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的歷史十分漫長。有研究指出，早在人類發明出語言進行交流之前，音樂實際上是一種原始語言，但這並非音樂的主要功能。眾所周知，音樂最大的特點是能夠聲入人心，觸及到我們的情感本能。
作為喚起情感和情緒的工具，音樂遠比語言更為強大，並直接影響到人們的具體行為。那麼，音樂究竟是怎樣喚起我們的情感和情緒的呢？它為什麼比語言和其他藝術形式擁有更加強烈的情感表現力？
目前最流行的研究方案是在神經科學領域尋找證據。在神經科學家看來，音樂帶來的享受與刺激，可以自然地關聯到大腦中的多巴胺系統，多巴胺系統主要影響我們的情緒，讓我們感到快樂。
多巴胺系統不是孤立運作的，它們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們與大腦其他區域的相互作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健康經濟學名譽副教授沙拉姆·赫斯馬特博士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們欣賞音樂的能力可以被看作是我們人類情感大腦及其最近進化的新大腦皮層的結果。”
儘管許多研究者對大腦如何處理音樂引發的情感反應越來越感興趣，但當我們探討音樂與情感的作用機制時，並非一定要將其轉化成嚴格的自然科學議題，並通過說明大腦內部的複雜結構才能加以理解。
科學與藝術之間，終歸有一條分界線。在借鑑神經科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完全可以採取更多樣化的角度來審視其中存在的諸多現象及其規律。尤其是，與音樂有關的問題，終究要回到音樂本身。
感知而非體驗：音樂中的情感模式
為了解釋音樂的情感調動能力，美學理論家威廉·福德·湯普森和萊娜·昆圖總結出一整套“音樂代碼”，從各個方面對其進行說明。這些代碼包括調式、節奏、音高等各個方面。兩位學者想要提醒我們，除了歌詞以外，音樂中表達情感的部分是全方位的。一個最簡單直接的例子是：當聽慢節奏的音樂時，我們會陷入平靜或者沉思的狀態，而快節奏的音樂往往會引發快樂或者不安的情緒。
類似這樣的現象也引起了許多研究者的注意。我們之所以會對一些樂曲產生強烈的情緒反應，可能源自前語言階段的祖先身上遺留下來的需求記憶。比如作曲家喬爾·杜埃克就曾指出，一首音樂中總是包含許多誘因和線索，音樂製作人用它們來引發特定的情感和情緒，或者“原始反應”，這中間存在的現象和規律，似乎是跨文化的，它們暗示著某種深刻的歷史記憶。
上述觀點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予以解釋。神經生物學家馬克·坎齊茲認為，音樂與人類行為相呼應。比如，快節奏似乎與逃離危險或者慶祝活動有關。BBC在2015年製作的一檔節目中則指出：“上行音階和斷奏往往會使我們感到緊張不安，而長時間的下行音調似乎有一種鎮定效果。”
在這種情況下，音樂的確是我們人類共同歷史的一部分，是人類歷史和物種進化過程中的一部分。
既然人類可以“跨文化”地從音樂中體驗出相似的情感，那麼這種體驗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又具有怎樣的特徵呢？
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經歷：在聽某一段慢節奏的音樂時，能明顯體會到音樂中的情緒是悲傷的，但實際上，我們在聆聽的過程中感受到的是一種愉悅。換句話說，從樂曲中讀出情感是一回事，真正感受它又是另一回事。
有關這方面的理論普遍認為，我們從音樂裡感知到情感，而不是感受到情感。這意味著，有時我們可以理解一段音樂所表現出的情感，而不是真正去經歷它們，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許多人覺得在安靜的夜晚聽悲傷的音樂是一種享受，而不是沮喪。當我們聽音樂時，與現實世界處於某種抽離的狀態，不會感到任何真正的威脅或危險，所以我們可以感知相關的情緒，而不是真正去體驗它們。
對於感知音樂中的情感與感受自己的情感之間存在的這種差別，奧克蘭大學特聘哲學教授、音樂哲學家斯蒂芬·戴維斯曾這樣寫道：
音樂是感性的客體，是聽者悲情共鳴的原因；這是她的注意力焦點，她的反應反映了音樂表現力的變化。然而，聽者並不認為音樂……有任何不幸或令人遺憾的地方，她也不為音樂感到悲傷。換句話說，她的回應缺乏通常與情感相關的信念，也沒有把音樂作為刻意的對象。
換句話說，我們不一定因為悲傷的音樂而感到悲傷；我們感知到悲傷是因為它在用自身的獨特代碼向我們傳達某種悲傷的情感。
情感的來源：緊張與放鬆、期待與回報
既然我們感知到的是通過音樂代碼製造出的情感和情緒，那麼它就有自己的生成規律。從音樂理論的角度看，我們從音樂裡感知到的其實是緊張和放鬆，它們主要取決於我們對一首音樂接下來的走向的預期是否得到了滿足。當下一個音符或樂段完成了我們的心理期待時，我們就會感到快樂，而當它沒有如預期那樣進行時，我們會感到沮喪或緊張。
在闡釋音樂與情感的關聯時，神經心理學家和媒體專欄作家馬力尼·莫哈納將神經科學與音樂理論結合起來。在他看來，音樂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感知幻覺，就像我們對拼貼畫的感知方式一樣。
“大腦給一系列聲音賦予了結構和秩序，實際上，這些聲音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意義系統。”因此，音樂欣賞與處理這些基本結構的能力有關，即預測歌曲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能力。但是這個結構又必須包含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否則它就會變得缺乏情感。
對於欣賞音樂而言，個人品味往往至關重要，但在音樂如何影響情感方面，也存在一些基本規律。
在莫哈納看來，熟練的作曲家通過揣摩聽眾的期望來“操縱”歌曲中的情感，並掌控這些期望何時能實現以及何時不能實現。這種成功的創作模式或許會讓普通聽眾感到不可思議甚至不寒而慄，但這正是任何一首動人歌曲背後的基本規律。
因此，和語言不同的是，音樂更多地植根於涉及動機、獎勵和情感的原始大腦結構。莫哈納總結道：“音樂包含了對時間秩序的微妙的違反”，“這些違反最終被大腦額葉識別為愉悅的來源。當預期得到滿足時，就會產生回報反應。”
那麼這種與緊張、放鬆、預期以及回報有關的情感調動能力，在音樂上具體是如何實現的呢？換句話說，作曲家是如何具體運用各種“音樂代碼”喚起聽眾情感的？
“音樂代碼”的背後：固定模式與自由創造
在所有音樂類型中，電影配樂尤其能體現出對觀眾情感和情緒狀態的精準掌控，作曲家必須在恰當的時機迅速強化情節畫面的情緒感染力。因此，對於音樂如何更好地喚起情感，電影配樂家通常具備一整套經驗和方法。
在接受英國《每日電訊報》作者多米尼克·尤頓採訪時，因《房間》（Room）配樂而榮獲奧斯卡最佳原創音樂獎的作曲家斯蒂芬•倫尼克直言不諱地表示：這“可以很簡單，一連串上行和絃音階，暗示著向上的情緒，聽眾會被鼓舞；反之，一連串下行和絃音階，暗示著相反的情緒。”他進一步解釋道：
想想那些令人著迷的音樂，當這種行進軌跡建立起來時，情緒是如何上漲的。構成和絃的音符中有一種張力，讓我們覺得它需要去某個地方得以解決。最終，節奏變得更加強烈，達到一個漸強的高潮，並在一個更高的穩定和絃上得以釋放。
搖滾樂迷通常會有這樣的感受：當電吉他奏出最後一個和絃時，之前在歌曲裡一直積累的緊張感得以徹底釋放，於是，現場所有人都陷入了滿足與瘋狂。哈佛大學醫學院的音樂治療專家亞當·桑可夫斯基指出：將“穩定的和絃”作為歌曲的中心，是作曲家“操縱”聽眾感情的一種基本方式。
在接受尤頓採訪時，他用盡量通俗的語言向普通聽眾解釋了其中的道理：“如果你單獨演奏降A大調和絃，它就是降A大調。但如果你把它放在一首歌的中間，而這首歌到目前為止一直都是C調（一個沒有降A和絃的調），這就改變了一切，因為它創造了張力。”
實際上，桑可夫斯基只不過闡述了一些樂理知識。而它們已經暗含了音樂如何召喚情感的秘密：“音樂是關於緊張和釋放的，而這是通過你如何處理與主調之間的關係來實現的。”
科學家的思考方式是：音樂如何“點亮”大腦某個區域，並促使多巴胺的釋放。對於作曲家來說，這些道理其實並不需要被放到神經科學那高深莫測的地帶，也能得到很好的解釋和運用。
將音樂與科學結合起來，或許才是探究這個古老話題的最佳路徑。不過，對於倫尼克來說，音樂理論和心理學研究僅僅是一個起點，他相信從本質上講，任何作曲家首先也最重要的工作都是處理情感。
除了大調歡快、小調憂傷這一基本規律之外，還有更多元素可以加入進來，成為表達情感的手段。在他看來，這些“音樂代碼”至少還包括音樂家的演奏方式、樂器的種類、節奏、錄音技術等等。
在所有藝術形式中，音樂向來被認為最具有情感表現力，但只有掌握了音樂自身所具有的規律和特點，作曲家才有可能創作出打動人心的作品。不過，雖然音樂喚起情感的方式有相對固定的套路和程序，但它們不可能取代藝術創造力的作用。
兩位同樣掌握了全部“音樂代碼”的作曲家，創作的樂曲總有高低之分。兩首同樣的小調音樂，帶給聽眾的實際感受也會存在巨大差別。靈感和創造力的差異，同樣不可能依靠科學結論加以說明。
就像《海上鋼琴師》裡的主人公1900說的那樣：鋼琴只有八十八個鍵，但可以創造出無窮無盡的音樂。“代碼”只是起點，在一套既定模式下包含的不確定性和自由魅力，才是音樂最終能夠聲入人心的關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