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在大學學習到實證主義法學派時，老師都著重介紹意大利法學家龍勃羅梭的
天生犯罪人，言下之意，這類人是難以改造的，只能肉體消滅了。當時懵懂的我，幾乎不會相信還有這樣的理論。我一直以為所謂天生犯罪人，大體上就如三國時的魏延，天生反骨。可這回，我真的信了，天生犯罪人是存在的。
大連女童被害案，案發到現在已經三天了。隨著媒體的對焦，越來越多的信息得以披露。蔡姓男童“前科”累累，多次在小區內尾隨年輕女性，甚至有掀起別人的裙子的過分之舉，其父母不去教育蔡童，反而和被害女子發生爭吵。一味縱容之下，直至釀成慘劇。
未成年人犯罪，不能承受之重
案情回顧：
2019年10月20日下午，大連沙河口區的女童琪琪，上完美術補習班準備回家，途中遇到13歲的蔡某。蔡藉口需要幫忙，將琪琪誘騙至家中。試圖強姦琪琪，遭到琪琪奮力反抗。蔡惱羞成怒暴力毆打琪琪。
請注意蔡童體重已經接近140斤，堪比成年男性。琪琪在遭到重擊之下，意識昏迷。蔡某唯恐事情敗露，用尖刀猛戳琪琪，奪其性命，並拋屍灌木叢。
琪琪才10歲，人生剛剛起步，就被蔡某斷送。而蔡某因為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而無法啟動刑事追究程序。
如此嚴重的犯罪而無法追究刑事責任的事例，這不是第一起。
2016年廣西一未成年人連殺三名兒童，為了逃脫警方追捕，先後步行或騎車，一路逃亡。
2016年6月13日，四川金川，13歲的方某為了搶一部手機，將23歲的女老師燒成重傷。
無有獨偶，就在近日，媒體又報道，四川省眉山市仁壽縣某中學學生不滿老師管教，居然用磚頭擊打班主任。從流露出的視頻來看，十秒重擊老師九下，磚磚致命。好在被其他同學攔阻，該老師沒有成為磚下游魂。慶幸的是這個學生達到14週歲，刑事程序如期啟動。
那麼大連的琪琪呢，花樣年紀殞命歹徒，而歹毒的蔡某不用坐牢，只是收容教養三年。對於未成年人不用坐牢，蔡某明知故犯。事後，從蔡某的朋友圈中可見一斑。13歲，成了免罪金牌。
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可行嗎？
作為一名法律人，我很震驚。這幾年，未成年人犯罪而無法追究刑責的事情越來越多。
到底是誰之錯？
強烈要求追責的呼聲漸高，甚至有人說未成年人保護法成了未成年犯罪保護法（這一點需要澄清，犯罪問題規定在刑法裡面），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是再自然不過的想法。
但理性派的立場也非常鮮明，暫時不宜調整刑事責任年齡。理由如下：
幾乎每一個人都有犯罪的基因，犯罪是人類社會屬性的概念，而不是人類自然屬性的概念。從這個意義上說，未成年人殺人犯罪不是自然之罪，而是社會之罪。既然是社會之罪，那麼社會就有教育孩子的責任。
不能對孩子啟動刑事程序。同時誰又來評估孩子的人身危險性呢？家家都有孩子，如果他們一旦被宣佈為犯罪，那麼……
這是一個貼標籤的社會，一旦被貼上罪犯標籤，他們後面的人生，該怎麼辦？
另一個常見理由是未成年人的心智發展尚未成熟，缺乏對事物的正確理解，容易衝動。用刑法術語表述就是缺乏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
所以一開始就不能將未成年人納入刑事責任主體。綜合考慮，刑法此採用了14週歲，作為絕對刑事責任年齡的分水嶺。
我還聽過一種聲音，如果將未成年人投入監獄，我們要新建多少監獄，耗費多少納稅人錢財。這似乎又是來自法律的經濟分析。
有限下降刑事責任年齡，好不好？
作為社會人，我們時常遊走在情感和理性之間。好不好，行不行，常常折磨地我們不知道該往左行還是右拐。
我試圖回到刑法的本源：刑法的本源是什麼？報復。我想一定是報復，是用一種國家體系的暴力取代私人復仇。通過規範化的刑罰體系，使得社會不會消彌在侵害和復仇中。
通過這個思路我們就不難發現，當出現嚴重罪行的時候，如果事情已經無法挽回，那麼當事人付出代價乃至嚴重代價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可一旦這麼順理成章的訴求都不能滿足，私人復仇就必然抬頭。
大連琪琪案正是如此。在看某某頭條下面的留言時，有一個自稱被害人家屬的人稱：如果法律管不了，我們家人管。為的就是給琪琪一個公道。
姑且不論是否系被害人家人所發，至少反映了當下的一種態度。這條信息點贊量頗高。說明了樸素的正義觀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1）14週歲不是個魔咒
如前所述，未成年人不如成年人能控制自己，這是一個生理現象。但14週歲只是一個立法技術。我們的刑法修訂於1997年，已經22年過去了，人們的生活水準發生很大變化。
現在的14週歲孩子的心智水平都接近過去的16歲，甚至更高。民法總則都將相對民事行為能力調整至8歲。刑法還有什麼理由如此矜持。你看蔡某才多大的娃，對異性產生不可遏制的衝動。
同小區的一個女子在網上發帖稱，如果不是當天家裡有朋友和她的寵物狗，被姦殺的就是自己。在事前和事後，蔡某還和被害人家屬搭訕，心理素質堪比成年人，這樣的心智足夠成熟。也許有人說，我只以蔡某為個案，缺乏大數據分析。這一點我不否認，下面我們再聊。
（2）社會責任，等於人人無責
教育，既是阻卻貧窮的有效武器，也是防範犯罪的天然鴻溝。
但教育絕不單單是學校的事。把未成年人犯罪的責任推給社會，那麼等於學校、家庭乃至社區都要背鍋。說好的刑責自負呢？既然行為人用自己的犯罪行為向國家發出要約，憑啥要其他主體承擔刑罰的承諾。
再說社會主體那麼多，誰去承擔這個責任？怎麼承擔這個責任。總不能讓校長去坐牢。說到底，所謂社會責任就是沒有人為此買單。社會各方面只有在犯罪行為發生前的教育和阻止的責任罷了。
（3）刑法的主要功能就是報復
體系化的國家報復取代了私人復仇。但國家應當發動刑罰權而不能發動時，要麼是這個社會錯了，要麼是法律錯了。有人說，未成年人犯罪如果動不動施用刑罰，會造成累犯、再犯。
我就納悶了，我們查處的不少犯罪都是成年人犯罪，特別是盜竊犯罪，再次犯罪率極高，為何不對這類犯罪輕緩化或者出罪化。
蔡某殺人和盜竊，哪個對法益的傷害更大。不要動不動就談教育和感化，如果能教育和感化，就不會釀成今天的惡果。
我一直堅信，刑法作為其他部門法的保障法，其他法律都不能搞定，刑法再不出手，這個保障法就成了廟裡的金剛，樣子唬人罷了。刑法不應承擔過多的教育職能。
（4）刑法的謙抑性還是要有的
從我接觸刑法開始，聽得最多就是刑法需要謙抑。張明楷老師說，謙抑是針對刑事立法，而不是刑事司法。針對未成年人，也不是能犯下刑罰規定的所有之罪，對其最大限度的保護（包括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都是每個國家的義務。
因此，能不能將極其嚴重的罪行下調刑事責任年齡。事實上，我們的刑法已經對八大嚴重罪行，規定了相對刑事責任年齡。這裡是不是有必要再度適當調整。
琪琪的悲劇不是第一例，但希望是最後一例。
讓法律的歸法律，教育的歸教育。
對待天生犯罪人，刑法不應缺位！
江蘇省淮安市檢察院
公訴處檢察官
