點也促成了他日後無視階級制度破格提拔人才的特點，同時他也是最早給部隊裝備火槍的大名之一，在後來掌權之後曾有意打破日本階級固化的狀態，但沒來得及執行。在其初任尾張大名之時，旁邊的東海道吞併了幾個大國之後與尾張國接壤，其大名為世代顯赫的今川義元親率兩萬軍隊欲吞併尾張，而後奔襲京都。
彼時，織田信長可用武士不足四千，因而前期很快在今川義元的進攻下潰敗。不過當今川大軍路過尾張國桶狹間這一狹長地帶之時，部隊只能排成縱隊經過而無法展開。到了夜晚，迎面吹來的疾風勁雨讓金川軍看不清前路，這時織田信長派兩千武士突入桶狹間，殺敵三千。敵襲和暴雨導致金川軍後路混亂，今川義元本人也因無法逃走而被直接斬殺。經此一役，原本最具實力的東海道今川家開始沒落，原來被今川家吞併的松平元康（即德川家康原名）趁機脫離了東海道，帶著自己原來的松平領地與織田信長結盟，奠定了信長稱霸的基礎。
桶狹間大戰之時，豐臣秀吉還只是一個給織田信長拿拖鞋的僕人，並因為在寒冬會特意用體溫暖熱拖鞋而被信長注意，並逐漸發展成為其親信。織田信長、德川家康和豐臣秀吉也經常被後人併成為“戰國三傑”。此後，崛起中的織田信長順勢攻陷了與其長期羈絆的齋藤家美濃國，並提出了“天下布武”的政策，於天下間遍佈武力。具體行為就是公開聲明要建立武士政權，將自己的官印改成“天下布武”，讓天下的武士向其靠攏。
因為日本當時的權力關係是公家、寺家、武家之間的鬥爭與平衡，得到武士階級支持的信長開始攻城略地，並向南吞併許多名門望族直接控制了京都，足利幕府和天皇均被他掌控，並將幕府將軍流放，這就是所謂的滅掉公家。然而，信長再向北攻打寺家政權，拆毀寺廟、焚燒佛門聖地，也處死了京都比叡山上的所有僧人，完成了剷除寺家的目標，他也因此成為日本僧人口中的第六天大魔王。接下來織田信長先後三次瓦解了外圍諸國組成的信長包圍網，兵鋒所至、無人能敵。
可是恰在信長在全日本所向披靡之時，其手下大將明智光秀在京都本能寺叛變，趁其幾乎所有兵力都派往外圍拼死之際，率領兩萬兵力攻打信長駐地。本能寺之變，織田信長喪身火海，而此時豐臣秀吉已經是信長手下大將，並且正在攻打西北方向的毛利軍。於是明智光秀派遣信使去與毛利軍應和，怎料跑錯了軍營而被豐臣秀吉率先得知。於是，他立刻與毛利軍講和，並在進行了一系列議和儀式之後，秀吉率四萬武士殺回京都，以壓倒性的兵力于山崎之戰大敗明智光秀並控制京都。隨後織田勢力出現過短暫分裂，不過坐擁京都的秀吉還是取得了優勢，在大半織田舊部的支持下戰勝政敵，並獲得統治權。
在此期間，德川家康一度自己獨立，可是在秀吉得勢之後歸降，幫助秀吉整頓力量，繼而完成了信長“天下布武”的霸業，統一了日本。可是伴隨著國內戰事的結束，大量閒置武士頻生事端，於是1592年豐臣秀吉率領全國14萬武士征伐朝鮮。龐大的軍力讓秀吉有了征服中國、再征服印度，從而建立亞洲帝國的想法。戰爭初期，久經沙場的日本武士攻勢猛烈、勢如破竹，此時的李氏朝鮮正處於黨政不休的內鬥之中，武備鬆弛、不堪一擊，因而不得不求救於明朝。為此，明朝兵部侍郎宋應昌率兵四萬餘人與朝鮮組成聯軍，在平壤擊潰日軍。日軍在異國沒有群眾基礎，持續一年的戰爭讓日軍減員近半，秀吉感到戰事無望而退兵，不久病死。
當時豐臣秀吉的後代尚且年幼，根本掌控不了局面，政治均勢也很快被打破。此時，德川家康最具影響力，這使得很多豐臣家的武士力量開始向其靠攏。作為秀吉的嫡系，石田三成開始與家康對立，雙方在全國大名之間拉攏勢力，並於公元1600年爆發決戰，史稱“關原合戰”。這是日本少有的二十萬武士參加的大會戰，德川家康在戰前成功策反了對方陣營裡的小早川秀秋倒戈，最終贏了戰爭，石田三成被處死。1603年德川家康被天皇授予徵夷大將軍的名號，豐臣家也隨後被滅門（即“方廣寺鐘銘事件”），德川家康遷都江戶（即後來的東京），確定了日本日後的經濟中心，日本隨即進入了長達265年的德川幕府統治時期——江戶時代。
綜上所述，日本天皇制度在氏族享有世襲罔替特權的前提下，只能憑藉武力威脅取得形式上的統一。由於內部缺乏一個絕對碾壓優勢的地緣板塊，天皇亦沒有能力干預地方官員，故而其內部矛盾只能通過將軍、大名之間的征伐進行消化。隨著德川幕府的確立，階級等級也進一步被幕府將軍鞏固和加強，日本也準備進入自己下一輪的封建循環。
然而此時的世界正在發生劇變，恰在關原合戰的那年（即160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正式成立，歐洲正在推動大航海時代的船帆覆蓋到更為廣闊的區域。到了1853年發生了美國以炮艦威逼日本打開國門的“黑船事件”之後，新的思潮即將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