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人才之眾，在中國古代史上是罕見的
三國之主曹操、劉備、孫權，縱橫捭闔，權謀幹略，出類拔萃，堪稱當世英雄。孔明、荀或、魯肅以其超人的智慧，描繪三國宏圖，促使三分鼎足，不愧稱三國時代傑出的三大戰略家。
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則有周瑜、陸遜、郭嘉、程昱、司馬懿、龐統、徐庶等輩；勇而有謀，武功顯赫，則有關羽、張飛、黃忠、趙雲、張遼、徐晃、徐盛、朱桓之流；兩才相當，棋逢放手，則有姜維、鄧艾和羊祜、陸抗之徒。
勇冠三軍，驍銳莫當，蜀有馬超、魏延，魏有許褚、典韋，吳有甘寧、太史慈。不辱君命，鄧芝、趙諮可謂善於外交。文采風流 ，蔡邕、王粲、禰衡，曹植、楊修亦一時之絕。三國人才濟濟，不勝枚舉。讀 《三國演義》宛 如入中國古代人才展覽總館，歷代各種人才，在此莫不具備。不禁令人驚歎：三國何其多才！
三國人才濟濟主要是君主善用人
三國人才如此眾多，而一些朝代卻廖廖無幾，是否“造物者”偏愛於三國？其實，“天涯何處無芳草”。西晉文學家左思《詠史》詩中則指出：“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意即哪個朝代沒有奇才，只不過是被埋沒罷了。
為何被埋沒？或因無機遇，或因君主不會用才。人才之湧現，多在亂世或盛世，在腐敗的朝代人才是難於發揮作用的。盛世之所以多才，是因盛世不是上帝安排，而是靠人去改天換地，沒有眾多治世之才是難於出現盛世的。亂世，是大動盪、大分化、大轉變的時期，
舊的統治者已不能再統治下去了，它統治的基礎——皇親國戚、各級官吏等已腐朽不堪，這些人大多是碌碌庸人，無所作為，他們既無力挽狂瀾於既倒，也無本事獨樹一幟，等待他們的只能是滅亡的命運。這時草澤英雄紛紛崛起，逐鹿中原。
要圖天下，必須有人才，故獨霸一方革主大多能禮賢下士，千方百計蒐羅人才，所以說這正是用才之秋，也是人才得以脫穎而出的良機。三國曆史正好證明亂世出英雄這個真理。如非亂世，織草履出身的劉備何能稱帝西蜀？如非亂世，宦官之孫曹操何以能“挾天子以令諸侯”？若非亂世，一縣吏之孫孫權何以威鎮江東？
雖說亂世出英雄，但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7次分裂時代，為何人才以三國最多，最引人注目？這是因三國之主曹操、劉備、孫權都善於用人。他們在其割據的地區竭力發掘人才，可說是蒐羅將盡，被埋沒的不多。因此，湧現眾多人才的時代，一是機遇，二是君主要善於用人，二者缺一不可。而三國人才最引人注目.與《三國演義》作者生花妙筆的描述也有關係。
正確評價人始能正確用人
三國用人藝術，是我國古代人才學的珍貴遺產。認真進行研究，對於用人是大有裨益的。研究三國用人藝術，要從正確評價人才入手，因為能正確評價人始能正確用人。而要正確評價人才，首先必須實事求是，決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劉備用孔明，可說是善於知人、用人，孔明確是當世奇才個了不起的英雄。可是，因孔明未能實現其北伐宏圖，人們頗多異議。有的說他六出祁山，所得只不過三郡，勞而無功，說明他非大才：有的說蜀國人才短缺，致使“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可見他不善於用人。
孔明是蜀國的關鍵人物，他輔佐劉備開始是謀主後當丞相，劉備逝世後他是實際的執政者，蜀國強弱跟孔明當然大有關係。但不能以成敗來衡量孔明，把他的優點說成缺點，從而否定這個傑出的戰略家。
在用人方面，孔明不拘一格，能因才任用，故陳壽說，“是以西土鹹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三國志·蜀書·費禕傳》）許靖是大名士，但沒有多大實際能力，劉備入川后原不想用他，孔明因許靖海內知名，用他可擴大影響，吸引更多人才，故力勸劉備任用，劉備乃拜年已70的許靖為司徒。魏延、楊儀兩人很有才能，因魏延“性矜高”，楊儀“性狷狹”，兩人都不能團結人，他雖依靠這一武一文為軍中左右手，卻沒有任為繼承人。
孔明每次出征，治理蜀中事務都委託德才兼備的蔣琬、費禕、董允等人。孔明逝世後，蔣琬、費禕先後管理蜀政，使敵人不敢窺視西蜀，邊境無虞達29年。至於孔明未能取勝，這主要是由於客觀形勢的原因。當時魏國兵力、人力都比局國多3倍以上，經濟力量也比蜀國雄厚得多，其統帥又都足智多謀。
戰爭是人力，物力、智力的較量，而魏、蜀兩國人力、物力如此懸殊，智力又不相上下，蜀國是不存在取勝的客觀形勢的。但是孔明以5萬兵力能採取攻勢，使魏國駐守秦川前線的20多萬大軍只能堅守，其主將司馬懿不得不忍恥接受巾幗婦人之衣，如果孔明沒有超人的軍事才略，何以臻此 ！因此，以成敗論英雄，是不能正確認識孔明這個奇才的。
其次，要正確評價人才，要有一分為二的觀點，決不能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對於人才的評價，不能僅從其人道德品質方面去考察，而更重要是要看他對社會做出的貢獻。曹操是一個十分殘忍又具有雄才大略的奸雄，既有過也有功，對社會發展還是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的。他在用人方面也有其過人之處。
曹操不念舊惡，唯才是舉，因而過去的仇人與敵營的人，都奔集於他麾下，為他獻智效勞，終於統一北方。如果曹操老是計較個人恩怨，用人吹毛求疵，則不能圓結更多的人為己用，也許他將變成孤家寡人，一事無成。有人因曹操秉性奸詐，連他的雄才大略也一概斥之為邪惡，那是片面的。
再次，要正確評價人才，要對具體人做具體分析，決不能用一個框框來衡量天下之才。世上沒有萬才具備的人，有人精於此而粗於彼，孫權未見出奇謀，但能任賢舉能，集“眾智”、“眾力”於一身，故成一代明主。周瑜雖不衝鋒陷陣，但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被譽為英明的統帥。馬謖任主將不行，卻是個有智計的謀士。馬超不善謀略，卻是驍銳莫當的勇將。故用人要量才錄用，不要強用其所不能。
用人攸關國家興亡
能否用人，對國家之興亡至為重要。三國之興，與曹操、劉備、孫權善於用人大有關係。劉備”三顧草廬”，孔明感其知遇之恩，做出隆中決策，為之效忠竭智，才能由弱變強，稱帝西蜀；孫權善於用“眾智”、“眾力”，聽從魯肅的“榻上策”，故能鼎足江東；
曹操虛心求教於荀或，遵其“深根固本以濟天下”、“堅守官渡待變”之策，方能稱雄北方。東漢末年，逐鹿中原的不乏其人，為何只存下三國，而其他人都被消滅了，不善於用人是個重要的原因。袁紹雄踞四洲，兵多糧足，謀士如雲。官渡之戰，他的兵力比曹操強得多，勝利本應屬於他，因他既不聽田豐、沮授之諫，又不從許攸之策，疑其所不當疑，決其所不當決，於是貽誤軍機，被動挨打，以失敗告終。
劉表居用武之國，擁九洲之眾，因其“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又無宏圖大志，滿足於現狀，只能是他人俎上之肉，任人宰割，荊州被分解是必然之理。呂布被稱為無故將軍，效忠於他的陳宮，為他盡智獻謀，他當耳邊風，對面諛而通敵圖他的陳珪父子，卻言計聽從。
在被曹操圍困的危急關頭，他不依靠張遼等猛將以擺脫險境，而是想憑他的方天畫戟和赤兔馬以保妻子安全，結果還不是被曹操所擒，腦袋搬了家。後來三國之亡，也是因用不得其人之故。劉禪寵信黃皓、曹魏重用曹爽、孫皓任用岑昏等一小撮佞臣，都加速了蜀、魏、吳的滅亡。
善用人者都採取”五湖四海”政策
縱觀三國曆史，凡善於用人者都採取“五湖四海”的政策。曹操的“唯才是舉”實是這種政策的體現。如荀彧、郭嘉、賈詡原是曹操敵人的謀士，張遼、徐晃是亡虜，于禁、樂進是行伍出身，都被曹操所蒐羅，加以提拔重用，才得顯姓揚名。
孫權用人也如此。他不僅重用吳郡人顧雍等，對於避亂江東的廣陵人張紘、琅邪陽都人諸葛瑾等，也都重任。劉備取蜀後，除以隨之入蜀的荊州人士為骨幹外，對於原有益州、東州人士，即便是劉璋的親疏，都量才錄用。孔明在團結這三州人士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把三州人士團結在劉備的周圍，擰成一股力量，對鞏固蜀國政權起了巨大的作用。
用人不計恩仇，是曹操、劉備、孫權的共同點。東漢末年，群雄對立，或友或敵，很難固定，人與人的關係是十分錯綜複雜的。如果以恩仇做為用人的界線，決不能團結更多的人，也對事業不利。
因此，曹、劉、孫用人，對事業有利的，雖仇也用。張繡曾殺曹操長子、侄兒、愛將，後他再降，操也納之。劉巴為劉備宿怨，他取蜀時為團結益州人士，也不計較其既往而用之。甘寧曾結怨於孫權，後他來降，權不咎其過去，甘寧因此拼力很效，屢立奇勳，成為東吳猛將。
用人唯親的惡果
用人唯親的惡果，在《三國演義》中也有深刻的揭露。所謂“親”無非有二，一是認為是“心腹”，二是親屬。用人而限於此，人才必然是有限的。所謂“心腹”，大多是佞巨，這些人只看其主子限色辦事，為達到個人私利，往往瞞上欺下，他們是成事不足，敗享有餘
東漢末朝桓、靈二帝，寵信宦官，造成天下大亂，就是典型的例子。因裙帶關係而成為權貴的，在中國封建社會里是常見的事。這些人大多不學無術，是碌碌無能的庸才，一旦掌握朝政，必然把它弄得一塌糊塗。何進原是屠屍，因妹妹貴為皇后面被封為大將軍，正是在這個雙料草包的手裡，使漢朝名存實亡。用人唯親即使是曹操、劉備也在所不免，如曹操用夏候淵丟了漢中，劉備用關羽失了荊州，這對於曹操、劉備雖是個別的事件，但也足見完全擺脫用人唯親也殊不易。
樹立朋黨之害
樹立朋黨之害給人的教訓也是很深刻的。凡立一朋黨，必有另一朋黨與之對立。朋黨之爭，或一敗，或兩敗俱傷，對國家、對事業都有害無益。當然用人必須依靠骨幹，不過這與樹立朋黨是兩碼事。 因依靠骨幹是為更好團結大多數，而樹立朋黨是為捧一派打擊一派，袁紹因寵愛幼子袁尚，對其黨徒也大加重用，於是自成一朋黨。擁長子袁譚派也就成立一朋黨與之對抗。
因朋黨對立，內部力量大為削弱，終被曹操所滅。劉表因愛妻而讓妻黨掌握軍權，妻黨必然擁護其妻所生的幼子劉琮，一朋黨於是產生。長子劉琦不甘心失去其法定繼承權，求助於劉備，這又立了一朋黨。曹操南征，繼位的劉瓊不與其兄劉畸協力抗曹，而是為保位投降了曹操，結果不僅丟了荊州，連命也保不了。
知人、薦賢是用人先決條件，知人、薦賢是用人的先決條件。知人才能用人得當，薦賢才能廣招人才。《三國演義》有不少知人美談和用人軼事，如曹操、劉備、孔明、孫權等都 能知人，故能用人；魏、蜀、吳賢士都能輾轉相薦，這是三國人才濟濟的原因之一。他們的知人、薦人的經驗，值得用人者借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